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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黄洁夫曾宪梓钟南山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2 月 25 日 20 时 24 分 50 秒 　
来源: 南方日报   2010-10-9 11:18:25
    核心提示
    黄洁夫、曾宪梓、钟南山,这三个身份显赫的大人物,欣然敞开心扉接受南方日报独家专访,只为一个共同心愿——庆贺中山一院百岁华诞。
    作为老院长,至今不愿放下手术刀的卫生部副部长说:“中山医的哺育造就了我的人生。”
    作为老病人,患尿毒症15年的香港老牌“红色资本家”说:“中山一院是我的救命恩人。”
    作为家属、同行,德高望重的“抗非英雄”说:“老中山医人,是我一生的榜样。”
    三个人,三种视角,三种因缘,串起一个共同的百年传奇、百年医魂。
    1
    黄洁夫
    中山医的哺育造就了我的人生
    “在我采访的100多位中国省部级官员中,黄洁夫是最特别的一位。”
    这是《江泽民传》作者库恩博士在其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评价。
    在这个“中国通”眼中,黄洁夫从工厂职工医院的医生到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从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到卫生部副部长的经历很传奇。而更特别的是,他至今保持一个外科医生的鲜明职业特性。他在全国“两会”发言中坦承表达对新医改的建议,并力推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事业进步,艰难地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
    “是中山医的哺育造就了我的人生”。比起秋凉的北京,10月的广州依然热情如火。以老校长、老院长的身份,回穗参加中山一院百年院庆,64岁的黄洁夫显得神采奕奕。
    从47年前的那个秋天踏进中山医学院红楼开始,几进几出,这里已成了他无法割舍的“根”。1996年到2001年,在他主政中山医的5年间,勇于推进教学、医疗与科研体制的改革创新并大胆引进提拔青年人才,使中山医科大学走出低谷重塑辉煌。以“改革黑马”姿态高调出现的他,1997年从全国1000多名大学校长中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2001年,原中山医科大学与原中山大学合并为新的中山大学,黄洁夫被上调北京,任卫生部副部长,后升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我人生的追求是当好一个医生。”不管是当院长、校长,还是卫生部副部长,他都坚持“双肩挑”。现在不仅每周都上手术台,还担任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对于当年的争议得失,耳顺之年的黄洁夫已经释然。
    “十二海归集体回国”震惊全国
    南方日报:您的中山医情结很深。
    黄洁夫:因为中山医哺育了我。1963年,我从湖南省洪江市考进中山医学院,岭南文化和中山医的乳汁哺育了我,造就了我以后的人生。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当踏进中山医校门的第二天,柯麟老院长就来到宿舍看望了新生,我当时住在5407宿舍,他勉励我们立志当好医生,一生治病救人。那时中山医在国内是重点医学学府,是全国拥有一级教授最多的医学院校,当时就有梁伯强、谢志光、周寿恺、钟世藩、陈心陶等8位一级教授,他们每月工资高达381元。柯院长笑着鼓励我们要向“381高地”进军。没想到,这句话在文革中成了他“毒害青年”走白专道路的罪状。很多老中山医人至今感谢在他的领导下,有一个宽松学习工作的环境。
    南方日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是中山医历史上快速发展时期之一。您大胆引进人才,1997年“十二海归集体回国”事件可谓震惊全国。
    黄洁夫:我1996年1月接任校长时,中山医正面临发展的关键时期,海内外校友和全体教师员工都希望有个大的改革。我当时发表的就职演讲,在中山医点燃了改革的火。我把8位教授的画像挂在图书馆里来教育学校的师生,给柯麟老院长在校友会堂中竖起铜像,来宣传弘扬他高尚的从事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精神。此举在校内、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中山医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从1996年到1999年,我们从国内外引进了70多位高学历人才,给他们事业发展提供了舞台。比如现在的中大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院士,就是当年集体回国的12位海归博士代表。他35岁就当上了肿瘤医院院长,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院长。
    南方日报:据说您当年的人事制度改革是从中山一院起步的?
    黄洁夫:我是1994年担任中山一院院长的,应该说中山医的改革是先从医院取得经验的。例如,我们要打破论资排辈,但必须处理好“新老关系”,于是我们提出了“主任导师制”,让老主任改当主任导师,而放手提拔年轻人当主任。我们将学科发展作为医院发展的灵魂。
    在引进提拔人才方面,中山一院也是不拘一格的。像现在心外科主任张希,是我去美国访问时引进回来的。耳鼻喉科主任许庚是从暨南大学调来的。现在中山一院主持器官移植的副院长何晓顺35岁就提了正教授,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外科教授。当时一大群破常规提拔的年轻人,现在都已经成了中山一院的“顶梁柱”,我们也进行了奖金薪酬的分配改革,取消科室自留地,打破大锅饭,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希望医院要有危机意识
    南方日报:作为“老掌门”,您对中山一院、中山医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和建议?
