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泉州市市委召开九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泉州发展新蓝图：北承福州、南接厦门、淡出闽东南、建设大泉州。城市新定位甫一推出，海内外广为关注。坊间普遍认为，这不仅仅是泉州应因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的重大部署，更是泉州人站立在闽东南经济圈内，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深远的空间来重新审视“泉州模式”的长期思想结晶。 
 

　　谈起自己的家乡，泉州人脸上写满骄傲与自豪。2003年，泉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0亿元，财政总收入105亿元，经济总量连续7年位居福建省首位，在全国212个地级市中仅次于苏州、无锡，列居第三，展现出很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更为泉州人所津津乐道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典型代表之一——“泉州模式”，因泉州人敢为天下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成功闯出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而扬名海内外，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三角洲模式”共同载入中国经济发展史册。但近年来，走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休闲于鲤城的茶楼亭榭，你会发现泉州人言谈举止中不禁意流露出一丝隐隐的担忧——因为在经济繁华似锦的背后，“泉州模式”的发展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挑战：比如产业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紧缺、所在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不强、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较差等等。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泉州人不禁扪心自问：“泉州模式”，你还能走多远？ 

　　 

　　失落的城市？ 

　　 

　　三月，对于拥有“海滨邹鲁”美誉的南方城市泉州而言，是个莺飞草长、春意盎然的季节。然而，这个月，泉州人却怎么也快乐不起来?因为著名城市竞争力研究专家倪鹏飞博士刚刚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该报告显示，在2003年度全国200个城市排名中，泉州仅列第34位。抛开排名本身的科学性不谈，仅从位次而言，与去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相比,泉州不升反降,而且是在经济总量连年上升的情况下,城市竞争力却下降了整整5位!细究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和产业结构等项竞争力偏弱拖了后腿。无独有偶，此前，台湾“陆委会”委托研究机构就“大陆5大经济区域及主要城市投资风险”也公布了排行榜。泉州虽在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等方面名列前茅，但在行政效率与配合度评价指标、社会治安环境评价指标和行销通路评价指标等项中均位列倒数几位。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如果你不了解泉州的历史和它过往的辉煌，不了解泉州人“爱拼才会赢”的闽南文化和人文精神，不了解泉州老板“知耻而后勇”、“输人不输阵”的企业家精神，你就无法洞悉和理解泉州人此时的失落和不甘。泉州举市上下都在感性或理性地思考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泉州？怎样去建设这样一个泉州？泉州明天的奶酪又在哪里？ 

　　 

　　历史的辉煌 

　　 

　　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泉州是座历史源远流长，文化悠久灿烂，对外开放传统薪传不衰，人文景观灵秀丰富，自然风光秀出东南的美丽土地。“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便是这种印象真实的写照。立州建制1315年来，闽越族先民们筚路蓝缕，拓殖不息，蛮荒之地渐成富庶之郡；古越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古代波斯、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诸种文化于晋江两岸交融相汇，绽放出中国地域文化的独特风采。千百年来，泉州人依山面海，内连中原，外拓海洋，走出了一条举国无出其右的古代“海上丝绸商旅之路”。早在南北朝时期，泉州这座临海城市已成为内陆对外交通的港口。唐中叶“安史之乱”和唐末广州“黄巢之乱”，使得中国沿海口岸城市遭受破坏，客观上推动了泉州港历史性地崛起。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中国四大贸易港之首，与东方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此时的泉州风云际会，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据《诸蕃志》记载，泉州与海外58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通商贸易往来，泉州刺桐港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商业时代。泉州人擅长拉生意、做买卖的历史基因就此打下。明清时期，在经历了以泉州港为中心的中琉贸易时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清初的“迁界”和“禁海”事件），泉州港在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周期变化中逐渐让位于漳州海澄月港和厦门港，从东方第一大港逐步没落为闽南港市的附庸口岸。但无论是追随“郑和下西洋”或“施朗收复台湾”飘洋过海的主动，还是民国以来迫于生存压力和政局动荡不安无奈的移民出海，都事实上造就了第一代“闽南泉州商帮”在海外的崛起。祖籍晋江青阳的菲律宾首富陈永栽，祖籍安溪的台湾首富王永庆，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巨商黄亦聪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耀于东南亚经济圈的上空。容易被中国商业史所忽略但实际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为首的“郑氏财团”，他们无意之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原始商业集团。无论是郑芝龙依靠明朝权势开展家族海上贸易，还是郑成功盘居厦门、台湾筹措“反清复明”经费，都充分利用了“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如苏州、杭州、山东等地）设为他们的商贸点做买卖，同时又与荷兰人、日本人和吕宋人做贸易，为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现代的崛起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华人有600多万，港澳同胞有近68万，而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泉州自古以来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海外人力资源及其所带来的资金、信息、网络等诸多优势，为泉州现代的崛起和“泉州模式”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泉州市着力解决“户户冒烟，村村点火”所带来的农村工业呈发散性发展，产业空间布局紊乱、土地资源浪费等不良现象，以建设相对集中的特色工业区为切入点，以构建产业链为主体布局，以产业集群作为提升开发区内涵和功能为主要内容，推动泉州企业朝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形成区域化的“块状经济”格局，打造了“中国鞋都（晋江市）”、“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中国建材之乡（南安市）”、“中国树脂工艺之乡（丰泽区）”、“中国石雕之乡（惠安县）”、“中国芦柑之乡（永春县）”、“中国乌龙茶之乡（安溪县）”、“中国工艺陶瓷之乡（德化县）”等众多国家级地域品牌，给“泉州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和生机。 

　　 

