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广东省梅县的一个贫农家庭。
　　连年的战乱加上灾荒，使曾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他的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南洋，最后定居在泰国的曼谷，做一个小商人。曾宪梓是在梅县长大的，从小就饱受苦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当地政府给予曾宪梓一家适当的照顾，从中学到大学，曾宪梓都享受着助学金。曾宪梓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攻读，顺利完成了学业，1961年，他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工作。
　　1963年，曾宪梓从广东到香港谋生，不久去泰国和家人团聚。在侨居生活的最初几年里，曾宪梓不得不抛弃了自己求学多年的专业，跟着叔父和兄长做起小本生意来。曾宪梓的哥哥是一个家庭领带店的店主。曾宪梓最初就是从这里接触到领带生产和销售工作的。但哥哥的领带店规模太小，没有什么发展前途，对于胸怀创业大志的曾宪梓来说，也很难有用武之地。
　　曾宪梓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1968年，曾宪梓带着母亲、妻子和3个孩子，再次来到香港。开始他们只能寄住在姑母家里。后来叔父从泰国汇来一点钱，从这点钱中扣除给姑母过春节的费用以及租房的费用剩下的，就是他“发家致富”的全部资本了。
　　香港永远是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每个人都在做发财的美梦，然而，真正能发财的人，那就简直如凤毛麟角！
　　曾宪梓在商业圈子里打听信息，分析行情，从商品橱窗、电视广告以至街谈巷议中，捕捉机遇，选择着自己的突破口。
　　他最后还是选中了领带。
　　领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装饰品。据专家考证，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军士的颈下就系着中国最早的领带，距今天已有2000多年了。欧洲人使用领带大约始于17世纪，那时的罗马士兵喜欢在脖子上系一种类似领带的装饰物。直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才正式宣布领带为一种高贵的标志，使领带成为服饰的一部分广为流传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带在系法、款式、色彩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进入20世纪，领带和西装相互依存，已经是表达男士风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60年代中期的香港，受世界服装潮流的影响，西服盛行，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以西装为正式场合的服装，甚至连捡破烂的人也会有件便宜货西装！穿西装必须佩戴领带，因而领带也就成了抢手货。香港人不仅自己佩戴领带，借以表现自己的性格、风度、气质，在日常社交中，还常把领带当作馈赠的最佳礼品。曾宪梓通过调查还发现，当时香港的领带大多从外国进口，本地的领带业还很薄弱。他默默地在心里盘算，假如香港以400万人计，每人有一套西装，配一根领带，这领带的销售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了！
　　曾宪梓决定要为400万香港人生产领带。
　　不过，这只是曾宪梓一厢情愿的决定。而当时无情的事实是，曾宪梓的手中只有6000港元的本钱，生产领带的一切都还只存在于他美妙的想象中。
　　曾宪梓争取到了母亲和妻子的支持，立刻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他曾在哥哥的小领带店里，看到过领带生产的大致情形，现在便着手进行筹备。没有厂房，他将租来的住房一隔为二，前面做店铺，后面做居室。没有工具，他买回了一架蝴蝶牌缝纫机。没有工人，他自己动手。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就这样诞生了。他为自己定下每天生产、销售5打(每打12条)领带的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他得到的利润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然而，命运对曾宪梓没有一点同情心。曾宪梓日夜操劳，自己购材料，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缝制，自己熨烫和包装，几乎投入了自己仅有的6000港元，生产出了第一批领带；自己抱着到各家商店去推销，没想到人们像约好了似的，对曾宪梓生产的领带，不要说买，连看都不愿看一看。
　　好不容易，有一家商店的经理同意看一看他的领带。可是他报出的价钱，简直就叫曾宪梓无利可图了。曾宪梓当然不愿卖。那位经理便把自己店里经营的进口名牌领带指给曾宪梓看，相比之下，曾宪梓所做的领带用料低廉、款式单一、色彩灰暗，确实摆不上柜台。
　　曾宪梓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察觉自己从主观想象出发，认为生产档次较低的廉价领带，会比较容易进入市场，事实证明他想错了！廉价产品所换来的不是利润，而是别人的歧视与羞辱。细想起来，这也不奇怪，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最受欢迎的当然是名牌。无论体坛、歌坛、影坛……人们崇拜的都是“名”星！