    黄洁夫:2001年我调任北京工作,中山大学与中山医合并了,现在中大的校长和书记都是我的好友。我与黄达人校长和郑德涛书记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两校合并是强强联合,但要注意尊重合校后在综合型大学中的医学院校自身的办学规律和传统,要给予足够的办医学教育的自主性,不能把综合大学行政化管理的那一套简单用在医学院校身上,这样对医教研发展是不利的。
    对于举行百年庆典的中山一院,我希望医院要有危机意识,立足长远。中山一院曾是“华南第一医院”,但现在兄弟医院都发展起来了,像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外科、肺癌专科很强,南方医科大学回到广东省管理以后整体进步很快,广州医学院系统在钟南山院士带领下也发展迅猛,暨大医学院、广东医学院、中医药大学都发展很好。中山一院过去的一百年有几代人的热血丹心,如今作为国内一间著名的大型三甲医院,要不断强化内功,提升水平,贯彻落实国家医改的举措,坚持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方向,秉承医院光荣传统,努力去谱写下一个新百年更辉煌的新篇章。
    2
    曾宪梓
    香港医生判我死刑是中山一院救了我
    “中山一院是我的救命恩人。1998年香港医生都判我死刑了,是中央派人把我接到广东,在中山一院抢救了66天,从鬼门关抢了回来。所以我曾宪梓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我必须为报答国家战斗到最后一刻。”
    中山一院百年院庆前夕,前来复检身体的曾宪梓在医院特诊室里接受了南方日报的独家专访,细说他与中山一院的深厚情缘。这位出身梅州农村、毕业于中山大学、靠一把剪刀在香港做领带起家的76岁“红色资本家”、原全国人大常委一再谦称,在香港他不算有钱人,但30多年来已累计为内地捐款8.5亿元。
    是中山一院把我抢回人间的
    南方日报:您是1998年与中山一院结缘的?
    曾宪梓:更早啦,我原来就常到中山一院看病。1995年患上尿毒症后,一直靠血液透析维持,多亏他们一直精心照顾。
    1998年我在北京换肾,但手术后排斥反应很激烈,全身浮肿危在旦夕,送回香港抢救。香港的权威医生说,我最多只有3个礼拜的命,要我准备后事。我连遗嘱都写好了。危急关头,是中央派中山医科大学校长、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到香港把我接回广州治疗。当时走驻港部队的特殊通道,车过境时都没停。当时胡锦涛、李鹏、李岚清等中央领导人都打电话给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广东全力以赴、全权负责我的救治工作。
    中山一院多个科室专家一起会诊,做了3个小时的手术,把我移植进去的那个肾脏又拿出了。当时手术麻醉,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我坐火车到了“天堂”,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椅子是金黄色的,人也穿着金黄色的衣服。但我不认识人,找不到椅子坐。一醒过来,才知道是幻觉,我此后常笑说,我算是去过“天堂”的人了,还是中山一院把我抢回人间的。
    那时,黄洁夫每天8点准时带着一帮专家来会诊,非常认真,令我感动。而一大帮香港记者就守在医院楼下,等着发布我的死讯。我求生欲望很强,既然中央出了这么大的力量来救我,我一定不能死。那一次,足足抢救了66天。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回来医院复检。中山一院是我的救命恩人。作为病人,我深深感谢中山一院的医疗水平和高尚医德。
    捐款8亿源自对3元钱的报恩
    南方日报:您自称不是大富翁,却为内地捐款8.5亿元,包括对母校中山大学和中山一院的捐款。据说您的动力来自对3元钱的报恩?
    曾宪梓:做人要饮水思源。我出生在梅州农村,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里无田无地,靠母亲艰难把我拉扯大。17岁那年,一位负责土改工作的同志看见我爱读书,就把我送到梅州当地最好的东山中学,不仅不用学费,连生活费都由学校负担。那时每个月足足有3元钱的伙食费!说来你都不会相信,我17岁了还没一次性见过这么多钱!平时帮母亲买盐,都是几毛钱。那3元钱对我心灵的震撼,你能想象吗?1957年我又读上了中山大学生物系。是国家把我这个穷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知识、有理性的大学生。
    1963年,我为处理父亲在泰国的遗产带着母亲和妻儿离开祖国。在跨过罗湖桥那个瞬间,我就对着五星红旗发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给祖国报恩!我从1983年起,做了十年广东省政协委员。后来才当上全国人大常委。广东是我的家乡,更是我的政治学校。
    后来捐了几千万元为中山大学建曾宪梓堂和中山楼。有一次回中山一院检查,看到医院的CT、MR这些检查设备分散在几个楼,病人跑来跑去,十分不方便。于是我就跟医院领导说,不如我捐点钱帮你们盖个影像大楼,把这些设备集中在一起,方便病人。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曾宪梓楼。
    南方日报:您自己的生活很节俭。
    曾宪梓:“勤俭诚信”是我的人生信念。直到现在,我过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生活,平时10元、8元钱就可以打发一餐。来香港40几年,我没有去过一次夜总会和舞厅,没有赌过一次,坚决不沾染任何不良嗜好。
    人生几十年,一眨眼就过了。能为国家做点事情,是最快乐的事情。我曾发誓:只要金利来不破产,只要曾宪梓不死,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现在看来,金利来是不会破产的,但我终究会走的,所以我要儿子像我一样地爱国才行,请大家一起监督我的儿子。
中山一院在海外影响力很大
    南方日报:中山一院百年院庆,您有什么祝愿和期望?
