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共结金兰谊，一夕同牵万里情。”11月7日至1１日，东山中学1956届高中毕业生在梅城大聚会，180名当年的老师、同学及偕同伴侣从世界各地归宁团聚，畅叙情谊，乐也融融。
    作为这次聚会的主要发起人，全国人大常委、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博士，向每位健在的当年老师派发了1000元的礼金；在梅州金利来集团宴请了与会师友，席间逐桌敬酒，还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与师友相约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再团聚……

    面对当年的老师和同学，曾宪梓博士情难自抑。在11月８日上午举行的学友大聚会上，作了40多分钟的发言，大吐心曲。以下是记者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让我们从这个更富人情味的特殊视角，解读“性情曾宪梓”——
 

 曾宪梓博士与老同学亲切交谈。

　　追求终生报效祖国
　　“……我时常会回想自己在东中读书时的情景。不知同班同学是否还记得，我们被分在爱国华侨捐建的松山堂上课。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我说，以后我过番赚到钱，一定回来捐座教室。当时同学说我是‘大炮鬼’。但我讲过这句话，我始终记得。我是穷苦人，靠助学金读完中学、大学。1961年我从中大生物系毕业分配到广东省农业科学院，1963年经香港去了泰国。没为国家服务就走了，觉得很内疚。站在罗浮桥我向五星红旗发誓：一定要艰苦努力，创造财富，将来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用不同的方式回报祖国！我1968年移居香港，艰苦创业。做生意赚到点钱，1978年我回来，捐10万元人民币为东中建了座教学大楼。这是广东首例。1979年叶帅接见我，请我吃饭，表扬我这种做法好，希望我继续带头并主动组织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大家都来关心、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建设。我答应他，我一生一世都会这样做。
    我一生追求什么？追求终生报效祖国！我创业、发展、参加社会活动、参政议政，所有这些活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终生报效祖国。我觉得这样才有人生价值。我自己规定每年最少要捐——开头是30万、50万，接着500万、1000万，以后就每年最少捐2000万元。到去年年底，共捐了5亿7千万。今年按计划要捐2000万元，但助学基金650万，航天基金500万，重庆山区建中小学校500万，北京奥运会1000万，黄遵宪公园500万，叶剑英纪念园500万……算来算去已经5000多万，超支了！金利来集团资产今年算来20多亿，以前是97亿，因为亚洲金融风暴不见了70多亿，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保持这种实力。
    除了做‘金利来’，国家要我做什么事，有什么好处我都不要。因为我赚了钱都要捐给国家搞建设。赚了钱就要拿来用，这样才有价值。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就走了，走之前能够为祖国为家乡做些有益的事，才不枉此生。我捐钱之后，内心很高兴的。人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到公司的陈列馆看看自己做过的事，哇，什么烦恼都烟消云散，不知有多高兴！所以说奉献也是一种快乐。 
    两年前，我把生意交给三儿子曾智明。他不错哦，公司年年都有点钱赚，可以养活他自己。以前我常说，只要‘金利来’不破产，只要曾宪梓不死，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不会停止。‘金利来’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们不借钱，全世界要买我们的产品也都得用现金，无烂账，‘小公司’、‘小生意’，经营得很潇洒。但曾宪梓是会死的。我带接管‘金利来’的三儿子见航天员和有关领导，我告诉他们，我死了以后，我的基金会还是会继续的，由我儿承担……我要三儿子一年最低限度捐1150万元，不给他太大的压力……”
     我没辜负客家人对我的期望
       “……1968年我35岁时才开始创业，十分艰苦。当时香港社会充斥着世界名牌，但就是没有中国名牌、香港名牌。做领带无人看得起，但我把从街边卖的8元10元一条提高到三四百元一条。利润有多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当时的利润是6倍到10倍！我赚钱全靠领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出中国人的世界名牌。
