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3、4月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后“炮轰”清华、北大，问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不过他们认为目前高校财政投入“不是清华、北大多了，而是其他学校少了”。
　　纪、朱两位校长所表达的，恐怕是绝大多数高校校长的心声。然而，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更何况当前中国教育分配中最大的不公平实际上不在于大学之间、而是在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分配不公平。据统计，中国的初、中等教育当中非政府投入占30％，而美国占9.2％，日本8.3％，韩国约占20％；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国是46.6％，韩国是83％，日本是58％，美国是53％。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曾表示，在未来三五年内，投向高校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不会再有明显增加。
　　但是，高校在短期内快速扩招，校舍要建、教学楼要建，而相应的财政拨款的增速远远跟不上，如此情况下，贷款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目前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致为1500亿元至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元至20亿元。
　　贷款固然可解燃眉之急，但终需归还。但作为非盈利机构的高校，若干年后是否能还得起这些巨额负债？贷款长期不能收回，会不会形成银行呆坏账，从而引发金融风险？这些都是问题。
　　有人说，高等教育现存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垄断。在中国，90%以上的大学都为公办学校，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亦无可厚非。但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的发展目标，导致对高等教育需求不断增长，国家财政显然难以负担日益庞大的需求，而且很多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放松管制，让民办大学在高等教育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公立大学目前在资金使用上浪费严重，如何在既定的财政投入基础上，提高教育的产出效率？公立大学是否应破除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率？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本报邀请了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茅于轼先生齐聚“天下论衡”。本期论坛由李振华主持。
   

    本报记者　刘巍　马娟　胡敬艳　李振华　北京报道

    教育资源分配过度倾斜
    主持人：国家长期对北大清华投入过多，造成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的过度倾斜，形成一个不太公平的教育资源体系，以致于前段时间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提出异议。现实情况是否如此，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汤敏：我非常理解人大纪校长的想法，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从更大的范围来考虑。中国教育分配中最大的不公平实际上不在于教育经费在大学之间的分配不公，更多是在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分配不公平。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但中国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中，拨给大学的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来对比中、美、日、韩政府和民间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初、中等教育当中，非政府投入，即民间投入中国是占30％，美国占9.2％，日本8.3％，韩国是占20％左右，就是说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里，中国老百姓投入是最高的。再看高等教育非政府投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中国是46.6％，韩国是83％，日本是58％，美国是53％，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目前最不合理的是，中国政府在基础教育的投资比例非常低，老百姓交钱非常多；反过来在高等教育里，政府出钱很多。
　　在一个多月前，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未来几年财政部不可能大规模给高校增加拨款，政府财政投入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基础教育上。我非常支持楼部长的观点。
　　茅于轼：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对于一个政府来讲，他还是以维持公平为主，应该公平分配资源。老百姓交的税钱政府来花，就应该是不偏不倚的。至于说好的学校投入产出效益好，但他还有别的渠道筹钱，事实就是如此，北大、清华这样的好学校有各种各样的资金来源，申请课题经费也有优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中国还没有能力让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都能上，那问题就来了，让哪些人上，不让哪些人上？有两个标准，一个标准是好学生就能上，不论贫富；另一个标准是有钱人就能上，没有钱的只好拉倒。还有一种情况是两者结合起来，有钱的人，好坏学生都能上；没钱的人，好学生能上，差学生不能上，现在我国的状态大概属于这两种结合的状态，我认为还是合理的。没有钱的学生不能都上，考上大学就是好学生，国家就应该想办法让他上大学。现在有一种论调我很不赞成，就是教育资源用市场的原则来配置，或者说是有钱人享受得多，这是市场的一个缺点。