    曾宪梓:中山一院是我的救命恩人,医术医德“顶呱呱”、“无得弹”,在港澳和海外影响力很大。以前“中山医”的牌子在海外比中山大学还响亮。我衷心希望他们能继续弘扬优秀传统,治病救人。现在内地一些医院风气不好,医生乱开重药,希望中山一院不要受这些坏风气影响。
    我性格直,有时也会给他们提点意见。比如医院的电梯太窄,不方便病人,好比大城市很漂亮但交通拥挤。所以上次捐了200万元给他们装电梯。希望中山一院加强硬件建设,进一步改善就医环境,方便群众看病。
    3
    钟南山
    老中山医人是我做人从医的榜样
    一场SARS,让中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位74岁的权威院士,至今仍时时想起父亲晚年捂着一只眼睛伏案写书的情景,还有那声焦灼的鞭策“你今年几岁了?不年轻啦。”
    他出身于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中山一院著名儿科专家,中山医学院“八大金刚”(8位一级教授)之一；母亲廖月琴是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文革中不惜自尽捍卫一生清白。
“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中山医人,是我一生做人从医的榜样。”钟南山说,在他最艰难的2003年清明节,他站在父母墓前感慨万千,心中默念:“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诲,不违背良知、不说假话!”
    父亲那一辈用药很简单但有效
    南方日报:父亲对你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钟南山:是他的严谨求实,处处为病人着想。小时候我家住在现在的中山大学校园里,父亲为了做脑炎病毒的研究,自费买小白鼠做试验。3楼全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观察。所以我们全家都是老鼠味。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有病人问:“钟世藩家在什么地方?”邻居就会说:“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家。”
    文革中,母亲自杀,父亲被勒令退休,在饭堂负责洗奶瓶,他内心非常苦闷。但当看到很多基层医院很难用上先进仪器、只能靠简单的症状体征来进行诊断时,他靠几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写下了40多万字、凝聚了他40多年从医经验的《儿科诊断鉴别学》。我当时劝他别太累,他就说了一句“我不做点事,难道呆在家里等死?”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他拿到了1500元稿费,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左右,但他拿1000元去卖了这些书送给学生,500元送给替他抄书的温医生,自己分文不取。
    说起钱,他非常淡薄。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任广州中央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前身)院长,国民党中央卫生署的两个专员来到广州,命令他携带医院的巨额资金全家撤往台湾,但他毅然拒绝了命令,全家留在广州。在1950年,他将这13万美元全部上交,并辞掉院长,专心搞科研医疗,这是他最高兴的时候。
    南方日报:老一辈的中山一院人,有哪些传统值得学习?
    钟南山:父亲那一辈,用药很简单但有效,尤其对于抗生素,很慎用。不会像现在的很多医生一开就是十几个药,一个感冒发烧就滥开吊针。
    另外,中山一院的老专家,很重视研究运用便宜、实用的适合技术治病,造福百姓。像肾科创始人李士梅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就研究腹膜透析治疗尿毒症,这比现在通用的血液透析要便宜得多,更适合中国国情。又如心血管内科的郑振声教授,是中国体外反搏技术和装置的开拓者,用于冠心病的术后治疗,可以让部分患者避免做昂贵的介入、搭桥手术,在美国都上市了,在国内却因治疗收费太低、利润太少而被不少医院冷落。我一直帮他呼吁要推广这项技术。
    希望中山一院打好特色牌
    南方日报:这种朴实济世的医风学风,值得当下浮躁的中国学术界借鉴。
    钟南山:是啊,像最近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教授肖传国买凶袭击方舟子一案,就是学术界的耻辱,值得反思。现在回过头看,肖传国的所谓先进技术其实还很不成熟,但当初却被一些“权威人物”推举了上去,下不来了。他是科技腐败体制的产物,也是受害者。
    南方日报:作为中华医学会的老会长,您对中山一院的新百年有什么期望?
    钟南山:中山一院在文革后曾有过一段低谷,近些年又冲上来了。我希望他们要打好特色牌,进一步突出重点学科特色,夯实学术基础。
    在新医改中,大医院不应该整天想着看多少病人、赚多少钱,而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研究推广便宜、适用的技术和药物,二是扶持基层社区医院发展。我希望中山一院在这两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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