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黄冈中学数学特级教师祁锦英现在退休在家，她的学生库超是1990年奥数竞赛银牌获得者。

 

黄冈中学新校园

 
正在给高二年级九班上课的徐辉老师

 

正在准备迎考的黄冈中学高考班学生。

　　黄冈制造：一所中学的高考传奇
　　英国，伊顿公学，2006年4月4日。
　　作为中国的中学校长代表，陈鼎常受邀在伊顿的礼堂进行了他的教育思想演讲:“宽而有度，和而不同。”一年后，当记者问起他的伊顿之行，这位黄冈中学校长抒发的感慨，似乎与他的教育思想无关，“在中国任何一所学校参观，他们一定会介绍自己学校出了多少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伊顿公学跟我们介绍的，是学校的一位高中生，他们指着墙壁上刻着的一个名字说，‘这位高中生，在这里读书时去世了’……”自始至终，陈鼎常注意到，伊顿公学没有想起要告诉中国的参观者，“这所学校出了19位首相”。
　　这当然是一种反差。与陈的感慨形成的另一种反差是，黄冈中学橱窗里最醒目的大幅照片，是那些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奖牌获得者(包括亚运会金牌获得者);其次享有大幅照片待遇的是今年获得北大、清华保送资格的黄冈中学学生；接下来，各个公共要道的墙壁上，是各种竞赛与考试优胜者的排名。显然，这正是陈校长描述的中国学校的典型。
　　稍稍比较一下黄冈中学与伊顿公学，结果也会有趣。110年前，后来成为全球经济学标志人物的凯恩斯以第十名公学奖学金获得者的资格，考进伊顿公学(1897年)。凯恩斯与其父的通信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他在学校的竞赛成绩——《凯恩斯传》统计:“伊顿期间，凯恩斯曾在大量竞赛中获奖。第一年他得了10项奖，第二年18项，第三年11项，总共获得过60项奖。他在所有重要的数学竞赛中都获胜。”至少当年，伊顿公学竞赛之频繁，与现今的黄冈中学并无分别。好玩的是，这些竞赛以英镑为物质奖励，但对获奖者只是他“获得了多少英镑的书籍”，离开伊顿公学时，凯恩斯“所收集的书籍超过300本，其中一半是用学校获奖的奖金买的”。对比看，黄冈中学的杨诗武高中3年，自己只买过一本参考书，其余全部是他的竞赛教练肖平安提供的。他拿回奥赛数学金牌后，获得黄冈市2万元的奖励，这一奖励对于杨家，“可以不担心上大学的费用了”。伊顿对自己的杰出校友隐而不彰，陈鼎常所感受到的反差——可能的解释之一，或许伊顿公学认为那些是学生自己的成就。
　　陈鼎常的解释是:“英国教育更注重个性，而中国，则是大一统的考试。”这两者的不同，在陈看来，不太可能用“优劣、好坏”来做断然的判断，关键是，英国与中国的“现实不同”。
　　中国是什么样的现实？更重要的是，黄冈是什么样的现实？
　　黄冈市1995年撤地建市，下辖10县市区，截至今年，仍有5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水平对应教育状况，黄冈的现实，黄冈中学副校长刘祥说，“黄州城区30万人，其中10万人是学生”。而这众多学生形成的学校等级最高端是黄冈中学，该校校友、清华大学学生钟凯描述自己当年:“虽然中考时我的分数超过(黄冈中学)录取线近30分，但我依然感到信心不足，主要原因是，城区学生进入‘黄高’的门槛比农村学生差不多要低30多分。”黄冈中学每年计划内招收的高中生，有一半来自下面的县，而考进黄冈中学的农村学生平均比城区学生高出30分，是记者调查里比较小的差距，一般说法，差距在“30～50分”。
　　因此现实，与奥赛数学金、银牌获得者王崧、库超同为竞赛队队员的胡小军说，“在我们村里，上了‘黄高’，还考不取重点大学，村里所有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而村里人描述那些上了黄冈中学的孩子一般用语是，“那是聪明人，不学习也考得好”。很不幸，胡小军没有考取重点大学，以致他后来工作4年多，“从来不敢告诉别人，我是黄冈中学毕业的”。
