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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进行时……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0 月 7 日 10 时 12 分 55 秒　
来源: 人民画报中文版本刊记者李莉娟 2003-9-1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之一，被视为共和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征途中的关键一役。
2003年，温家宝总理三赴东北考察，并于８月初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被列为国策。
高层决策既出，民间议论纷起。
有一个数据被人们频频引用：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的GDP是广东的两倍，而今天广东的GDP是辽宁的两倍。
曾被誉为“共和国装备部”的东北，号称“中国粮仓”的东北，作为新中国第一笔资本金最重要投向地的东北，拥有让其他地域羡慕不已的石油、钢铁等产业的东北，为什么落伍了？
论者曰，东北老工业基地既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辉煌，也集中了计划体制的所有弊端，改革开放以来，退出计划经济较晚，进入市场经济较迟，昔日的辉煌变成了包袱，因而错失发展良机。
处在舆论漩涡中心的东北人，现在在想什么，做什么？这一次，他们能不能抓住机会？
北去的列车，奔向依然是冰天雪地的东北。我们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要亲身感受东北，亲自找出答案。邴师傅个子不高，不仅不是我们想象中“高大威猛”的东北人，甚至显得有点瘦弱。可能就因为这样，他刚开始做计时工时，有的用户拒他于门外，多半不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怀疑：“怎么给派个男的过来？能干好家务活儿吗？”
邴师傅曾在哈尔滨香坊粮库制粉车间工作多年。爱人跟他一个单位，一个车间，1999年又一起下岗了。
下岗后可以领三年下岗费，第一年每月270，第二年250，第三年230。再开两年失业费，也是一年230。
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一下子变得非常困难，邴师傅说：“除了吃饱饭，什么都不敢买，也就有供孩子上学那俩钱。”那时候儿子正在准备高考。
为了生活，邴师傅东扎一头西扎一头地到处找活儿干，到早市卖过鸡蛋，给人家站过床子（摆摊儿），在酒店打过零工，但总是挣不到钱，每月去掉车费剩不了三百块。
“挺不可心的！”邴师傅说。
这时候他从报纸上看到报达家政服务中心招人的消息，就来报名。
本来也没想到要做计时工，想做陪护（看护老人）什么的。但当时家政服务中心正好有份计时工的活儿，需要人多，他就被派过去了。
大男人做计时工？邴师傅自己多少有点顾虑，用户就更加将信将疑了。
一般家庭都是女主人主持家务。有一次家政中心忘了事先给用户说明，就派邴师傅去了。到了那儿一敲门，女主人开门一看来了个男的，就不愿意了，邴师傅再三解释，她总算放他进了门，但双手叉腰挺横地说：“我们家活儿你能干好吗？要干不好就扣你钱！”（这位用户厉害归厉害，还算是通情达理的。邴师傅还有怎么解释也进不了用户的门，只好垂头丧气“打道回府”的尴尬经历。）邴师傅没说什么，进了门先收拾厨房，擦瓷砖，洗油烟机……没到半个小时用户就服了，说：“你干活儿还真挺好的！”以后每次都是点名找他。
他就这样，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用户的认可，有不少用户留下他的姓名、电话，下回还点名或者预约他去。随着知名度和点名率的上升，他挣得越来越多，从开始的一个月400来块钱升到700，800……达到1000，当上“星级服务员”。最高的时候他的月收入达到将近2000，比家政中心的计时部经理挣得都多，平均也能拿到一千三四百块钱。
邴师傅觉得心里有一种向上的劲头了。
对于下岗，邴师傅也渐渐想通了，“这事，你想不明白也得明白！因为并不是你工作干得不好，单位把你给辞了，这是社会现象——现在是经济社会，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多闲散工人，养不了你了，必须让你下岗；你下岗了，国家可以减轻一些负担。我们有一次开再就业会议时，省政府领导，也是为了安慰下岗的人吧，说，以后的历史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下岗工人给国家、给社会、给政府解决了一定的困难，带来了一定的效益，一定的好处！”
说这些话时，邴师傅的神情显得那样自豪、坚毅，他整个人看上去也不那么瘦弱了。实际上，邴师傅已经过了第4个本命年，快50了，但很多人都说不像。“让我扛大个、出大力不行，干一般的活儿，踩高爬梯子、擦玻璃什么的，还挺灵活的。”邴师傅笑道。
