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达坤（左五）南下深圳前，是武汉市百佳人才、奥数金牌教练（特派记者刘蔚丹摄） 

    记者赴深圳探访湖北南下优秀老师：
    图文：能带出高分学生吃香下班回家一个人惆怅
    优秀教师“东南飞”，在湖北每一所优质学校都曾出现。湖北优秀教师聚集鹏城源自什么样的推动力？从湖北到深圳，他们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金报记者南下深圳，探访从湖北南下的优秀教师们。
    湖北老师在深圳很吃香
    一听说是湖北黄冈的教师，深圳家长两眼发光，觉得把孩子交给他们，就离名校不远了。
    深圳市彩田中学校长张文枫算是“南下”较早的一人。
    1992年，时年25岁的张文枫还是洪湖一中一名优秀的数学教师。一次偶然，他来到深圳，马上被异乡这座城市的活力吸引住了。
    次年，张文枫拒绝学校的挽留，来到深圳市深南中学做代课教师，尽管没有公办教师的编制，但是收入是在洪湖一中收入的三倍，这让他铁了心坚持。
    一年后，张文枫转正。七年后，张文枫步入学校的中层管理者行列，今年上半年，正式掌舵深圳彩田中学。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批和他一样南下的湖北籍教师，因为踏实、肯干，凭着超强的适应能力，让他们很快在深圳立住了脚。如今有的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有的成了教研专家，更多的则在深圳的优质中小学做管理。
    据了解，湖北教师“东南飞”的高峰期是1995年—2005年。由于地域经济差异和本地激励机制不到位，湖北省不少重点中学的老师被大城市的学校挖走，高峰期一年光是黄冈地区流失的教师数可达300余人，而且多数是三四十岁的骨干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
    2000年后，全国教育“一盘棋”的趋势呈现，湖北教师俨然成了优质教育的一块招牌，不少深圳家长点名要湖北教师教孩子，以至于后来当地的家长一听到湖北、黄冈就两眼发光，觉得把孩子交给他们，就离名校不远了。
    “湖北人会考试啊，于是人们就认定了，湖北老师能够带出高分学生。”张文枫认为，这种习惯“误解”，成为湖北教师在深圳吃香的主要原因。
有人融入鹏城有人“南漂”
    公办、家教演绎不同人生轨迹。虽然湖北籍老师不少，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下班回到宿舍，不少人会感到孤独。
    今年58岁的袁文尧提前从钟祥三中的副校长岗位上退休了，7月份他南下深圳淘金，也成了一名家庭教师。他的想法很简单：趁现在还干得动，能给子女挣一点是一点。
    一个月后，老袁招到了第一个学生，一堂课收费450元，他教授的是《论语》。
    “课后，学生对家长说：‘讲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考试又不考’！”老袁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于是老袁开始识实务，专攻高考语文。老袁告诉记者，钟祥的家庭教师在深圳是响当当的。
    据介绍，外地老师到深圳后，能够顺利通过人事招考等途径入驻公办中小学，便可享受6000-8000元的月薪（不包括奖金），条件好的还能分到宿舍。而不少放弃公职，来到深圳的湖北老师，如果进不了公办中小学和私立学校，只有挂出家庭教师的招牌单干。
    在深圳，家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完全统计约有5万余人。在深圳，家教一课时的收费从200-1000元不等，做得好些的可以赶超公办教师，但辛苦可想而知。
    在深圳，湖北籍的公办教师和家教有着各自的轨迹：公办教师在身份上融入了鹏城，家教实则属于“南漂”。
    家教羡慕公办中小学教师的稳定身份，却也乐得他们的自在：白天不带课时，他们便聚在一起，吃饭、聊聊家乡的近况，谁有了难处，大家一起出主意。
    相比之下，公办教师也会时不时流露出他们的惆怅。”深圳接纳了朱达坤和他的妻子，但平时妻子住校上班，女儿在广州上学，家人朋友都在武汉，虽然学校湖北籍的老师不少，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圈子，下班回到宿舍，他会感到孤独……
    深圳名校中的湖北校长
    无奈的是，到哪里，学校的升学率永远是最受关注的。
    曹衍清，曾任全国赫赫有名的湖北省黄冈中学校长8年，一直保持着这所学校高考升学率的佳绩：近400余名学生被保送至清华、北大等重点学府，获得国际奥赛金牌9枚。2002年4月，他悄然南下来到深圳，现任深圳四大名校之一深圳实验学校校长。
    目前深圳公认的四大中学名校中，两家由湖北籍校长掌舵，除了深圳市实验学校，深圳高级中学的校长黄显甫来自洪湖一中。