　　城区与农村学生各占一半，而且农村学生中考平均分大大领先城区学生，黄冈中学的这种结构所形成的学生传统，奥赛数学银牌获得者库超告诉记者，读初二时，他知道了黄冈中学的林强奥赛获得了铜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竞赛，之后，就是在全国竞赛获得名次，也没有满足感”。而另一位奥赛数学金牌获得者杨诗武的目标，则是他的前辈校友、同样是奥赛数学金牌获得者的倪忆，希望像他一样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把自己的目标定为最强校友，胡小军回忆自己当年，“目标就是镇里第一位考取北京大学的，上浙大的同学都不是目标”。因此，胡拒绝了大连理工大学的保送资格，要自己考取更好的大学。学生传统里的这一动力机制，黄冈中学校长陈鼎常解释说，“在我们这里，城市太小，而且农村学生多，歌星、电影明星不是他们的偶像，那些最厉害的校友，才是学生的目标”。
　　很难分辩黄冈区域的微观环境，与黄冈中学的奋斗孰因孰果。结果是，虽然这所学校只是小学、中学、大学教育链环中的一环，也只是全国众多重点中学的一所，但在高考30年的历史里，她脱颖而出，用黄冈中学老师们所乐意使用的词语，黄冈中学成为“品牌”。或许比“品牌”更具价值的是，这所中学象征着多数的中国中学教育现实。
　　虽然接受记者采访，叙述的重点是黄冈中学的历程，但陈鼎常仍然可以经常脱离黄冈中学的“微观”，而与记者讨论教育背后的中国现实。在比较伊顿公学之后，陈的结论是:“我们只能在中国现实之下，努力做得更好更完美一点。”与此对应，观察黄冈中学，任何抽离中国现实与黄冈现实的选择，都将使描述失真。(记者 李鸿谷 关海彤)
    黄冈中学的经济压力与规模扩张
    “黄高”、“启黄”与“惠州”
　　从希腊雅典飞回北京，杨诗武有点意外，他的数学教练竟然从武汉飞过来接他，而且买好票一道飞回武汉，“本来我觉得坐火车就行，但老师可能认为，得了这么大的奖，坐飞机是应该的”。
　　1994年，黄冈中学90年校庆。当时的校长曹衍清回忆:来了70多家媒体，中央级的媒体都是直接来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没有派当地记者。校庆的前一晚，曹睡不着觉，“我去看一个新华社记者，他正在写稿子，我说，你这会还没有开就写？他说，我现在写好，明早8点，送到总理办公室，你们有总理题词嘛，9点通过了，出来，新华社发通稿，电视、广播、全国各大媒体当天就能登出，不然就得隔一天，要有别的事你这个就没影响了。”当晚，曹衍清坐在电视前看新闻联播，“校庆新闻，排在第五条，口播报道”。
　　奥赛两枚金牌、两枚银牌、一枚铜牌所获取的光荣，至此达到高点。作为校长，曹衍清的烦恼是:“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考察，实际上开会时就在动员老师，到南方去。”如何把老师留下，是曹的难题。能够把老师留下来，关键的因素之一，是待遇。曹坦陈:“我做校长，目标只有两个，一是教学质量要保证，二是必须弄到钱。”此次记者到黄冈中学采访，众多被采访对象回忆学校的发展史，在感觉上，经济成为一种压力，“开始于1994年”。
　　之后，从学校运行的角度观察，经济压力与规模扩张，构成至今仍在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老师的外流压力，最初的解决方案仍在常规规则里进行，曹回忆说:“我能把所有教师子女安排在银行、电力系统工作，当时算很好的单位了，教师子女就业是最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人，给我解决钢材指标，拿到指标我就能赚钱……就这样，我们招生的位置还是有限，给你这个位子，就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是照顾他，是他来找我，不是我找他。我标准定得很死，9月1日这个事情办不成，就不能进学校，多高级别来的条子还是这句话，把事情办了。把这些事情落到实处，我们的教师就不外流。我的目标是:不和大城市比，在黄冈当地我们的老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在黄冈中学校长位置上干了7年，又做了3年黄冈市教育局局长后，曹衍清离开黄冈到深圳。但等到曹去深圳办手续，却生了一回气，“我拿我的档案去深圳人事局，有个办绿色通道的小伙子，先翻到奖惩栏，一看是空白——其实，黄冈中学每年有两个全国人大代表，我都没当过，让老师们去，我的奖惩栏是空白，连省教育先进工作者都不是，我觉得自己不需要这些，老师们都是全国劳模、省先进、国务院津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对我有什么影响。那个深圳的小伙子说我不符合规定，他们的绿色通道是为全国劳模这样的人开的。我当时就说，‘你把档案还给我’！我拿了档案就走。人事局局长立刻下来拦我，让我不要生气，这个小伙子刚毕业，他训斥说:‘你知道他是谁吗？’然后让我回去等，人事局长当天办好给我送过来，本来是需要一星期的。我从来不为虚名痛苦，这是我唯一一次为这种事情生气”。显然，黄冈中学的光荣所积累的声望，并非地方性的影响力。