如今虽然起早贪黑，一天活儿干下来筋疲力尽，但他觉得可心了。
他成了家政服务中心的“特级服务员”，被评上了哈尔滨市的“再就业之星标兵”，公司还奖励了他一台29口寸纯平彩电，大年三十送到了他家里。“邴志义”这个名字上了电视，上了报纸，甚至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手头也渐渐宽裕了。在他当上计时工的第二年，儿子考上了佳木斯大学，一下子要交两年的学杂费，一万四千多，他也拿得出来。
父亲做计时工，懂事的儿子什么也没说，他挺理解父亲，生活节俭，学习努力，报志愿的时候，他选择了物业管理专业。
“到今年夏天，儿子就能毕业了。”邴师傅说着，欣慰地笑了。
火车到达长春站，我们看到，站台和铁轨的缝隙里，撒落着不少玉米粒儿，黄灿灿的。看来吉林作为与美国、乌克兰齐名的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还真是名不虚传。
这条玉米带绵亘于吉林省13个县市的3100万亩耕地，正常年景的产量在1000万吨以上，最高时曾达到2000万吨。1000万吨！而玉米号称“绿色黄金”——听起来非常诱人。
然而，19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吉林就陷入了玉米“收不进、储不下、销不出”的尴尬局面。1984年，吉林粮库有上千吨玉米捂坏变质了，别说人不能吃，就连猪都不能喂，肥料也不能做，只好拉到山沟里埋掉。
直到现在，农民卖玉米难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吉林省领导。省长洪虎曾半开玩笑说：“很不幸，今年我们又丰收了！”
谷贱伤农，老百姓捧着“绿色黄金”过着穷日子。
黄灿灿的玉米怎么才能变成明晃晃的“黄金”呢？这个非同寻常的“化学反应”要靠一个人来做“催化剂”，他叫徐周文。
徐周文本来不是东北人，他1942年生于江苏徐州，因为到哈尔滨电工学院上学，毕业后分到吉林工作，转眼就是40年，他也就自认是吉林人了。1984年埋玉米的事，经媒体披露之后，“对我们吉林人震动很大。”他说。
当时他在吉林省电子局工作，在深圳搞电子产品的进口配套，结识了一些香港朋友。1984年年底，一个香港朋友偶然告诉他，第二天要到东北某城市出差，去搞玉米深加工企业。他当即就说：“那里哪有玉米？搞玉米深加工，应该到我们吉林去啊！”
结果他真的把这个朋友拉到了吉林，与政府合资建成了吉林省第一个，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现代化玉米深加工企业，一天可以加工600吨玉米。
“我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唯一的美国玉米加工协会的会员。”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玉米产地，拥有世界最大的玉米加工企业。参加这个协会，让他对玉米加工企业过去的发展过程、将来的发展方向，都有了很深的了解。他要让吉林省的玉米也按照人家的路子走起来，做大做强。
1996年，长春市领导把他从省政府调到了长春市政府，任命为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长春玉米工业开发区总指挥，负责区内行政管理、工程设计以及科技发展诸般事务。
大成集团在这里顺利出生、茁壮成长，仅仅用了15个月，就成为亚洲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日加工玉米1000吨。现在，大成可以年加工玉米180万吨，相当于长春市玉米产量的1/3。今年还有7个项目同时在建，3年之后，可以年加工玉米400万吨。
大成集团成立之初，国有股份占60%，是以土地入股。2000年公司借款6180万人民币，买断了那60%的国有股份，完成了资产重组；2001年公司在香港上市。
这60%股份的15%是创业股，由当时参与创业的321人持有；管理股占其中25%，由公司管理层持有；剩下60%归集体所有，用于公司的扩大再生产、再投资，不能用作他途。
徐周文作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和别的创业者一样拿创业股和他的工资。“我们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挣来的钱没有分掉；大家一条心，凝聚力强，公司自然发展得很快。”
大成集团门外蜿蜒着一条好几公里长的“长龙”，那是来送玉米的农户和各式各样满载着玉米的车辆。
成立大成公司的初衷，就是要给吉林的玉米寻找出路，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这个“既定路线”从来没有动摇过。
玉米经过精深加工，附加值大大提高，比如变成赖氨酸、化工醇（原来是从石油中提炼，因此玉米又被称为“再生石油”），价格就比玉米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因此企业效益一直不错，可以尽可能地给农民让利。