　　毛寿龙：所谓的效率原则，也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尤其是在钱不够的情况下，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把资源倾斜在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其用意就是不撒胡椒面，在整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创造两所世界著名的大学，至少是让两所大学有很好的物质基础。
　　但目前中国大学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这个思路需要彻底改一改。其中最需要改的就是投资效率概念，改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做法，把资金按照需求来配置。在这一点上，汤敏博士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家可以把资金更多地集中于基础性的领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职业教育也很差，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很少，在这个领域多投资，也可以给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国家财政预算配置应该是公平分配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该按照每一个学生给予同等补助的方法来配置财政资源。不能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大学三六九等的发展，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是各个方面自主发展的结果，而不应该是国家人为分类的结果。
　　汤敏：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北大、清华多了，其他学校少了”，可能是所有大学都多了，除了民办大学之外。从现实情况看，下一步想让国家财政再往大学里多投资，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也是不正常的。怎么办呢？我们的大学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我同意刚才茅老师说的，还有其他的融资方式。我觉得大家与其讨论是清华给多了还是人大给少了，还不如讨论如何促进非财政投入、社会投入上下工夫，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放到基础教育里面，首先放在农村里面。
　　存不存在高校之间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可能是有的，但人大与北大、清华比可能是少了，但是人大与很多师范学校比起来，是很多的，人大有点五十步笑百步。
　　目前我们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政府在高等教育里面投入太多，为什么投入太多学校反而觉得钱不够，因为是我们公办的高等教育规模太大。中国本来就穷，我们还把90％的大学都捏在政府手里公办，这就造成两难的境地。所以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政府应该让更多的民办学校发展起来，让更多民办大学发挥作用。
　　华生：中国公办教育资源的分配是行政分配，教育部从来没有宣布过是按照什么规则来分配，也没有经过大家讨论，所以这种情况下谈公平比较困难。
　　应该说目前在各个学校之间是极度不平等的，我同意刚才茅老师提到的，作为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应该主要考虑是公平，在不同学校之间可以有差异，但是比如分配标准，这些问题涉及到大家的共同利益，应该有一个公开的征求意见。
　　学校之间相对公平分配以后，实际上是不会造成所有学校都一样。因为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历史、声誉，过去客观占有的资源，包括土地、位置在城市里本来就不一样，这必然会有差异化发展。从国家的角度，要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尺度，让高校自己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发挥其专长，这样并不限制其差异化发展。
　　从更大的角度，如果讲教育资源的倾斜，最主要是基础教育不够，严重不足，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问题，而基础教育大部分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还要靠希望工程弥补，这个显然是不对的，义务教育国家要有保证，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应该说是中国很大一个软肋，因此应该让教育经费向基础教育倾斜。
　　另外，财政教育经费应该有一个相当的提高，中国从孔夫子时代就开始强调教育，我们应该比别的国家有更高的教育支出。我国其他方面的开支有很惊人的浪费，从各个方面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财政部门推卸自己的责任，认为教育投入没问题，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
　　毛寿龙：从规模上来看，我们的大学依然太少了。最近若干年虽然扩招了很多，但是规模还不够大。给大学以更多的投资，其长期回报率应该说是会很大的。更何况，我们国家财政中投入教育的比例本来就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后的教育投入不仅要达到国际平均水平，更应该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所以，从投入能力和需求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财政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入教育中去。基础教育亏得最多，要增加的部分也更多。而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