　　现在已难以考察1994年黄冈中学的经济状况，如果以2006财政年度计，陈鼎常介绍说:“财政给的教育经费是490万元，而维系黄冈中学正常的运转，则需要1000万元。”两者相差，学校存在510万元的缺口。这是自1994年开始的学校的财政现实。
　　曹的后任校长汪立丰(1999～2004年在任)，跟记者论及经济压力与规模扩张，显然并没有将其看成一对矛盾，“只有规模扩张才能解决经济压力”。
　　黄冈中学的第一次规模扩张开始于1998年成立启黄中学。这所中学成立前导性因素，是土地的扩张——黄冈中学邻靠的并不景气的黄冈造纸厂有50亩土地，学校决定将其购下，以拓宽学校面积。当时的价格，黄冈中学分管基建的副校长卢树清介绍说，“每亩为21万元，后减去4万元，实际为每亩17万元”。仅仅购置这块土地，即需学校花费800多万元。显然，“当时学校并没有这个经济实力，需要自筹资金”。很难直接将这次购地行为与后来成立启黄中学联系成单线的因果关系。但之后，学校得到市政府批复，将黄冈中学初中部改为民营的启黄中学，由黄冈中学代管。这轮规模扩张的后续行动是，启黄中学学生3年一次性交清1万元的建校费，每学期按教育成本收取1000元钱——也即3年启黄中学的初中学习，需交1.6万元钱。
　　此次扩张行为所引发的议论，在接近10年之后记者采访黄冈中学时，仍是被采访者的重要议题。前任校长张庭良的意见，并不以为这一行为“妥当”。仔细研究处于经济欠发达的黄冈市的重点学校黄冈中学，有关人士分析，“这是一种多重困境的叠加”——经济欠发达，学校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学生家庭的收入亦不高。学校、学生、财政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破解起来，并非易事。在记者准备黄冈中学采访前，曾采访过的其他地、市重点中学校长几乎一致告诉记者，“经济压力，是校长排第一位的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具普遍性。
　　汪立丰向记者证实，在他任校长期间，经济学者钟朋荣曾向黄冈市建议，“黄冈中学是黄冈市‘优质资产’，可以扩大规模，办成一所万人中学”。汪说，起初他并不接受这一建议，两年后他接受了这一教育产业化理念，延续启黄中学的思路，用规模化来破解经济压力。于是，在汪立丰时代，黄冈中学有了第二次规模扩张:市政府无偿划拨300亩土地，学校另外购买200亩土地，黄冈中学迁新校址。记者此次采访时，新校址主体建设已告竣工，去年入学的高一学生，已在新校上课。
　　新黄冈中学，按基建副校长卢树清的介绍:“投资为2亿元，其中政府贴息贷款5000万元。目前已贷款1.15亿元，每年利息600万～700万元。”在此背景下，黄冈中学因为高考以及奥赛所赢得的光荣，用通行的说法“优质教育资源”，需要快速变现来应对规模扩张。“我们派出退休教师去到惠州，他们打我们的品牌招生办学。黄冈中学与他们签订的是20年8000万元的合同，平均每年黄冈中学有400万元的收益。”同时，“启黄中学与高中的‘三限生’每年亦有固定的收益”。当然，目前新校址的黄冈中学设计规模并非万人学校，副校长刘祥告诉记者，“设计规模为5000人，目前按4000学生在运行”。陈鼎常的信心还来自，他相信“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未来的投入将会加大”。
