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梓 广东梅县人 73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 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
      

    

    日前，曾宪梓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于香港回归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曾宪梓认为是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受内地经济的推动。本报记者王申摄

    
    时间回到44年前，同样是六月。29岁的曾宪梓冒着酷暑、心情复杂地走过深圳罗湖口岸。出境到罗湖桥时，他忍不住回头望了望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难以相信自己就这样离开了祖国，他努力安慰自己：也许将来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报祖国。
    
    44年后，这个甚至在天空中有一颗小行星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老人，在摆满各式荣誉奖章奖牌的办公室中，接受了《新京报》的专访。即使在港英政府时期也高调爱国的曾宪梓，几乎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的一切回归事项。曾宪梓说，香港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强力推动，不过，随即他又修正道：祖国从来是香港最有力的支撑，回归前如是，回归后亦如是。正因为如此，英国虽然曾经拥有如此众多的殖民地，“香港却只有一个”。
    
    拿什么纪念你，香港
    
    10年，弹指一挥间。香港回归，拿什么来纪念？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块社会制度的“试验田”，培育10年收获颇丰。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艺术，值得纪念。回归之初即遭金融风波，经济持续低潮，一度被指“信心坍塌”。如今香港迎来经济强势反弹。一种经济潜力和活力，值得纪念。2003年非典、2004年禽流感，香港饱受疫病侵袭。然而劫波度尽，选举世卫总干事的信任票，还是投给了来自香港的中国人。一种文明社会的应变力、凝聚力，值得纪念。此外，文化认同、娱乐复兴、教育发展……值得纪念的东西太多，可究竟，香港人怎么看“纪念”？
    
    今日起，本报推出《香港回归十年》系列访谈及深度报道，采访香港各界名士及香港问题学者，以“港人视野”为角度，“香港精神”为归旨，纪念香港回归十年。
    
    回归之日
    
    回归现场高呼祖国万岁
    
    我当时完全是情不自禁。夫人在旁边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要注意场合，我反问她，难道你不激动？
    
    新京报：香港回归那天，你在做什么？
    
    曾宪梓：我当然在会场，那是很兴奋的一个晚上。整个会场有几千人，交接的时候我和我夫人都参加了，凌晨之前看着英国国旗降下来，然后零时零分准时奏国歌，升国旗和区旗，本来整个会场都很严肃安静，但是到了那个时刻，大家都控制不了自己。我完全是情不自禁地举起手说“祖国万岁”，夫人在旁边拉我说，你这么激动干什么，要注意场合，附近的人都在看你！我反问她，难道你不激动？
    
    认同“红色”但不认同“资本家”
    
    新京报：回归第二天，你成为首批被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的香港知名人士，是中间最年轻的一个，外界把你称为“红色资本家”，你认同吗？
    
    曾宪梓：我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小商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但如果“红色”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爱国商人，那我是认同的。报效祖国、拥护共产党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五岁就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我还在唱。
    
    新京报：这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压力？
    
    曾宪梓：别人对我有压力，但我自己是没有压力的。
    
    这么多年很多人打电话拥护我，也有很多人打电话骂我，我收到很多警告信，信里说我是“走狗”，让我“小心自己的言行，后果自负”，还有人扬言要杀光我的全家。
1998年，有人把两个火球抛进我家的后花园，烧了我两部汽车，至今也没有破案。我完全不在乎，因为我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就会一直做下去，我说过很多次，我要服务国家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新京报：回归前后，你参与了很多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
    
    曾宪梓：基本上是全部。最早期我是国务院的港事顾问，然后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委员会委员，然后是正式的筹委会委员。每个月固定开两次会，然后还有小组会议，我一个月不知道要飞多少次北京。
    
    新京报：那时候对于香港怎么走是否有一些争论？
    
    曾宪梓：我们当时对将来香港特区政府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争议有很多，比如过渡时期该怎样做？但是所有的争论都是细节问题，对于大方向大家都是没有怀疑的，一国两制是必然的选择。所以都是有争议，有结论。
    
     敢说敢干1994年当选人大常委
    
    新京报：1994年你就成为了全国人大常委，也是香港惟一的一个，你认为自己当年为什么能够当选？
    
    曾宪梓：1992年我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之前我还做了十年的广东省政协委员。我当代表的时候刚刚遇到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来到香港，本来过渡时期是很顺利的，但是彭定康搞了个“三违反”政改方案。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我就公开谴责彭定康，问他到底是破坏回归平稳过渡，还是来培养接班人？好笑的是，1992年底，金利来集团获得了香港商界的最高荣誉“总督工业奖”。作为港督，彭定康必须给我颁奖，当时我们两个人就握了握手，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完全是礼节上的。大概因为代表们认为我敢说敢干，不怕港英政府的反对，1994年的时候我就当选了人大常委。
    