　　岳昌君：我国教育经费确实不足，尽管总量每年都在增长，但是比重连续几年却在下降。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2.79％，比2003年的3.28％下降了0.4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非常大。就普通高校而言，2003年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总支出是171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26％，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这样看来，我国高校的教育经费相对于经济总量来说并不多。
　　再看大学经费的来源结构，在计划经济年代，大学发展所需的经费90％以上靠国家拨款，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北大为例，现在北大日常运行预算的三分之二要靠学校自筹。国家拨款仍是主渠道，其他来源包括社会捐赠、高科技企业收入、学费收入、有偿培训服务，以及从国家争取来的科研经费和企业委托的科技开发费用等。比如现在北大本部平均向每个学生收4800元的学费，学费总量还达不到学校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有人说国家投入向北大、清华倾斜不公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一问题。政府行为不仅仅局限于支持北大、清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其次，从投资收益分析，钱投到学校，只要能为人民服务，能够造福社会，收益能收回来，这个投资就是值得的。事实上，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北大、清华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公立还是私立？
    主持人：究竟是把有限的资金效率最大化，还是把它集中到几个学校去，应该怎么分配才更为合理？
　　汤敏：首先，与其他学校比起来，公办高校占比太大，中国现在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为21％，再过十年达到40％—45％，还要再翻一倍，现在的高校经费已是难以为继，再翻一倍怎么办？所以说从发展方向来说，要把公办学校收缩一些，国家不需要办这么多非义务教育的大学，应该让民办的大学有更大发挥的作用。
　　第二，教育经费分配的问题，诚如华校长所说，我们没有一个非常明确清楚的分配原则。但一刀切平均给每个大学多少钱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财政资源分配可能既要兼顾公平，同时不要完全忽视效率。任何国家可能都会把一部分资金集中在几个特别好的大学或研究所里，因为学校不是生产最后的产品，其外部效应非常高，一个国家需要有高层次的教育与科研机构。
　　茅于轼：我国公办学校确实比例高，总的方向应该发展民办大学。但这有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社会资源比较丰富，我国社会资源则差远了，民办大学就要靠社会资源，所以现阶段，我国民办大学比较困难。
　　华生：民办大学在中国所处的环境恶劣，这与整体的政策取向相关。一方面，中国市场发展时间比较短，社会资源没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多。但重要的差距还是政策，比如说我国现在的税收政策对于向教育的捐资优惠政策根本就没有。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办学的土地问题，民办大学要办学，得跟建筑商去争夺土地，那这个大学怎么办？一个大学要上千亩地，教育部有规定的，低于多少连进修学院的牌都不让挂，和建筑商争夺土地怎么办大学？我们把教育总体上界定为非盈利性的时候，资源分配比如办学所用的土地应该是无偿拨给的，与公办学校一样，因为私立学校也是给社会培养人才，为什么不扶持呢？
　　更进一步包括财政资金的使用，国外很多私立大学是得到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因为它也生产了产品，也培养了合格的学生。国家宁可用三万块钱在公办大学培养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不愿意花五千块钱在民办学校培养一个大学生？
　　主持人：为什么民办学校里每年收五千块钱还能盈利，但是公办学校收到六千块钱学费才只占到支出三分之一的比例？
　　岳昌君：我觉得公办学校很像国有企业，以前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人员负担重，另一方面生产的产品没有比较优势。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相比较，在国家教育拨款不足、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办学校要负担更多的离退休人员和更多的管理人员的经费支出，而民办学校基本上没有这个负担。另外，像北大、清华这样的重点大学，设置的专业有很多是基础性的，还有跟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相关联的应用专业。这些专业往往需要更多的投资，有些设备还需要进口，还要付运费和关税。在经费支出结构方面，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公办学校在科研方面的比重很大，而民办学校迄今为止是以教学为主的。因此，我认为在培养成本方面进行简单的比较不能体现出办学效率的高低。
　　华生：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竞争，从根本上不同于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会被淘汰的，但民营学校跟公立学校竞争永远淘汰不了公立学校。为什么呢？国家每年给公立学校拨款，永远不会垮，所以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竞争，是绝对不平等。现在民办学校实际上就是在边缘上挣扎，因为国家给的政策空间太有限了。
　　第二个差别是，如果在不同企业生产的相同产品，到市场上都是可以贴上同样标签，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的，但是学校培养的学生，最后的合格证是拿在公办学校的主管部门教育部手上，就是说私立学校的产品合格不合格自己说了没用，其他任何人说也没有用，而是教育部数给你的。这两个基本的差异决定民办学校只能在边缘做点缀。