　　比较而言，4枚奥赛金牌的教练，由中学教师升任黄冈市政协副主任，又转任黄冈市人大副主任，最后才由人大副主任位置来任黄冈中学校长的陈鼎常的从容与坦率，令记者感佩。他能够清晰而明确地给记者算出学校运行的一笔笔细账，却又拒绝“董事长”形象，他说，“至少对于我这个校长，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我第一位的压力，最重要的压力是如何办好学校”。在跟记者说完他的伊顿感受后，他又接着说了另外一个故事，“别人恭维里根的母亲，说她了不起，培养了一个当总统的儿子，但里根的母亲说，‘我还有一个当农民的儿子呢’。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好的观念。国外上大学多采用面试考察，如果中国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许一年也未必能招满学生名额。这是中国现实，我们只能选择考试制度”。
　　在中国现实之下，陈鼎常给记者描绘的黄冈中学的未来目标:“高考，全省领先;奥赛，国际领先。”(本文曹衍清部分的内容，由葛维樱采访完成)
    获得数学联赛三等奖的小学老师
　　黄冈奥赛，那些人、那些事
　　卞清胜老师今年58岁，前年才评上特级教师。“58岁是界限，评了算了。”他嗓门特大，居然还是黄冈中学唯一用耳麦讲课的老师，站在台上酷得像个明星。在黄冈中学的光荣墙上，清华、北大榜每年常换常新，但捧奥林匹克奖牌的人永远留存。1981年，卞清胜和龚霞玲、陈鼎常一起从黄冈师院毕业，回到母校黄冈中学教书。20多年他们一直是奥赛的顶梁柱。“现在又看重高考状元了，状元只是效应，只有一个，最成功的不一定就是状元。”卞清胜说，“金牌也一样，多少比奥赛更复杂的事啊！”
　　胡小军：“三等奖”获得者的小学老师生活
　　36岁的胡小军戴着牙套，接了几个朋友催他去聚餐的电话，都开心地告诉他们:“卞老师让我接受采访。”胡小军在黄冈市实验小学做数学教师。“我刚来实验小学教书的头几年，同事们只知道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专科毕业生，没人知道我是黄冈中学毕业的。”1986年胡小军以569分的中考成绩进入黄冈高中，卞清胜老师成为他的班主任。“当年黄冈市的孩子只要526分。黄冈市下属的县，都是农村孩子，分数比城里孩子高太多。那一年我们黄梅县一共录了20个学生，而我是我们村中学历史上第一个考进‘黄高’的。”尽管从小就是村里成绩最优秀的孩子，胡小军在黄冈高中最好成绩是第100名，最差是第200名，属中间等级，一开始没有被推荐参加每个周末的奥赛训练班。“我小时候老听村里人夸我聪明，不用学习就能考好，我也一直这么告诉自己，其实天知道，我只要有亮光的时候都在学习。”胡小军在黄冈高中的第一年，渐渐给自己定了位:“我爸爸在渔场工作，他们那儿有个上北大的孩子，一直是我的偶像。我考上‘黄高’之后，所有的村里人都相信，我肯定能出人头地。”胡小军自己的想法是华中理工大学，“比较实际，而且我肯定能考上”。
　　命运的转折始于高二第一学期。黄冈中学每学期举办一次数学竞赛，前15名可以进入奥赛训练班，替换被淘汰下来的学生。胡小军恰巧考了第15名。“本来我已经觉得自己并不聪明，只是刻苦，要认真备战高考了，但这次考试之后我就开始了数学竞赛训练。”刻苦让他最终取得了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三等奖，在“黄高”的榜单上与三四十名学生并列。而班主任卞清胜当时正在为了保送名额烦恼。“我们那时的奥赛正是红火的时候，现在一等奖保送还有可能被大学退回来，那时候连三等奖各大学都来抢着要。”大连理工大学找到了卞清胜，希望能提前挖走一个。“我说，你们别想了，我们的学生连上海交大、复旦还不去呢。他们说，我们不敢奢望一等奖和二等奖的，给个三等奖的孩子就行。”卞清胜第一个找的并不是胡小军。“我找到了一个家是黄冈市的学生，一开始和他讲，他还不做声，我就劝他说，老师知道你想考华中理工大学，可是高考还是有风险，万一你上不了呢？结果学生被激恼了，你说我考不上，我考得还要更好！”这个学生后来考上同济大学建筑系，现在成了万科地产知名的设计师。卞清胜又找到胡小军，“我想他是农村孩子，毕竟经济压力大些，没想到他也一口就给回绝了”。“当时我只知道清华、北大和武汉的学校，大连理工大学根本不知道。那天我们村长和我爸爸刚好来看我，我都没有把保送的事告诉他们，那时我沉住气，一心要考最好的大学。”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胡小军考到了第44名，清华、北大就要变成现实了。父亲也从乡下赶来，告诉卞清胜，儿子其实想考北大。“我从参加奥赛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晚睡不着觉。”胡小军和农村的家人缺乏沟通，“卞老师又太忙”。他不好意思打扰，“我想了个办法，在高考之前买安眠药来吃”。胡小军停顿了一下，平静地笑了。
