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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进农村配套关键在机制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1 月 28 日 16 时 2 分 54 秒 　
来源: 金羊网 本报记者 农家田   2008-10-15 10:13:45
    十七届三中全会挂出的农村改革风向标，使中国经济社会的目光从城市投向农村，当此之时，那些先期进入农村的龙头企业，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处聚焦所在。应该怎么评价龙头企业进农村的现象？由此而产生的“公司+农户”的商业模式，今后将生成怎样的财富新机会？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龙头企业进农村 
    早在2005年，经济学家林毅夫便开始不断地向公众重提农村市场的重要性，把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看作目前亟待释放的最大一块消费市场，并希望这个潜在的市场能让中国经济远离当时的中国正在走近的通货紧缩。林毅夫认为，目前中国最应启动内需的地方就是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林毅夫的观点和他的导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如出一辙。而林毅夫所提倡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指向的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在今天，已经成为龙头企业进农村的作为所在。 
    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华能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龙头企业农村代表。1983年，叶华能从农村来到城市做生意，赚到一些钱以后，1995年，他又从城市返回到农村。当时他被人问到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企业做大了，为什么不做到广州、做到北京上海，或者做到美国去，反而又回到农村？十多年后，当记者再次将这个问题抛给叶华能时，他的回答还是一样，那就是他看到了中国农村市场的内需。 
    事实上，因为基础设施的限制，中国多年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愿望，这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叶华能幸运地得到了这个天赋的要素。 
    响应党的号召，叶华能的公司越做越大，不久前，广东省委汪洋书记到梅州，在了解了叶华能投身农村的情况时，称赞他“做一行成一行”。而在他自己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做一行成一行，是因为“断臂精神”———随着农村业务的一天天扩大，而将城里的业务一天天削减。 
    一位广东知名的家电企业负责人也向记者展示了农村内需的前景。据分析，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3大件的拥有量分别为32.6、9.3、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和25.2%。2008年，农村人口达到了2.3亿户，比城镇1.1亿户多出1倍多，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3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万台而把这些家电产品的过剩生产力完全消化掉。 
    龙头企业进农村　配套改革是关键 
    早在80年代末，就有一些做得比较成功的企业家，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能够像叶华能那样取得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的并不多。失败者固然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但外部的配套改革则是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给龙头企业进入农村创造什么样的环境？ 
    据了解，目前虽然农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但限制农民消费标志现代化生活水平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3大件的主要原因不在农民的收入太低。举个例子，在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和供应还比较紧俏的与1991年的价格相比，还不及一半。诚然，农民的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实物收入，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可支配货币收入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低，但在1998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527元，比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高出74%，即使把实物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实际可用来购买消费品的货币收入也一定比1991年的城镇居民高，但广东农村居民在1998年时，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也远低于1991年时城镇居民的拥有量。由此可见，即使现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城市居民低，但这几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趋势不可否认，限制农村居民购买家电产品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收入。 
    “公司+农户”模式：关键在分配机制 
    广东省政府一份针对“公司+农户”模式的调研报告显示，这种模式在某些地区某个发展阶段起到了作用，但目前，“公司+农户”模式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报告称，从这几年的改革实践看，这几年农村农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与城市化的进程相比，远远落后。这与农业经济的特性当然密不可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形态决定了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对滞后。 
    报告引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村改革经验称，从很多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来看，在发展农业的早期，很多国家和政府采取了防止大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的做法，而主要是组织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包括建立行业协会等等的发展。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禁止工商资本、金融等进入农业，而是通过农民协会内部来发展农村金融。尽管发展到后期由于过度保护出现了效率低下等问题。“但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保护农民的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中国太大太复杂”。报告认为，我国出现把龙头工商企业引入农村经济，再由工商龙头企业和农户签定购销合同，这在某些地区某个发展阶段起到了作用”，但这并不是简单将龙头工商企业引入农村就算完事。改革的实际经验是：“公司+农户”模式的利益分配机制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司携款潜逃的案例。 
    报告认为，从长远看，把农民的自我组织化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是一个方向，而不是依赖于外来的工商资本，但现在，不能否定工商资本的作用。农民作为个体而言，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在与大资本博弈的过程中，农民的不对称形势而导致交易中的弱势地位，这种情况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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