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作主旨演讲

    2016年6月2日，第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在澳门召开，吸引了36个国家和地区的46位部长级嘉宾出席，以及来自国际金融机构、承包商、专业咨询机构及同行业组织的600多家单位的逾1400名代表的参与。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作主旨演讲。

    林毅夫先生发言时表示，作为经济学家能够参加澳门这次论坛感到非常荣幸。我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我想强调三个观点：一，基础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现在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资金需要金融创新。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它的背后是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变，一般各个产业所用的技术，从传统的技术变成现代化的技术，产业则是从农业进入到制造业，然后到现代的服务业，人口则是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在传统农业的时候，人们是看天吃饭，风调雨顺的时候，产量多，生活就好，要是风不顺雨不调的时候，那么产量就低，生活就困难。在传统制造业，所用的动力主要是人力、马力、牛力，现在的制造业需要的是电力，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面，生产非常少，一般的交换就在自己村子附近的集市里面进行一些活动，现在的制造业规模经济非常大，它销售的范围不仅是国内市场，还有国际市场。为了让这些产品进入到市场，就需要公路铁路、港口、飞机场。人们从农村进入到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上就需要有电力、公共交通、自来水，还有排水道。这些水利、电力、道路、港口、机场、公共交通、自来水、排污等等，是现代化的基础，因此，人们把这些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建设。

    林毅夫表示，基础设施建设，它不仅是现代化的基础，而且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用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形象的话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并且根据世界银行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在2001年-2005年间和1991年-1995年间作比较发现，这些年，由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每年经济增长率提高1.6%，而这个增长，在南亚地区更为明显，每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项研究也发现，如果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它的基础建设的速度能够达到像印度尼西亚那样的话，它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提高1.7%，并且，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水平差距能够减少一半的话，那么非洲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可以提高2.2%，这个情形在拉丁美洲也是一样。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水平可以和非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的水平达到同一个程度的话，拉丁美洲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2%。

    由于基础设施的重要，20国峰会在韩国召开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首尔发展共识，而这个发展共识的第一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去年联合国通过的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17项目标当中，第9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不过，基础设施建设有几个特性。

    首先，它的建设周期非常的长。每个项目可能要三年、五年或是十年才能够建成，并且，它的使用期、回收期也非常的长。一个项目建好了以后，可能是30年、50年，甚至是100年还在使用。它的一次性建设的资金投入非常大，可能是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而它投资的回报决定于这个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的状况好不好，发展得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就高，发展得不好，它的回报就低。也就是说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并且基础设施建设完了以后，最大的受益者是一般老百姓，比如说建了一条道路，减少了交通拥堵，使使用这些道路的企业和一般老百姓受益最大。这就是经济学家首讲的外部性。

    由于基础设施这样的外部性，一般市场、企业不容易来筹集这些资金，需要政府发挥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提供者的角色。那么对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所要扮演的功能，对经济学家来讲，应该是一个老观点，因为亚当斯就专门对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来负起责任提出了他的论证。不过，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有很多学者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既然是一项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就应该由市场的企业来进行。那么那个观点提出以后，发现从80年代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除了一种基础设施，民营资金的投资性高，那就是电信里面的移动通信，但其他基础设施，一般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高，造成了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南洋、非洲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所幸，现在国际上对基础设施建设应该由政府主导又形成共识。当现在国民经济面临下行，产能过剩情形严重的时候，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因为，在经济下行、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那么它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就是把政府应该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提上议程，进行建设。如果建设了基础设施，短期就会创造就业，减少失业，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好了以后，会形成资产，长期还能够提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政府的税收也就能够增加了，那么现在投资的资金也能够偿还。并且，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各种基础设施所需要的材料、施工的成本还会下降。那么在2009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我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开始积极提倡这个观点，认为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下行的缓冲期措施是一个最好的措施，也是最好的时期。我很高兴看到，我在2009年提出的这个观点，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变成一个大家接受的主流观点。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又专门论证了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是各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的时候这个观点。

    现在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的时候，但是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缺口非常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从2010年-2020年，亚洲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8万亿美元，每年平均是8000亿美元。根据欧盟的研究，欧盟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从2.1万亿美元到2.8万亿美元。根据美国基础设施学会的研究，美国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是4400亿美元。同样的，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非洲国家每年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是930亿美元。但是，目前各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好，他们积累的负债普遍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00%以上。那么，政府要动员大量的资金来支持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金上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政府的钱虽然不多，可是民间的钱不少，像各个国家的退休基金、保险基金，这个钱数量是相当多的。过去这些基金主要是用来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或是投资到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发达国家的利息非常低，有些国家甚至采取负利率的政策，那么在再买政府的主权基金、债券，回报率是非常低的。并且，现在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也有相当多的泡沫成分，股票市场投资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平均回报率不高。那么如果有一些金融创新，给基础设施的建设变成一个可投资的项目，那么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提供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回报，将民间的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保险基金就能够进入到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上面。那么这方面需要各种金融的创新。

    这个创新的方式可以是我们经常谈到的PPP的项目，也就是由政府跟企业来共同投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是BOT的方式，由私营企业先把基础设施建设好，提供融资，经营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再转给国家来经营。也可以是由一些双边援助机构把它的援助机构提供给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它风险的程度，给予它利息负担的必要。像中国在“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丝路基金、中国欧亚合作基金、中葡基金，都是属于这种双边援助的资金，用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

    另外，多边机构，像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也可以利用它们商业的评级，在金融市场 上进行融资，再来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并且，各国也在尝试一些机制上的创新，像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下提出建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再投资银行，来给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融资的要求。20国集团在澳大利亚开2014年峰会的时候，提出的基础设施倡议，成立了全球基础设施中心，鼓励政府、私营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给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2015年的时候，20国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开峰会的时候，也提出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这些，总的来讲都是在强调金融创新。

    可以说，钱是有的，关键是怎么动员，而动员的基础是金融创新。

    林毅夫说，今天，我们在这儿开基础设施投资跟建设的高峰论坛，在这个论坛上面，我再次强调，基础设施是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现在是进行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基础设施的建设，在融资上需要金融创新，而我们这个峰会，对怎么样来推动金融创新可以作出贡献。并且，只要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给在座的基础设施的各种设备的提供商，以及它的建设的企业，也会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的机遇。更重要的，是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让各个国家发展得更好，让每个人的未来生活能够更美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