　　结果，胡小军的高考成绩只比黄冈师范专科线高了1分。“我知道成绩后，回到宿舍躺了几天。父亲来了，他找到卞老师，要他无论如何也把我录取到师院去。”卞清胜说:“我坚决反对，连黄冈师院的老师都来找我，让我劝胡小军复读一年，这孩子上专科太可惜了。”但胡小军完全听从了父亲的决定。“那时复读对于父亲来说，是耻辱的事，我们家也供不起了。在我们村里，甚至有几年的时间，大家都不知道我上了专科。在他们看来，农村孩子上了黄冈高中，还考不上最好的大学，简直不可思议。”说到这些，胡小军相当释然。他仔细地解释了专科毕业时的情况，“我怎么也不想回到农村去，因为我大学数学竞赛还得过全国三等奖，师院把我分在了算是比较好的黄冈实验小学”。实验小学的老师大多是湖北省各地属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来自农村，因为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选择了师范中专学校。同事们渐渐知道了胡小军的历史，有不会的题目，都来找他，他一下子就能写出答案。“这有什么用呢？小学已经取消了数学竞赛。”胡小军坦然地面对了现实，“我以前还不安心工作，想考研，现在已经乐于自己的工作了。”前两天单位组织去大连玩，他特意找了个空当，带4岁的儿子去了趟大连理工大学。“真漂亮啊！儿子说，‘爸爸，要是你当年保送来了这里，我们就不用在黄冈待着了。’”
　　黄冈的金牌榜样:王菘、库超
　　相比胡小军，和他同时代的王菘、库超成为奥赛的偶像。1990年，第31届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将中国学科竞赛的热潮推向顶峰。由于中国第一次获得主办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权力，得奖者不仅被媒体广泛地报道，还受到国家主席接见。而在这次本土比赛上，中国队的6名选手有2名来自黄冈高中。王菘取得了金牌，库超拿到银牌。黄冈中学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王菘是冠军得主中最像数学家的一位。黄冈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集体把王菘等同于陈景润这样的天才，因为他不修边幅的外表和怪异的性格，留下了太多逸事。胡小军上高三时，与高一的王菘、高二的库超同上一个奥赛训练班。“王菘老是拖着长鼻涕，也不擦。上课时一定要把耳朵贴在桌面上，不看黑板，好像睡着了一样，其实听得极其认真。”他写的数学答案，老师们总是要猜着看。无论是陈鼎常、祁锦英还是卞清胜，都认为，王菘思维跳跃得太厉害，老师们对他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他的智商和思路已经超越了老师们。“王菘在平时不能算前面的学生，因为题目太容易，显不出他的能力。”1990年对于王菘非常幸运。“那一年的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库超得了第一，而王菘连入选资格都没有。”卞清胜说，那一年的竞赛题目太简单，“我一看到题，就知道完了，王菘被埋没了。”但是因为中国是主办国，“害怕简单的题目挑不出来人”，于是破天荒又进行了一次全国竞赛。卞清胜说，如果没有第二次比赛，王菘也只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孩子。第二次竞赛的题目极难，王菘顺利超越了所有选手，成为当年头号种子。1990年和1991年，王菘连得两块奥数金牌。王菘两连冠的成绩在当时很不容易。“中国从1986年开始，已经成为国际奥赛、特别是数学的得奖大户。每年争得最凶的不是在国际上，而是在国内，基本上所有的中学都把最好的学生送进了奥赛训练队伍。”黄冈中学曾经的校长曹衍清说，恰巧王菘赶上了“全国奥数热”的机遇，而国务院总理就因为1990年接见王菘，才对黄冈中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给我们题了词。”黄冈中学因为王菘的两块金牌占据了奥赛的霸主地位。王菘保送北大，现依然在中科院专攻数学，是黄冈冠军中极少数一直留在数学专业领域的人。