　　汤敏：我个人的直觉是，公办学校像过去几年的宽松日子不会再长了，因为财政不可能再大量地增加拨款。从某种意义上，现在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竞争，可能与上世纪80年代个体户与国企的竞争相似，那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出个体户的发展前景，但20年过去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在教育领域，就体现在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在基础教育上，从一些大学里面退出来，也可以抓大放小，可能也不需要政府大量从公立大学中大量退出来，但最起码不增加，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增加的。所以，未来十年中国扩招重任可能会历史地落在民办学校的肩上。
　　华生：我没你这么乐观，任何事物的发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有些条件不存在，即使过十年他还是根弱苗，发展不起来的。现在民办教育和80年代个体户经济不一样，从税收、到土地，到文凭的控制，不要说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这些因素是民办教育面临的现实困难。除非从现在起有重大的政策调整，否则的话在可以看到的五年、十年内恐怕民办教育很难有大的发展。可能性是有，只是目前还没看到。
    高校借贷是非
    主持人：很多高校都觉得资金严重不足，所以向银行大量贷款。社科院做的一个蓝皮书披露，中国的公办高校向中国贷款大概是1500亿到2000亿，甚至有些高校的贷款达到10亿到20亿。公立高校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应不应该向大学进行贷款，是否具备偿还能力？
　　岳昌君：首先，近年来高校贷款额度的大幅度提高是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展有关的。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1997年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2005年的475万人，增长了3.75倍，而同期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远没有这么快。另外，我觉得高校贷不贷款还跟学校的办学理念有关。高等学校的发展要靠大师，但大师难求，而建漂亮的大楼和校园相对容易，所以就有一些高校不惜以数以亿计的贷款、不考虑偿还能力而建造奢华的大楼，追求量的过度扩张，我本人反对这种现象。
　　汤敏：这个问题要打板子，首先应该打银行。高校能否贷到款，需要银行自己进行估算。我们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很多高校还不起贷款，为什么银行那么多业务员、风险控制人员、行长还给批？高校如果出现大量坏帐，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银行。
　　华生：这两个板子肯定都打错了。如果我当北大的校长我不会贷款，但如果是去当首师大的校长我肯定去贷款，这都是有合理行为，所以北大的校长不值得表扬。银行有没有错？银行一点错都没有。假如我调到银行，我首先愿意贷给学校，因为学校不会破产，学校、学生都在那儿，跑不掉。再加上又是政府办的学校，不可能说明年不办了就不办了。而且学校有流水，每年要收学费、从国家获得配套补贴和各种科研费，所有的钱都要经过银行，如果高校不还钱，银行可以把流水扣下，老师拿不到工资，学生不能上课，自然从上到下所有人都会帮着解决问题。
　　根据我跟银行打交道的经验看，现在的银行确实相当商业化，也许会有一定失误，但是越来越少。而且银行不从属于地方政府，不必听从地方政府的指示。
　　从学校的角度为什么要贷款？除了北大、清华等个别学校情况例外，一般的学校跟计划经济体制时一样，要争夺资源，途径之一就是跑教育部去要钱。国家拨款多少是与每个学校的学生名额匹配的，而学生名额是教育部根据学校的规模定的，这时候精明的校长、为学校负责任的校长就拼命地贷款。教学楼有了，学生宿舍有了，才能要来名额，才能获得更多的国家拨款和科研经费，何况还有学费收入。所以说，扩大规模是争夺资金最有效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打板子给谁？其实应该打教育主管部门。
　　汤敏：作为每一个当事者来说，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银行行长，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有他的理由，从其角度看一定是理性的，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性是扭曲的理性。中国过去产生的五万亿的银行不良资产中，每一笔贷款当时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二十年前，业界很多人认为国企不会垮，但现在证明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高校，我们看不会关门，但是二十年后很难说。我们需要一个规范的模式，如果现在的高校贷款问题不加以改革，很可能成为下一个不良资产的巨大源泉。
　　茅于轼：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这些楼盖起来之后有没有人用呢？有人用。所以不是无效投资。但同时也确实存在将来无法还款的风险。鉴于以上两种情况，这笔投资不算浪费，尤其是从宏观角度看不见得是浪费。教育是一个有外部性的行业，不能单纯的从微观上判断是否赔了，而要比较微观得失和带给整个社会的得失。
　　汤敏：如此说，国家应该发国债投资大学，而不应该让学校到商业银行中用商业的模式来贷款，最后再由全体老百姓填这个窟窿。
　　主持人：这些钱会不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
　　华生：确实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以防止产生一些呆坏账或金融风险，但我认为当前的情况并不严重。不要低估现在银行的能力，在表面上公立学校能贷到款的背后，实际上银行都对学校的规模、现金流、国家拨款和拥有的土地资源进行了评估，不至于失去控制。当然银行分析可能有偏差，但是，我总体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金融风险问题。