大成收购玉米，比国家规定价格高出20%，特种玉米价格高出40%，订单种植收购占到收购量的40%左右。每年收180万吨，可以带动周围近100万户农民每户年增收1000多元。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年前我要还贷款，几个银行的行长都亲自来找我，再三地说，你还是别还了！结果我把其他行的都还了，只剩下农行没还。这样一年光利息就可以给农行5000多万。”徐周文说到此处，不无得意，开心地笑了。
“想陈钢，盼陈钢，陈钢来了有希望。” 1997年8月，东药人以79%的投票率“海选”了自己的新厂长——已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担任副主任4年的原厂长陈钢。在他们心目中，懂管理、观念新的陈钢不啻一剂起死回生的良药。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月之后，这句话演变成了“想陈钢，盼陈钢，陈钢来了就下岗。”
重回东北制药集团的陈钢面对的是一派大厦将倾的情景：企业每年亏损两个亿，银行资信从3A降至3B，股票被ST；支柱产品VC停产三个月，畅销的氯霉素反而赔钱；债台高筑，经常被断水、断电、断气，甚至被税务部门封死银行账号；人才大量流失，职工人心浮动，管理一片混乱；在全国150家医药企业中，经济效益排到了149位。
上任一个月，陈钢开始给东药“动手术”：停产6个严重亏损的产品，一次性下岗分流4200名职工。
那些在选票上郑重写下陈钢的名字、夹道欢迎陈钢归来的职工，突然要失去生活的依靠和希望。陈钢给全体职工写了一封充满真情的长信：“不走这一步，我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掌声，但赞扬和掌声救不了东药”；“与其一块困死，不如暂做出一些牺牲，企业突围，生存下来，那样还会有更多的上岗机会……”。两周之后，4200名干部职工回头望了东药最后一眼，静悄悄地离开了岗位。
这场“手术”疗效显著：产品成本下降，原材料采购投入加大，销售资金回笼上升，东药遏制住了下滑的巨大惯性。更重要的是，未下岗的干部职工们也认清了形势：混不行，不干不行，干得不好也不行。
下岗的人带着对陈钢的信任离开，陈钢终究没让他们失望。几年来，东药集团先后有7000多人下岗，但通过对改制成熟的停产品恢复生产、开发新产品创造就业机会、创办服装加工中心、推荐下岗职工到外厂就业等方式，又使4000多人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陈钢的第二味烈药，开给万吨VC。
1995年以前，作为中国医药有机合成基地，东药稳居同行业老大的位置。1995年10月，东药投资7亿元引进的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万吨VC生产线开车投产，遭到竞争对手瑞士罗氏公司、日本武田公司的联手降价打压，产品上市当日，VC价格从每公斤12美元狂跌至5美元，东药全线溃败。很多人认为，万吨VC一日不停，东药就无可救药。陈钢却不以为然：东药之败，不在VC，而在体制。
1998年初，陈钢开始在万吨VC生产线实施模拟“三资”管理，一言以蔽之，是“先定指标后定人，不接指标就换人”——对物的管理，要求产量要达到设计规模，成本要降到市场认可的成本底线；对人的管理，1326名职工全员下岗，“定岗定薪，一岗一薪”，经过层层竞聘，805人重新上岗，考核、分配制度紧随其后，工资差距从500元拉大到3500元。
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万吨VC名副其实，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VC生产线，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于1998年11月底扭亏。陈钢亲自举着大红条幅到VC公司门前道喜。“任何一种喜悦都无法与那时相比。”陈钢后来说。
VC改制成功之后，集团内部模拟“三资”企业管理的单位很快达到70%以上，转制的形式不拘一格，包括承包、租赁、先股后租等10余种，按照《光明日报》当时的评论，是“10种公有制实现形式激活一潭死水。”
陈钢明白，病起沉疴，“造血”比“输血”更重要；要救活东药，人比资金、项目更重要。当时，不仅新招的大学生过不了多久就所剩无几，连那些在厂里工作了几十年的科技人员也纷纷要离厂自谋生路。一个老知识分子临行前对陈钢说：“我两口子都在这里，一个月挣三四百块钱，怎么养家糊口？我出去肯定不再干制药这一行，东药要是好了，需要我，我还回来。”
陈钢提出实行津贴制，人事部门反复权衡，拿出了方案：本科生每月追加津贴80元，研究生100元。陈钢急了：“没有一批高收入的中坚力量，国企就永远没法和其他企业抗衡；科技人员都走了，东药就真的完了！”