　　有趣的是，黄冈中学的学生更愿意把银牌获得者库超当做偶像。继胡小军之后考来的同村的于红，和库超是同班同学。“库超长得很帅，有点像黎明。于红本来学习就不错，一心要比库超，后来和他一起上了北大，又一起出了国。”和天才王菘不同，库超对篮球、足球精通，人缘很好，一直当班长。因为太爱玩，参加国家队集训还被教练劝说，要收心，更不能带动其他同学。库超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我要当一个优秀的数学家，如果不能做到最好，宁肯不做。”在北大三年级的时候，库超申请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数学博士，经过5年学习，他放弃了数学梦想。“在美国人看来，自己数学学得好，参加个竞赛、拿个奖牌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但这跟以后选择什么职业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但在我自己看来却不一样，觉得参加竞赛拿奖，就要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去做一名伟大的数学家，毕竟科学家是儿时最崇高的职业梦想。”库超留在了美国，他说自己还是一个“俗世”的人，“吃饱穿暖更重要，现在过得很充实”。
　　骄傲的双满分：龙飞
　　“龙飞是1988年，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第一个双满分，也就是预赛和决赛全部满分的学生。当时获得了特等奖。”尽管此后也有一些双满分的学生出现，但是龙飞与众不同。“当年是有一道题目出错了，全国学生居然都照着做了出来，只有龙飞看出了问题，把正确题目和解答都写了出来。他的勇气和水平实在给我们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了。”胡小军是龙飞的同班同学。龙飞的母亲祁锦英，是黄冈高中辅导王菘和库超的数学老师之一。她说自己很喜欢王菘，“王菘性格很直，龙飞是我儿子，是王菘的师哥，但是王菘在我训他的时候就会反驳，‘我肯定好好学，才不像龙飞那样吊儿郎当’。”龙飞，同样被看做黄冈中学的一个另类传奇。
　　祁锦英教学优秀但性格倔强，她强调自己对王菘和库超倾注了极大心血，对黄高“冠军是老师们集体的荣誉”的说法也不以为意。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湖北教育报》报道的文章，那张黄得发脆的报纸上，被她用红笔划出“王菘和库超的课外指导教师祁锦英……”她一字一句地念，对此不满了20年。祁锦英现在更愿意讲王菘和库超的故事，对龙飞总是一笔带过。“我儿子太骄傲了。要是达不到预期值，就会彻底灰心。”祁锦英本来是带龙飞所在的高三数学竞赛班，因为高一的王菘、高二的库超特别优秀，她也同时辅导。卞清胜说龙飞都不用老师教，“我好不容易找到国内一本好一点的书给他看，他一个星期就看完了。因为里面大部分的题目他都见过了”。胡小军说，“龙飞上课其实特别用心，唯独他妈妈的课，他表现得很奇怪。有一次他妈妈正在台上讲，他突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就大步走出了教室。当时祁老师特别尴尬，愣了半晌，才苦笑说:‘大家千万别学我儿子。’”虽然老师和同学都说龙飞调皮，但胡小军觉得龙飞好像故意要给母亲难堪。
　　龙飞得了双满分，很快进入冬令营，准备国家队6人选拔。冬令营的选手等于保送进了北大、清华，龙飞刚刚得到北大的保送生录取通知，就放弃了冬令营的训练。他买了无数的小说回来看，天天下棋、踢球，坚决不再看一眼数学题。无论老师们怎么做工作，龙飞执拗地不再参加国际奥赛。这样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放弃，对祁锦英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祁锦英被问及儿子的事，总是很惭愧:“只上了北大的物理系，又不是特别好的系。”在北大，龙飞依然不肯按照常规走，他不愿意出国。“工作时去了武汉，现在自己开个小公司。他什么事也不听我们的了。”祁锦英说到儿子总是一句话，“他太骄傲了”。
    黄冈中学光荣榜上永远的第一
　　中国第一块奖牌：林强