    “如果说黄冈中学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么中国没有一所学校不是在做应试教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曹衍清总是要这样澄清一番，在他掌舵黄冈中学期间，黄冈中学是不补课的。无奈的是，到哪里，学校的升学率永远是最受关注的。
    在深圳莲花山附近一所初中任教的田老师告诉记者，她到深圳时的收入为每月6000元，后来因为所带的班上出了高分学生，她便闪电般地转正，收入一下子涨到1.2万元。这样的涨工资，让田老师感到忐忑：“原来分数这么值钱啊。”她寻思着，如果自己下一次带班考砸了，会不会又降回去。
    教师们告诉记者，在深圳一所重点高中，高考考得好，学校甚至可以拿出上千万来奖励高考组的教师，而深圳中学中，近年来聘请的“百万年薪”校长，均是从内地高考升学率奇高的学校挖得。
    全国教育评价的“一盘棋”，令一批有想法的湖北籍教师平添了几分失落，他们有的进入了深圳的公办学校后，选择了再次出走，要么做家教单干，要么直接改行。

 

 
图为：蔡兴蓉通过在深圳创办“私塾”，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幸福

    图文：他们缘何远离家乡奔走南方
    或因应试体制难容，或为寻找教育理想，或是追求更高收入……
    每一位南下深圳的湖北籍教师，内心深处都藏着一段故事，不轻易和人说。在离开故乡学校那三尺讲台时，他们几乎都经历过内心的挣扎，旁人的不解、背井离乡的苦楚时时令他们煎熬，但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投入那匆匆南下的洪流，头也不回。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毅然决然离开故土，奔向远方？他们在那边过得好吗？
    “癫师”寻得精神幸福
    在钟祥，我的课常常设在小巷、古渡口、桥头、河畔，被视为“另类”。但在深圳的课堂，我可以带着孩子们自由地听歌德谈话，陪卢梭散步，且没人指责。
    今年49岁的蔡兴蓉，在深圳从事“私塾”事业已有四年了。
    早些年，蔡兴蓉在钟祥实验中学教书，一度被视为异类。他对学生说，如果真想学好语文，就请记住多读书，尽量少听或不听语文老师讲课。他可以面对刁钻的试题毅然撕掉试卷；他可以在课堂放大片播名曲；他的课常常设在小巷、古渡口、桥头、河畔……
    这位钟祥著名的“癫师”，坚持不懈反对应试教育，一度成为教育界风云人物。但他推行的“实验”却一再受挫。
    最终，蔡兴蓉的另类，让他失去了讲台。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谈到来深圳的初衷，蔡兴蓉这样说。从钟祥离职后，他来到武汉一所私塾打工，因不肯为应试考试屈膝，再次离职；在广东一私立学校当老师时，他看不惯学校的唯利是图，再度出走。
    走投无路时，蔡兴蓉想到了深圳。2006年在武汉时，深圳的一名家长慕名找到他，说：“如果混不下去了，深圳欢迎你！”
    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蔡兴蓉来到了这座多元城市。
    “在深圳做家教的四年，我非常快乐。”在福田区莲花二村的一处民宅，蔡兴蓉开设了自己的私塾“悦读馆”，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湖北同行们，践行他的教育理念：“只教没用的东西。”
    然而，正是这些“没用的东西”受到了深圳一些家长的追捧，他们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在这里博览群书……目前，蔡兴蓉的私塾已经有了50余名固定的学生，他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三四万元。
    不过，蔡兴蓉更大的幸福感来自精神上的满足：“在我的课堂，我就是带着孩子们自由地听歌德谈话，陪卢梭散步。没人指责我说：‘怎么能这样做？’”
    采访完蔡兴蓉，已近午夜，他的同乡、学生和家长还不愿意散去。凌张森是深圳实验学校初一学生，他说：“喜欢听他说话，光是听就觉得长见识。”他已跟着蔡兴蓉学习三年，每次学习后，他都忍不住写作文记录自己的感受。
    “另起一行，完全不跟在学校的后面”——这是蔡兴蓉为自己深圳教育事业的定义。他的教学主要有三点：一是以博客写作为主，自由写作，他要求每个孩子每周写一篇博客；二是阅读，一半为传统经典，一半为西方人文；三是学习围棋，开拓思维。
    “终于没有违背自己，内心可以鸟语花香。”蔡兴蓉说，在深圳，不少家长有国际教育背景，对中国教育有取舍，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的反应试教育得到认可。
    蔡兴蓉的收费在家庭教师中是收得较高的，但深圳的家长不缺钱。一位曾在美国留学的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去国内的学校学习，他把孩子托给了蔡兴蓉……