　　毛寿龙：从道理上来说，学校是不应该通过贷款来进行发展的，尤其是不能超越其风险的限度。银行也不能把大笔资金贷款给不可能还债的大学的。大学的资产虽然在那儿，但不可能变现。其风险还是存在的。如果说，借的人，本来就不想还，贷款的人，本来就不想着能够收回贷款，那就更可怕了。这说明，大学和银行，都缺乏硬约束。这样的事情，就更不可能是好事了。
　　华生：我同意茅老师前面讲的，从宏观上看教育的投入不是无效投资，因此不是不良资产。如果财政拨款到位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银行贷款。
　　汤敏：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教育投资应该更规范，因为国有银行在未来的年月里要面临着大量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的竞争，如果国有银行有很多这类贷款收不回来，背着包袱怎么去竞争？
　　刚才提到土地置换，媒体上好像都是一些负面报道，实际上大学并不一定要在市中心，拿出土地置换也未尝不可，但这些都要有一个规范的程序。如果公立高校真正需要投资，就要由国家投资；如果国家无法负担，就应该控制公立高校的规模，把更多的市场开放给民办大学。
　　现在银行和学校的负责人，往往是一种短期行为，银行行长五年之后不知道调哪去了，校长也不考虑退休以后的学校还款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制度建设时一定要防止这种短期行为。
　　毛寿龙：目前高校都在城里，资产置换是一个比较好的还款方式。这一点其实也是次优选择。实际上，高校作为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其资产属于什么性质，一直是说不清楚的。是国家的投入？还是学校自有资产？或者说是投资方所有？其民法意义上的法人地位不明确，导致其资产价值的边界也不明确。资产置换，这实际上把土地等资产当作学校的自有资产了。这是一个事实，是把国家资产实际上的行政单位所有化认可了。
　　岳昌君：如果高校大规模贷款是为了学校发展，那么我对这个现象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某些上市企业盲目扩张，靠大量银行贷款运转，资金链一断企业就面临破产倒闭。但高校贷款不一样，基本上是短期行为。1999年扩招以后，在短期内国家资金投入不够而进行贷款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看高校贷款的用途。高校的大量贷款短期内主要投入到基建上，但随着高校规模扩张趋于稳定，“大兴土木”现象将随之收敛。其次，看高校有没有能力还款。2003年，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收入1683亿元，其中学杂费506亿元，占30%。如果高校贷款总额为1500亿，按照2003年的标准，三年的学费能填上这个窟窿。当然，前提是这个窟窿不是无底洞。最后，看银行不良贷款。全国不良信贷比率逐年下降，2004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额是178000多亿元，按照高校贷款额2000亿元计算，所占比例也只有1.12%。增加一个百分点的不良贷款比例能不能造成金融动荡？我觉得不会，更何况高校贷款是否会成为不良贷款还是个未知数。
　　主持人：但高校学杂费收入本身就不够用，如何归还基建的投资，这是一个问题。
　　岳昌君：我并不是指用学杂费来偿还基建投资，我的意思是说学费是一项每年持续的教育经费收入。此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还会稳定持续地增加，社会捐赠也有望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教育经费支出中基建不会维持目前这样高的比重，高校贷款不会是长期现象。
　　华生：学校的投入比较单纯，就是地、房子，而且都是靠近大城市的地和房子。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过度，大量闲置，或许会成为不良资产，但在若干年我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即便是若干年后，可能学校办不下去，但不会是不良资产，在北京市里盖一栋大楼，怎么会变成不良资产？
　　主持人：欧美的高校是怎么筹措资金的？中国的高校可不可以借鉴，或者说有没有现实的条件走向欧美高校发展的路径？
　　茅于轼：欧美大学的基本建设都是靠捐助。
　　汤敏：我觉得在中国对大学的捐助还是很有前景的，只是短期内规模可能没那么大，而且需要很多国家政策配合。财政部不应该给大学更多的财政拨款，但并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比如对捐助给予税收减免，免费提供办教育的土地，同时也要给民办大学一定的灵活性，不要按管理公办大学的方式管理民办大学。现在民营企业实力不够大，但亿万富翁也不少，很多亿万富翁赚钱赚到一定程度时还是愿意做公益事业的。给大学捐赠不赚钱，但是赚名誉。此外，政府应鼓励办民办学校，真正的按照民间的方法、按照国际通行大学的管理办法，而不是按照现在公办大学条条框框办。
　　岳昌君：税收政策很重要。举一个简单例子，假定美国某个人月收入200美元，税后收入116美元。如果向某学校捐赠100美元，扣除这100美元免税额后，余下的100美元低于起征点，结果实际收入为100美元。也就是说，捐资者实际收入仅少了16美元，却换来了捐助100美元的名声。但我国还没有类似的税收政策。另外，美国的税收主要来源是消费税，而从企业获得的税收并不多，但我国正好相反。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财政以县为主，县级财政收入又主要靠企业，所以地方政府更有热情去扶持企业，税收体制的差异也是造成中美对教育投入差异的一个原因。
　　华生：资金问题，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刚才各位说了很多开源的方法，我就不再赘言。关于节流，目前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做：一是要改变公办教育的行政管理体制，一块钱不能只做三毛钱的事，这是重大的教育资源浪费。我理解所谓在教育领域要引进市场机制，不是引进收费机制，而是改变高成本的行政管理制度，这样必然减少开支，同样的钱可以办更多的事情。其二，就是资源的分配，如果分配资源时是以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谁用更低的成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资源就往哪里倾斜，那么所有高校都会向这个方向努力。简单说，就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