　　库超、王菘、胡小军，所有人的目标都是林强。林强是黄冈中学的光荣榜上永远的第一。尽管林强在1986年只是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铜牌。“那是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学科竞赛，就获得了铜牌。”林强使黄冈中学从此成为中国中学学科竞赛的关键词，而中国的中学生从此在奥林匹克学科竞赛中势如破竹。
　　“林强能出来充满了偶然性。”卞清胜是林强的初中数学老师，林强上高中一个月就得了奖牌。“奥赛这条路不好走，除了极高天赋，机会和环境同样重要。”卞清胜说，林强的父母和一般人不同，到林强初中毕业的时候，已经自学完成高中的全部课程。初中时期，林强的父亲反复找到卞清胜，要求给林强“特殊待遇”。在黄冈中学，无论是老师、学生或是家长，都很自然地谈到“天才”和“一般人”的区别，对于极突出的学生，黄冈能提供的最好平台，就是竞赛。卞清胜不仅允许林强不做作业，还经常帮他在语文老师那里说好话。“他最头疼写作文了。”在中考之前，卞清胜给林强找来的是湖北省编写的高考复习资料。“林强是做中考题好？还是做高考题好？1985年我们并不知道，竞赛也能成为一条道路，我们只有国内和省内的竞赛，并把其当做学生课外活动的一种体现。”但是在湖北和湖南，已经有很多高质量的中学在国内竞赛上开始竞争。“林强的中考数学考了119分，满分120分。排名这个东西是非常残酷的，得满分只不过是中考复习得好，120分比我们这个119分差得远。”卞清胜和林强的父母志不在此，他们强烈要求黄冈高中在暑期竞赛训练班收下初中毕业的林强。
　　“无论怎么要求，高中部就是不同意。一开始的理由是，‘黄高’的竞赛班只针对黄高学生，万一林强不上‘黄高’呢？”卞清胜不明白，“这么好的学生，‘黄高’不要还有哪个学校能要？”卞清胜1981年开始执教，第一次碰到天才。“自己的学生连提前培训都不行，我弄不懂。”直到训练班开始前一天，卞清胜忽然被通知，林强可以来培训。一个暑假过后，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开始，林强取得湖北省第四名，不能参加只允许前3名进入的国家考试。“1986年，中国第一次要派队伍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全国通过竞赛选拔3名学生。”湖北前3名被黄冈高中包揽，但是黄冈高中的老师们还是认为林强更有希望。当时以黄冈的地位还无法替林强活动。“好运再次降临。第五名是武汉市的一名学生，当时武汉就去说服全国高中数学联赛委员会，要求给偌大的一个武汉市增加名额。”林强顺理成章搭上了顺风车，以全国第一的成绩入选国家队。1986年，林强的铜牌给黄冈乃至中国教育界带来莫大的震动。林强1987年再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取得了银牌，保送进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后来留校。“当时的改革开放才刚起步，在黄冈这样极落后的地区，居然能出这样一个天才少年。”曾经的校长曹衍清说。卞清胜说:“我们从来不知道国际奥林匹克怎么玩法，就那样派了一个农村学校的孩子去，就取得了成绩。”林强以后，他的模式被仔细地研究和复制了。“我们心里有底了。”
　　过渡时期的冤案：徐镇河
　　“徐镇河是紧接在林强后面的最聪明的孩子，也是王菘的奠基石。人心、规则这样的东西，比做题难。”卞清胜说。1987年林强之后，黄冈高中两年没有得牌。卞清胜调入高中部担任数学竞赛组辅导老师。1989年，徐镇河拿到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二等奖。作为黄冈高中唯一的希望，徐镇河的成绩让老师们非常不理解。“他刚考完，我们就让他把所有题目全部复制出来，总共3道题，有一道35分的题，解的特别巧妙，我们都觉得他肯定能入选国家队。”徐镇河从高二起一直是黄冈高中的重点选手，“可以说是湖北省最好的”。进国家队，要从全国所有的一等奖学生中选20人左右，叫“冬令营”，经过1个月集训，再选出国家队6人。卞清胜拿着重做的卷子找到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数学老师，经过肯定，两人一起找到了湖北省数学竞赛组委会。“我们找到了阅卷组组长，他看了以后立刻去翻书，然后说，徐镇河的答案确实比较好，而且比标准答案更好！