    新京报：以香港人的身份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你怎样评价自己的作用？
    
    曾宪梓：《基本法》明文规定了香港不实行人民大表大会制度，因此本地也就没有人大常委会，也没有联络处办事处。内地的人大是监督政府的，但是香港的人大代表不能干预政府事务，所以我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及时向中央政府反映香港民意。
    
    比如香港经济低迷的时候，我在很多场合都对政府高层说，目前最容易做起来的是旅游业，应当让更多的内地游客前来旅游。这个观点我提了很多次，不管是私人见当时的江泽民主席，还是在广交会上见朱镕基总理。我对朱总理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自由行开放之后，去年内地超过了1200万人来香港旅游，带动了整个香港经济的发展。
    
    不参选人大常委会连任是为了让贤
    
    新京报：但是你之前公开表示不参选连任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曾宪梓：我已经连任了三届人大常委，是160多个常委里惟一的一个，今年我73岁了，也应该退位让贤，让更多的年轻人上来。除了政坛之外，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公益都是我战斗的岗位，我说要终身报效祖国，但是不一定是以参政的方式。
    
    新京报：有报道说，你认为范徐丽泰最合适接任者？
    
    曾宪梓：目前香港有36个代表，谁都有资格当常委，只是之前记者反复向我询问对范太的意见，我也不能不回应。我只是说范徐丽泰做了两届立法会主席，在香港的名望地位很高，另外政府高层对她也比较熟悉，所以当选的机会很高而已。
    
    回归10年
    
    脱离实际谈普选对香港没好处
    
    1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受到内地经济的推动。事实上这一直都存在。
    
    新京报：你给10年来香港的发展打多少分？
    
    曾宪梓：我不敢给香港打分。但是我有两句话，香港不会乱，香港一定会好，而且现在的香港处于最好的阶段。
    
    新京报：回归初期香港的经济一度低潮，这是否动摇了你对回归的信心？
    
    曾宪梓：完全没有。香港经济和世界经济联系太过紧密，当时刚好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回归没有关系。由于香港大量的工厂迁移到了内地，并且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香港的经济受到的冲击反而是比较小的。
    当然回归之后有几个大问题是困扰香港的，一个是你刚才说到的亚洲金融危机，一个是禽流感，一个是负资产、失业率偏高，以及后来的SARS，但这都不是回归的负面影响，只是从时间上来说刚好在回归后出现。我认为特区政府做出的应对处理是很合适的，损失已经降到了最低，这也显示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以及在中央政府支持下的生命力。所以虽然金融危机的时候东南亚都受到很大冲击，但是香港是表现最平稳的一个地区。
    
    人心的回归还没有完全实现
    
    新京报：你说过人心的回归是最大的回归，目前香港人对祖国的认同度怎样？
    
    曾宪梓：人心的回归并没有完全实现，这是很长期的事情。香港在做了150年的殖民地之后，整个思维和生活工作方式都是西式的，对祖国的认识却是最近20年的事情，我们知道回归前有几十万人移民到国外，他们对祖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买东西需要粮票的阶段。但是现在这么多香港人都到国内参观访问旅游投资，他们逐步认同了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当年移民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回流了。
    
    新京报：香港人对内地人的印象是怎样的？
    
    曾宪梓：以前香港人给内地人起了一个外号：“阿灿”，这是带歧视性质的（注：1979年香港无线台拍摄《网中人》，剧中由廖伟雄饰演的程灿，从内地偷渡来港，这个名字代表了愚昧、贫穷、跟不上潮流的人）。但是现在大陆人在香港人心目中是很富有的，他们来到香港吃最好的东西，买最贵的珠宝化妆品，现在大陆人不是阿灿了，香港人开玩笑说自己才是阿灿。以前香港人去内地乡下探亲，就像货运队一样，大包小包运回去，现在是从内地大包小包买回来。
    
    新京报：10年来香港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曾宪梓：最大的变化是现在经济发展是受内地经济的发展推动，但事实上这是一直存在的。英国有这么多殖民地，推行同样的政策，为什么只有一个香港？祖国其实一直都是香港发展最大的支撑。
    