　　6000元本钱交了“学费”，学到了一条教训：要想打入市场，就得生产高档名牌产品。曾宪梓没有气馁，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耗费大量心力的产品，批给了街头的地摊，然后买下了几条国外生产的高级名牌领带，认真进行解剖分析。曾经在显微镜下观察过许多生物标本的曾宪梓，此时又在仔细地观察起另一个微观世界。他从一针一线的做工、一笔一划的花纹、一丝一缕的用料中，苦心研究外国名牌领带的奥秘，从中寻找自己的名牌之路。
　　视野的不断扩大，使曾宪梓惊奇地发现，小小的领带中竟包含着那么丰富的学问，同样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大千世界。领带与西装配套，构成服装的整体美。领带的款式原本多为欧美流行的正统领带，但是，随着佩戴者的爱好日益多样化，许多新款式的领带也在正统领带的基础上诞生了。领带面料质量是制作高档次领带的必要条件，一般有毛织和丝织两种，以西欧国家面料为好，最上乘者当属法国产品。领带的色彩体现佩戴者的个性，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审美情趣。比如，内向的人喜爱色重而含蓄，外露的人则喜爱艳丽而热烈，法国人对红、白、蓝混色领带避而远之，阿拉伯人对绿色视而不见，荷兰人则对橙色领带不屑一顾……
　　总而言之，当时领导世界领带新潮流的是欧美，要想创造出名牌领带就要敢于同欧美产品比高低。
　　曾宪梓不惜高价买进了一批法国面料，以外国名牌领带为标本，加入了他自己的设计方案，精心制作成了4条新领带。他把自己做的领带和几条外国名牌领带混在一起，去请一位领带行家鉴定。那位行家看来看去，一口咬定这都是进口产品。他肯定地说：“香港的领带业我清楚，像这样面料考究、做工精良、款式新潮、质量上乘的领带，当然只有外国才生产得出来！”
　　曾宪梓心里有了底，这才告诉他，那几条领带是他自己生产的，使那位迷信外国货的行家目瞪口呆。
　　出乎曾宪梓意料的是，尽管他的产品质量上与进口领带难分上下，但销路仍然不理想，特别是一些大商店，还是不愿接受他的产品。
　　因为他的产品不是响亮的名牌
　　曾宪梓奔波多时，没有结果。最后，他来到地处旺角的瑞兴百货公司。公司经理看过他的领带，虽然对质量赞不绝口，但是担心在顾客中没有影响，难以卖出。
　　曾宪梓灵机一动，对经理说：只要经理能把他做的领带与进口领带陈列在一起，价格上他只要收回成本就行！
　　经理总算同意了。曾宪梓做的领带终于在大商店中挂了出来，而且是与外国名牌挂在一起。果然不出曾宪梓所料，购买者被那新颖的款式、独特的花纹、地道的进口面料和精湛的工艺所吸引，再看价格大大低于同等质量的进口领带，自然纷纷购买曾宪梓的产品了。
　　尝到甜头的商店经理像欢迎贵宾一样迎接曾宪梓，一再请曾宪梓“赶快送货来啊！多多益善啦！”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曾宪梓当然满口答应。他加快了制作的速度，很快生产出大批领带。香港的商业信息是最灵通的，从瑞兴公司传出的消息，立刻引起了许多大公司、大商店的注意，一时间，竟形成了一股抢购曾宪梓领带的风潮。当时一般的香港产领带只卖6元一条，曾宪梓卖到9.9元，仍然供不应求。曾宪梓的“一人工厂”再也无法应付如此之多的订货。他迅速扩大了工厂规模，招募了一批工人，并且以“金狮”为商标，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名牌地位。
　　“金狮”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但是曾宪梓并不满足，总认为“金狮”产品的销售量在香港还不够大。他不断征求商店和顾客的意见改进产品质量。同时，他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顾客把“金狮”领带拿在手里左看右看，似乎无可挑剔，可是最后还是丢下来没有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他，问题恰恰出在“金狮”这个商标上，因为在粤语发言中，“狮”与“蚀”很相近，“金狮”很容易被听成“金蚀”，也就是赔本的意思。你想，香港人个个想发财，不是办企业的，就是经商的，谁不想赚钱而愿意赔本呢。
　　曾宪梓毅然决定，放弃“金狮”这个容易被人误解的名牌，另选商标。他想到，香港人多半熟悉英语，“金狮”的英文拼写为goldlion，而后半部分的lion读音很像粤语的“利来”两字。“金利来”，金也来利也来，这个商标不但符合人们的发财思想，而且上口好记，于是他决定改用“金利来”作为新的商标。他又想到，中国人很少用毛笔写英文，如果用毛笔写下goldlion，字型就显得很特别，于是他就在白纸上用毛笔写下这个英文词，又用一枚钱币画了个圆，用三角尺画上个角，一个优美的商标构图就形成了。曾宪梓得意地说，这个商标构图完全是他自己设计的，没有花一分钱。
　　“金利来”商标一问世，果然使曾宪梓的领带生意更上了一层楼。人们被这个“吉利”商标所吸引，很自然地就激起了购买欲。
　　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到香港举行表演赛，曾经连续三届蝉联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和李富荣将进行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庄李之战”，这个消息使香港人万分激动。无法亲临比赛现场的人，也都准备好要看电视转播。曾宪梓以他特有的敏锐的眼光，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作电视广告的好机会，当即找到香港无线电视台的总经理陈庆祥。曾宪梓开门见山地提出，他希望购买庄则栋、李富荣比赛的电视转播特约赞助权。陈庆祥对曾宪梓这一大胆的决定深表赞赏，并且告诉他，虽然已有不少厂家看中了这个黄金时刻，但是都被3万元港币的赞助费吓住了，不知道曾宪梓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一笔巨款？