1998的钟声敲响时，东药开始实行新的分配制度：大学生一入厂，每月就可得到260元的学位津贴；研究生月收入2000元以上；博士生月收入8000元；中国工程院院士每月税后工资为1.5万元。留住了人才，还得挖出他们的潜力。陈钢又在研究院推行“特区制”，有科研项目的科技人员进入“特区”后，月收入可提高至1800-3500元，出了成果另有重奖。
要走的人不走了，走了的人也回来了。
新产品纷纷上市，技术指标月月翻新，技术创新实现价值也节节上升。
人活了，体制、机制活了；VC活了，黄连素、氯霉素活了……整个东药起死回生了。
奇迹，虽然还记忆犹新，但东药人似乎不愿再提当年之勇。
如今东药产品远销55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收入超过30亿元，排名于全国同行业的前列。东药人史艳玲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扭亏、脱困问题，而是如何从产品经营过渡到品牌经营，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那么，陈钢还会给东药开出多少“新药、特药”？我们充满期待。
从政，读博，拿高薪，持绿卡……一条条诱人的坦途，别人求之不得，赵宏伟却选择了一一放弃。
这个文质彬彬的哈尔滨人，从表面看，似乎不应该有这样的勇气。
第一次放弃：
1990年，大学毕业工作了4年之后，赵宏伟被黑龙江省公路局公派赴日研修一年。按照惯例，这种外派“镀金”归来，很快就会得到提拔。而且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父亲是黑龙江公路系统德高望重的“老人”，他的从政前景一片光明。
但是这一年研修，让他看到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无论是在技术、管理方面，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他觉得应该抓住机会，继续深造。而且他也不想沾父亲的光，就想自己锻炼锻炼，看能不能创出一番事业。
他下了很大决心，要“赌一把”，选择了停薪留职，自费留学。
那几年，他刷碗、洗车、送货、扫除，每天打工六七个小时，尝尽了艰辛与苦楚。他学的是交通工程，课题是汽车的动态事故分析。课题很好，但难度非常大，一做就得做三年。1995年，走出北海道大学校门时，他面容清瘦，怀里揣着的，是日本权威科学机构颁发的论文一等奖证书。
第二次放弃：
有了这篇论文，他完全可以顺理成章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他却迷上了计算机。
他被大日本设计株式会社技术本部聘用。1997年5月，没有和家人商量，他又放弃了这里稳定的工作和高薪，毅然决然地进入一家小型IT公司，进行直接面向市场的软件开发。
1998年，赵宏伟一路过关斩将，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日本第二大证券公司的核心计算机开发部录用，外国人闯入日本国家级证券网软件系统开发核心区，他是第一个。
第三次放弃：
2001年，他不到40岁，月薪百万日元，收入非常可观。一般日本白领到他这个年纪，月薪也不过30万日元左右。公司还表示，可以帮他加入日本国籍并注册自己的公司。
加入日本国籍，而且是东北人？他总觉得有点怪。对日本这个民族，他很难认同。
适逢中国要加入WTO，他想赶上“入世”前的末班车，归国创业。而且，孩子到了入学的年龄，他想让孩子回国读书。
留学生在国外，会看到许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他觉得，看这些事情，要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可以看好的一面也可以看坏的一面，如果你总盯着阴暗面看，会觉得中国一无是处。他回国创业，是冲着祖国有点阳光有点灿烂有点奔头的一面。
“不该走的时候走了，不该回来的时候却回来了。”因此，这一连串的选择让他成了著名的“书呆子”。还好，有娇妻姜迪在旁，同去同回，大力支持。
这个平常连话都说不了几句的“书呆子”以一封E-mail联系，就走进了哈尔滨海外学人创业园，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给他办手续的工作人员都对他的选择不理解：“欢迎你回来……可你为什么回哈尔滨呢？”实际上，当时家人也主张他去北京，可是他说：“到北京我还是人生地不熟，如果要在北京、上海这些城市和日本之间选，我还不如在日本待着。既然要回家乡嘛，还不如回哈尔滨，亲戚朋友全在这儿，热热闹闹的。”
话虽如此，这时他的父母已经退休并且被妹妹接到了加拿大，没有什么荫庇可资利用，他又不会喝酒，不善应酬，只能靠自己埋头苦干。
秀才创业，怎一个“难”字了得？原来只需专心搞技术，现在企业的大事小情都要管；从日本带回来的最新技术，原以为一定会大受欢迎，在国内却找不到市场；想做什么，上网一看，都已经有人做了；好不容易招进来又加以精心培养的技术人才，翅膀硬了就“东南飞”了……公司的经营也陷入了困境。
赵宏伟没有气馁，这一次，他选择了坚持，而不是放弃。他说：“很多事情，得看你坚持到什么程度，不能急功近利。”