但是当时阅卷的老师没有看懂，给了0分，他说，看来你们学校要加一个冬令营名额啦！”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湖北省竞赛委员会对这份卷子的真假提出了质疑，徐镇河后来做的不能算，原来的答案才是评分标准。“那你看一下原来的卷子不就行了。”但是湖北省竞赛委员会认为，当时阅卷调动了全省各地的老师，要重新拆卷子、评分，需要集合所有老师共同完成，不可能做到。徐镇河的父亲是黄冈下属镇办中学的教师，他尽全部力量，奔波了半年时间，找到了两个人，一是中科院数学学科带头人王元院士，一是全国奥数竞赛组委会的领导常庚则教授。“王元看后亲自给湖北竞赛委员会写信，让湖北复查一下。而常庚则干脆找到当时在‘中科大’念书的林强，林强不知道是母校的师弟，但他说，这个答案更好，就算要扣，也只能扣几分，徐镇河还是应该进冬令营！”黄冈高中焦急地等待着湖北省改变决定，但是湖北省最终将徐镇河的卷子调出来，寄给了全国奥赛组委会。这样地上下僵持，致使徐镇河的冤案不了了之。
　　黄冈高中1989年保送学生的时候， 浙江大学来的老师挑中了徐镇河。卞清胜无法抑制心中的遗憾，一再嘱咐老师照顾这个孩子。“4年后，那个老师居然又来我们学校招生，我问他徐镇河怎么样了，他想了很久说，哦，那个孩子数学没怎样，电脑倒是呱呱叫的。”卞清胜有一年带着学生去杭州集训，在大街上偶遇徐镇河。“他进了一个外国名字的公司，因为不是清华、北大毕业的，总是遭人排挤，坐了好长时间冷板凳，他对我说，编程其实和解奥赛题很像的，我们公司同事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能干！那时他还没有谈朋友。”因为徐镇河的案子，湖北省彻底改变了奥赛阅卷方式。此前卷子拆封要审查，并且不能加减分，此后，重点学生的卷子要再核实一遍。“后来的冠军，都是踩着徐镇河的肩膀过去的。”
    13岁上高中的外地冠军：倪忆
　　这些黄冈中学的学生，特别是竞赛金牌获得者，都是黄冈地区的学生。倪忆13岁从十堰一中初中部考入黄冈高中九班，16岁成为黄高仅有的外地冠军。他是现任校长陈鼎常亲自为第一届黄冈“九班”、也就是湖北省理科实验班挑选的苗子。1994年，全国理科实验班和各省理科实验班同时开始招生。初中时期已经名声显赫的倪忆，先在北师大投考了全国理科实验班。全国理科实验班针对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由国家教委主办，每年4个班，分别设在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在北京举行招生考试，对象是在全国初中数理化联赛的优胜者，总共录取100人左右。倪忆没有考上。陈鼎常当时就去全国理科实验班的阅卷组寻找朋友，希望能推荐比较好的湖北学生。阅卷组老师们推荐了13岁的倪忆。回到湖北后，倪忆参加了湖北省第一届理科实验班的招生考试。倪忆回忆说：“那年湖北省教委在黄冈中学和武钢三中办了两个实验班，可以从全省招生。当时市教研室的一位周老师很热心，从中牵线，让我到黄冈去。我小学时，母亲曾把《人民日报》上对黄冈中学的报道剪下来给我看;初中的数学老师曾把一本写黄冈中学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之光》给我看。所以我对黄冈中学一直非常景仰，但从没想过自己能到那里读书。”
　　“九班”从全省范围内招生，第一次出现了倪忆这样的外地理科尖子，由数学带头人陈鼎常做班主任。这位现任校长兼金牌数学教练非常严厉。倪忆最快乐的记忆，就是陈老师每次出差，班里就会疯狂地打牌。“我们班虽然说是湖北省理科实验班，但从黄冈以外来的学生很少，可能别处的学校不愿意放人。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两个潜江的和两个黄石的，而那两个潜江学生只上一年就回去了。”倪忆1997年获得国际“奥数”金牌，2003年在普林斯顿研究低维拓扑，今年将去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继续博士后学业。陈鼎常对于倪忆的最高赞赏却与学业无关:“一个13岁的孩子，从黄冈到十堰有500多公里，他就这么一直独来独往的，居然没有走丢过。”（记者 葛维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