　　3万元港币，在当时不算一个小数目。尽管金利来领带的销售状况很好，要曾宪梓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仍然有困难。曾宪梓希望陈庆祥能帮他这个忙。陈庆祥最后表示，可以让曾宪梓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曾宪梓当即同意了。结果在中国乒乓球明星的精湛球艺引起人们交口称赞的同时，香港人不知不觉地也记住了金利来领带的广告词。“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几乎成为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说的一句流行语言！曾宪梓得意地笑了。
　　广告宣传的成功，使金利来领带的销售也产生了一种轰动效应。每条的价格由过去的9.9元猛涨到100港元，直逼外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仍然是供不应求。
　　金利来领带不但在香港独领风骚，而且漂洋过海，大量涌向国际市场。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问中国。作为第一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准备工作连每一个细节都在事先考虑得非常周到，包括他的服装以至领带。据说工作人员为总统准备了一批名牌领带，可尼克松总统拣来拣去，最后选中的恰恰是金利来领带。2月14日，尼克松总统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北京的机场，尼克松总统微笑着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对巨人的握手，全世界也都看到了，美国总统领口上系的是一条金利来领带！“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这个男人世界当然也包括堂堂美国的总统。
　　曾宪梓从广告中尝到了甜头，就再也没有放松过广告宣传。他研究兵法，把中国古代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演变成“产品未动，广告先行”。80年代初，金利来领带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曾宪梓就采用了这一战术。从1981年开始，曾宪梓就不断利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媒，连续展开“金利来攻势”，不惜花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币，使“金利来领带，男人的世界”长期占据报纸的重要版面和电视的黄金时间。这种大张旗鼓的广告战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崇尚时髦的男士们为了增添光彩，纷纷四处寻觅金利来领带，却始终不见它的踪影，原来曾宪梓根本就没把金利来领带投放中国大陆市场。直到1983年，曾宪梓认为，大陆的求购者对金利来领带的渴望程度已经够高，才不慌不忙地将首批金利来领带送到了中国各大城市的大商场中。结果立刻引发了一场争购金利来领带的小风潮！1990年，金利来领带仅在中国大陆的营业额就达4亿多人民币。
　　金利来领带每年有5000种以上的花色品种问世，有2万多种色彩的搭配，款式能够照顾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的性格、爱好和消费能力，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金利来不但完全占领了香港市场，而且垄断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领带市场，并且打入了欧美市场。
　　曾宪梓把金利来领带推向“世界之最”，金利来领带也把他推上了亚洲领带业的顶峰。1985年，曾宪梓担任了亚洲领带协会的主席。
　　在金利来事业处于巅峰状况之际，具有远见卓识的曾宪梓，又做出了多元化经营的果断决策。不久，金利来T恤衫、皮带、钱包、衬衫、袜子……凡是男士所需的衣物和服饰配件，曾宪梓都不放过，全都纳入了金利来的世界。同时，他还认为，金利来不能仅仅是“男人的世界”，它同样也应该是“女性的世界”。从1990年起，以系列女性时装为先导，曾宪梓又为女性创造出了一个更具魅力的世界。
　　亿万富翁曾宪梓，同样有着几个永难忘怀的梦。
　　一个是他的足球梦。少年曾宪梓曾经狂热地迷恋过足球，年过半百的曾宪梓仍然是一个头号球迷！只要中国足球队参加比赛，无论商务多么繁忙，曾宪梓一定要挤出时间去观看、助威。中国足球队练球的时候，他甚至能套上球衣为队员们拣球。人们亲热地称他为“穿球衣的亿万富翁”，他以极大的激情支持着中国足球的腾飞。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曾宪梓慷慨捐赠了100万港元，支持祖国的体育事业。
　　曾宪梓更不能忘怀的是他的故乡梦。他每年都以捐赠的方式，用50万元以上的港币帮助家乡梅县的经济建设，还曾捐款为嘉应大学建造教学大楼，为东山中学建造图书馆，为乐育中学修建办公楼……他为家乡捐助的款项已超过了1亿港元。
　　1989年，曾宪梓投入100万美元巨资，在梅县成立了“中国银利来有限公司”，引进了4条国际先进水平的领带生产流水线，使“银利来”领带首先成为中国的名牌领带，如今银利来领带的年生产量已达1000万条，营业额超过人民币1亿元。但曾宪梓明确宣布，应当分配给他的那一部分利润，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家乡梅县。
　　1992年12月21日，曾宪梓一次捐赠了1亿港元的巨资，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1994年，曾宪梓获得了以他的姓名命名一颗小行星的巨大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