他的坚持有了结果：公司开发的系统监控产品，比如高速公路收费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得到了市场认可；一些通用软件还没有“照顾”到的行业，比如农资、糖酒，用上了他的物流管理系统，工作效率和决策科学性大大提高。此外，在闭路电视监控、防盗报警系统、电子巡更系统的设计开发方面，赵宏伟的真本事也让大家有目共睹。去年，他被黑龙江省团委、青联授予全省“十大海外青年学人回国创业之星”称号。
“挺欣慰的是，通过这两年的摸索，把农资行业摸得差不多了。现在我的思路比较清楚了，像下棋似的，今年做什么，明年做什么，下面的几步棋我能看得出来，设计好。”赵宏伟说。
而他的妻子，公司的总经理姜迪，却在旁边做了“总结性发言”：选了这条路，就得不断地努力，就像我们公司的名字，艾福特，EFFORT，意思是努力，奋斗……
我们知道，EFFORT这个词，还有成就的意思。

“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市长都能像营口市的‘父母官’孟凡利一样心情愉快。”
2003年11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辽宁“营口现象”的调研报告》被呈送到温家宝总理手上，其中援引了《德国经济杂志》这句话。
报告中所说的“营口现象”，是指营口市这些年在改革开放中“先繁荣，后落伍，又重焕生机”的潮起潮落。而在营口当了3年市长3年书记的孟凡利之所以心情愉快，是因为营口市“不仅走出了困境，而且还重新站在较高的起点上蓄势待发，城市中一派创业景象……”
6年前刚刚到营口市长任上时，他的心情可没这么好。《经济日报》连续7篇“给营口号脉”的报道，泼了他一头冷水。面对尖锐的问题，孟凡利说：“我们要知耻而后勇，变压力为动力，迅速行动起来。”
说到在营口的“雪耻”行动中为什么要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切入点，孟书记想起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生产队的高粱起了蜜虫，就是蚜虫。生产队买了1059那种农药，用瓶子装着，每人两垄地，一边一条垄，要用麻把药水一棵一棵点在高粱茎上，就能把蜜虫消灭。我那时候是学生，放农忙假，也要点两垄地。小男孩嘛，应该挺快的，可人家都跑到头了，我还远着呢。旁边大婶就笑话我：‘凡利你傻啊，谁一根一根点？人家都是随便一扔就跑到头了。’各家的自留地，都一棵一棵认真点；不是自家的地，就不负责任，虫子这种事情都能糊弄！”
“大家一提结构调整，就是讲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实际上应该是生产关系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孟书记对本刊记者说。
1998年初，营口市开始了大面积的国企改制——采取整体出售、兼并联合、合资合作、规范破产、公司化改制等方式，将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改为民营。
彼时国家对民营经济尚无明确政策，改制阻力之大，令孟书记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多少年的铁饭碗，谁愿意打破啊？工人封路，一封就是两三个月；‘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大标语也贴出来了，‘宁做国有企业的鬼，也不做私人企业的人’的口号也喊出来了；甚至政府给发放以前拖欠的工资，大家都不来领。”
“当时是风起云涌，过了三年以后风和日丽。”孟书记同本刊记者一起坐一辆面包车前往东北钢琴集团，车开过当年被工人封堵的路段，他颇为感慨。

不虚此行。
东北的天气，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冷；东北人渴望崛起、企盼振兴的心情，比我们想象中热切得多；而东北人付出的努力，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实际更有效。
针对各自的问题各自的优势，三省都已经明确了思路，比如进行国有企业体制多元化的改革，解决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招商引资，推动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把振兴老工业基地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酝酿三省间的紧密联合充分协作等等。
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不但不是纸上谈兵，很多工作都已经起步，甚至，三省还不约而同地制定了自己的时间表：某年之前完成某项任务，某年之前达到某个指标，直到2010年实现重振雄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