     香港精神是“勤劳智慧迅速”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是香港精神？
    
    曾宪梓：勤劳、智慧、迅速。香港人在面临任何困难的时候，似乎都可以快速把它克服掉，你来香港就会发现，香港人走路都比别人要快。
    
    新京报：你对香港今后的发展有哪些期望？
    
    曾宪梓：还是希望基本法可以全部落实，只要这个做到，别的都没有大问题。现在反对派主要是在争议何时开始普选的问题，基本法里面说得很清楚，普选是最终的目标，但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脱离实际盲目谈这个，对香港没有好处。
    
    个人留念
    
    杨尚昆给我戴“解放牌”帽子
    
    我当时指责内地的经济说，你们是“做了算”，我们是“算了做”，内地的工资制度，导致企业领导不负责任。
    
    新京报：1963年你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去是什么时候？
    
    曾宪梓：1975年，我去参加第一届广交会的订货会。那还是“四人帮”时期，所有人的衣服都是蓝黑灰，绿色的解放鞋，吃东西都得要粮票，什么都要批条子，我当时住在流花宾馆，条件很差，交通不方便，惟一的优点是人们还是朴素真诚。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生意，是个无名小辈，还根本谈不上报效祖国。
    
    当年严词批评内地经济政策
    
    新京报：但是四年之后，你与很多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赴广东商讨建深圳特区。
    
    曾宪梓：当时邓小平先生出了一个题目，广东福建两省临近港澳，华侨众多，是不是可以实行特殊的政策搞活经济？那个时候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杨尚昆就邀请了香港，澳门20多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前往广州讨论，关于我们要不要搞改革开放，去的人包括霍英东先生，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先生，马万祺先生等等，我是当中最年轻的一个。
    
    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气氛很紧张，很多老前辈是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在会场上不大敢讲话，但是我敢。我当时就指责内地的经济政策说，你们是“做了算”，只是开工厂生产，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也没人管，只知道找有关部门分配，这就没有效益。我们资本家就是“算了做”，有钱赚才会投资，我还说内地工资制度是“做也是三十六块，不做也是三十六块”，导致企业领导不负责任。
新京报：这些观念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
    
    曾宪梓：当时广东来了很多人，省委领导，社科院的经济学家都到了，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说话，只是听，只有习仲勋和杨尚昆“给”我一顶“帽子”：“这是个解放牌”。后来改革开放很快开始了，很多措施都听取了港澳人士的意见，也算我渐渐回报祖国了。
    
    设宴136席庆回归《东方红》放到晚10点
    
    新京报：1985年国庆的时候，你曾经开宴136席，庆祝《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当时有压力吗？
    
    曾宪梓：1984年底《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就算进入了回归过渡期。当时我是香港客家商会的会长，我们讨论了很多次应该怎样表达对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喜悦，然后就想到了这个方法。开136席的原因是当时我们选的酒楼只能摆这么多了，1500多人参加，场面很盛大。
    
    我还叫我的副手把所有爱国歌曲录在一个录音带上，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等，从下午4点一直放到晚上10点。
    
    新京报：这些歌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还很陌生吧？
    
    曾宪梓：非常陌生，很多人都问我放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现在既然进入回归准备期，就应该让港人逐步增加对祖国的认识，歌唱祖国就是增加认同感的一种方法。
    
    ■记者手记
    
    领带大王珍藏延安留影
    
    即使走路已经需要助手的搀扶，这个自称早在1998年就因为肾衰竭被香港医生“判了死刑”的老人，似乎并没有打算停止一生的忙碌而稍稍休息片刻，在接受本报专访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曾宪梓再次前往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回归10周年的纪念活动。
    
    三年之前，曾宪梓已经将金利来的生意全面交给第三个儿子曾智明，财富数字对于已经73岁的他来说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符号，如何竭尽所能地实现当年离开罗湖口岸时的誓言，才是曾宪梓现在生活的重心。
    
    位于九龙塘半山上的曾家别墅，虽然被传媒习惯性地冠以“豪宅”之名，里面的装修却不过尔尔，咖啡色的真皮沙发款式陈旧，除了一盏水晶灯，客厅里别无奢华之物，茶餐厅里外卖的榨菜肉丝饭加上一点点青菜是他最常见的午餐。
    
    曾宪梓几乎是骄傲地给记者看了他和妻子在延安的照片：身穿灰色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表情肃穆。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他真诚坚定的信念让人讶异而感动，即使今天，他依然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忽然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曾宪梓说，这首生命中学会的第一首歌，他会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李静睿（本报记者朝格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