    我参加社会活动，首先从客家商会开始，出钱出力，样样带头。霍英东看我这个嘉应商会会长做得不错，提拔我做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我无私无悔地把中华总商会做好，带头出钱出力，团结香港所有商家，支持国家建设，搞投资，结果做了会长。100年来从没有客家人做过中华总商会会长呀，经过我的努力，做了6年，到去年退休。这点我为客家人争了光。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进入过渡期，我被国务院聘为港事顾问；后来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以后到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立法会……我都积极参与。1997年7月1日，我和曾太有机会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第二天，香港特别行政区颁发大紫荆勋章，表彰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贡献的人士，第一批12人，我是其中一个。他们都七八十岁了，我那时六十多岁。这点我也为客家人争了光，我没有辜负客家人对我的期望。同时，我觉得责任更大了，鞭策自己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上要继续努力，大家共同把香港建设好。所以我在香港经常会发表许多讲话，不怕生不怕死……
    参政议政方面，1983年我入广东省政协，1991年冬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十连续3届做了十几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有２９００多人，人大常委155人，700万香港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全国人大常委。这点我也为客家人争了光。我参政议政也是抱着终生报效祖国的理念，所以我十分刻苦努力，开会从不中途退出，总是坚持学习、研究，纵然病得严重，也还继续履行职责。”
    “最重要的是做人”
    “……1963年因为我阿爸的遗产纠纷，我去了泰国。就因为我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深思熟虑后，认为过去的财产与我无关，我不想因为钱损失叔侄的感情，所以我宣布放弃我阿爸的遗产。钱财可用劳力、用智慧换取，但亲情是钱买不到的。
    创业时期，我每天凌晨2点睡觉，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睡觉前总要问自己：我今天该做什么？是否都做好了？能否做得更好？做错了什么？为何会做错？有无乱花钱？有无骗人讲大话吹牛皮不诚实……我日日夜夜这样反思。一个从生物系出来，从来没读过工商管理没读过经济学的人，面对社会，最先也胆怯的，但我就是觉得不用怕。我4岁丧父，从小学会各种劳动，只要不偷不抢不骗，再苦再累，我什么都肯做。所以我觉得做人最重要。我到哪里演讲，都希望老师教书时最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做人，心中要爱祖国、社会、家庭、自己。
    一个人要有做人的目标。好吃懒做从来不会成功。老同学，你们教育子孙时，这点可以我为榜样：我没有黄赌毒的嗜好，我出去40多年了，不饮酒，不赌博，不去夜总会，不去卡拉OK，日日就做，做了就会有。老同学，对子孙一定不要太过宝贝，一定要教小孩热爱劳动，洗衣服、洗菜、炒菜……什么都要会做，养成劳动的习惯，将来在社会上遇到困难就不用怕。现在有家长当子女的陪读，简直是发癫！我教我的小孩，勤俭诚信要学，智慧要学，不断进取。我的小孩好在没有花天酒地，还算循规蹈矩。我教我的小孩，两句话就决定你的前途：讲斯文就是收入和支出，讲土话就是做和玩。如果一个人先做后享受，他一生的前途就是好的。我是这样，先做，生活上不肯用钱，到今时今日我都还不肯用钱，一餐饭10块钱解决……”
    我很羡慕你们身体健康
   “……看到大家身体健康、健步如飞，我十分羡慕。我患肾病10年了，现在是个空架子，靠机器维持生命！现在我每天得进行血透，每天最少2.5个钟头。我病得严重时，1996年2月24日紧急去到北京的医院，医院向中央发出病危通知，当时，江泽民、李鹏、李瑞环、胡锦涛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送鲜花到医院来慰问，还派了李铁映等不少中央领导人亲自来关心，下令医院全力抢救。抢救之后没事了，但他们还十分关心我。
    1998年在北京换肾，又失败了，回到香港，香港医生说没得救了，家属准备后事吧。中央要求‘中山医’的领导、医生专门来到香港。‘中山医’的党委书记说要带我回去，问我回不回，我说回。他说回去也不一定能够挽救你的生命，生存机会只有5%到10%，但中央和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结果我回来住院，抢救了30天，30天里随时都可能离去。30天后说有50%的希望了。最后住院66天，出院了。住院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鹏、李岚清代表中央打电话给省委、给医院，要求一定要全力抢救，所以我非常感动。
    我告诉你，我上过‘天堂’。做手术要把肾拿出来，一打麻醉针，我一下子就好像坐火箭经过西方世界，最后来到天堂。天堂很阔，金黄色的，金靠椅上坐了不少人，都是大块头，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走呀走呀，没一个认识的，招呼都没得打，座位又找不着……做手术三个钟头，我觉得还不到一分钟。手术做完了我醒过来，医生对我说你的身体状况太为好转了。我告诉你们，天堂好看不好用，死气沉沉坐着，没意思，这样的天堂不能去。
    我现在没做生意了。社会工作呢，还有两年三个月的全国人大常委职责，以后我就退休了，有机会回来和大家一起饮茶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