    家教的生活，让蔡兴蓉感悟颇多，他整理出家教的观察笔记，讲述了60多个孩子的真实的教育故事，探讨什么是好的教育，教师和家长如何面对这一代孩子。这本书名为《走在孩子的后面》，成为畅销书籍。
    官员南下再做校长
    如果说我离开黄冈有什么原因的话，可以说是我难舍的校长情结使然吧。相比三年的教委主任，我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名校长。而且在这里，我不再为钱操心。
    “如果说我离开黄冈有什么原因的话，可以说是我难舍的校长情结使然吧。”接受采访时，曹衍清这样解释他的“南下”。来深圳之前，他做了三年教委主任。相比之下，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名校长，原因在于，他喜欢和教师、学生打交道，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充实，从不厌倦。
    当然，他来深圳也有一点“私心”，就是在内地从事20多年教育工作后，感觉有点倦怠，也想对沿海开放地区的教育工作有所体验。
    时至今日，曹衍清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依然是：从黄冈到深圳，有什么不同？
    曹衍清说得很坦白：相同之处在于，升学率与素质教育的矛盾是相同的。到哪里，社会和家长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标准都是升学率，素质教育举步维艰。
    “不同之处在于，在内地当校长，要始终想两件事，一是钱，二是教育质量。在深圳做校长，想得比较多的是教育质量，怎样增强学校的影响力，一般不用为经费发愁。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深圳当校长好做一些。”曹衍清说。
    但另一方面，在深圳当校长，对学校教育工作的主导力要比在内地当校长弱一些，受到的干扰更多一些。曹衍清说，因为深圳大多数家长的文化层次都比较高，他们常常站在各自角度，对学校的教育发表意见，甚至会要求你校长应该这样或那样。这是在深圳做校长为难的一面。而他在黄冈中学做校长时，他说怎么做，从上到下都会同意他去那样做。
    在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校长办公室，在显眼的位置上，深圳市颁发的“高考工作先进单位”金字牌匾，从2005年齐整地排列到2012年。高考升学率，仍是社会考核中学的关键指标。
    收入差距诱人出走
    主要是家乡的收入太低了，一个星期28课时，一个月只有2000元。女儿在读大学，老人身体也不好，要吃药，这点钱实在支持不下去。
    46岁的陈丽来自黄冈一所普通高中，3年前来到深圳。
    “主要是家乡的收入太低了，一个星期28课时，一个月只有2000元。女儿在读大学，老人身体也不好，要吃药，这点钱实在支持不下去。”思前想后，陈丽来到了深圳，由于没能考入公办学校，她便当起了一名英语家教。
    如果不是因为经济问题，陈丽不会离开家乡，毕竟公办教师还是相对稳定的，而且自己的家人都在老家，她一人在深圳打拼，饱受相思之苦不说，还要经常为招生操心——“深圳的家庭教师太多太多，如果学生和家长觉得你教得不好，立马就可以把你换下。”
    吴红兵原是沙市一所重点中学教师，2005年他来到深圳。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压力，另一个原因就是职称评定，“根本不看你的能力，而是看你和校长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我退休了也评不上高级。”在和校长发生了激烈争执后，他选择了离开。
    胡凯今年33岁，2007年从钟祥考到深圳一所公立学校，教了6年书。直到今年高考后，他才鼓足勇气再次从体制内走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和蔡兴蓉一样，胡凯上课不教授课内教材，不愿意把学生们调教成考试的机器，他鼓励学生大量读闲书……尽管学生们喜欢，但却多次被校领导警告。
    胡凯觉得很难受，当年他就是因为不愿困死在应试教育中，不愿意看到学生们灵气十足的眼光在题海中渐渐黯然，而选择离开的。
    又一次，胡凯选择了离开。如今，胡凯效仿蔡兴蓉的团队，打算开创自己的事业。他拿出自己这些年来的所有收入，开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几个偌大的书架堆满了他精心挑选的书，在学生和家长中推广公益阅读是他的第一步设想。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死了，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的：此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违背良心兢兢业业地熬到终点……”胡凯说，这是他绝对不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