　　谈泉州经济，论“泉州模式”，有三个话题是泉州人所津津乐道的。一是“泉州模式”的核心“晋江模式”。谈“晋江模式”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侨乡晋江商人利用“三闲”（闲房、闲资、闲散劳动力多）优势，“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而制宜，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成为“泉州模式”的典型代表。比如它的“一镇一品”或“一镇几品”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比如它的以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乡镇建设路径；又比如它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处理等等。在这个县级市小小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随便抓一个晋江人来聊天：讲“簇群经济”，谈产业链，说品牌，论家族制，几乎每个人都会给你“专家式”的来几下。事实上，陈埭镇的鞋业、深沪镇的内衣、磁灶镇的陶瓷、东石镇的制伞、安海镇的玩具都已在国内外举足轻重，恒安、七匹狼、安踏、九牧王品牌中国消费者耳熟能详，“中国鞋城”、“中国内衣名镇”、“全国食品工业强市” 等称号和“中国百强县市前十名”等荣誉足以让晋江人笑傲江湖，让泉州人名扬四海。二是90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谈“中策现象”是源于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利用香港上市公司“中策投资”为棋子，通过资本运营一揽子收购泉州市37家国有企业，首开我国利用外资成批改造国有企业的先河，一度在海内外引起广泛争议。这种争议对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泉州模式”来说，更是“别有一番意义在心头”。三是“名流路桥事件”。据泉州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介绍，泉州刺桐大桥模式开创中国民营资本采用国际通行的BOT(建设──经营──移交)方式介入大型基础设施的先河。对泉州人来讲，感兴趣“名流路桥事件”，一是因当地媒体《东南早报》以“四方评说四桥分流”为题对相关情况做了利弊分析，市民们源于自身生活利益而纷纷关注该事件；二是《市场报》以“民间投资为何这么难？”为题，剑峰直指市场经济环境下泉州市政府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而引起政府、专家学者及工商界的深层次思考。这三个话题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泉州模式”崛起的奥秘和未来永续辉煌的隐忧。 

　　 

　　“泉州模式”的五大挑战 

　　 

　　伴随着举国上下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泉州模式”原有一些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办法，却在新形势、新情况下遭遇很大挑战，甚至失效。总体而言，挑战主要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是如何应对国际性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七十年代以来，泉州因为紧紧抓住了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鞋业、纺织行业等）由台湾、香港等地向中国大陆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借助侨乡的有利条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诚如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泉州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南北夹击”之下，兼以城市定位、土地、税收乃至政府服务等诸多因素的相对缺失，泉州一些大型企业如菲莉集团、七匹狼集团、劲霸时装有限公司等总部纷纷外迁，使泉州区域产业经济初步呈现边缘化的潜在风险。具体分析泉州企业总部外迁的形态，主要有三种：第一类选择西北、华北等地“西进”，目的是追求更低生产、人力和土地等方面的成本，这对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泉州颇具“杀伤力”。第二类是手头有多余的钱，但在泉州暂时找不到好项目，因此，想到外地投资。此类企业一般是搞“机会主义”打“游击战”或公司产业发展战略实施转移，哪里有路哪里去。第三类是当地中大型企业到外地开办分厂、分公司或到大都市设立设计、研发、商务和品牌中心，以利于企业面对面地吸引当地在设计研发、品牌运作、资本运作等方面的高级人才，此类企业一般是“北上”北京或上海；“南下”深圳或广州。同时，作为港商台商投资最早的热土，泉州在港商台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新一轮投资布局中被“冷落”，台资的热点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华北等区域转移。一般地说，一个地方产业结构优劣决定了区域经济的盛衰，而产业结构自身优劣又主要取决于地区经济主导专业化主体在整个行业寿命周期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主导专业化主体处于创新阶段或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济就会高速增长，而该区域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高梯度地区；反之亦然。面对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经济的梯度推移和区域之间的竞争，“泉州模式”如何借助“海峡西岸经济区”，学会同长三角、珠三角既竞争又合作，以维护并促进泉州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让泉州企业“把根留住”，对泉州人和泉州政府而言，确实是个全新的课题。 

　　 

　　第二是如何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相对有利的位置。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领域中的创新优势，处于国际分工的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目前的泉州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区域产业价值链虽渐成雏形，但大部分均位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即最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做OEM等等。以制鞋业为例，目前，泉州市拥有各类制鞋企业3000多家，年产各类运动鞋、旅游鞋4亿双，占世界产量近1／5，从鞋的配件、鞋楦、鞋底、鞋跟、鞋衬、轻泡、炼胶、吹塑到包装盒等，均由专业厂家生产，形成了社会化分工、自主配套的一条龙生产协作群体，堪称我国首屈一指的运动鞋生产基地。记得曾有泉州市民骄傲地宣称：“四个泉州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所从事的生计同鞋子有关。”但就算泉州晋江陈埭已是全世界最大的中低档鞋材供应基地，在全球制鞋产业价值链的分工中仍处于最底端，产品利润最低，企业赚的是“辛苦钱”。诚如某鞋业老板所言：10年前，卖一双鞋子可以赚50元，现在只能赚几元钱了。反观世界制鞋业巨头耐克、阿迪达斯、锐步，总部几千号人马，都在干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的工作，而将生产制造等低利润环节外包给珠江三角洲和福建莆田、泉州等地厂家。一位业内人士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与NIKE公司拥有超过3000名设计人员和协调人员从事新型产品的研制和设计工作相比，泉州体育用品行业只能算是企业数量和设备、人员规模的简单累加。因此泉州企业要想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占据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有利位置，就必须向上下游拓展：上游利润由低到高是零部件、材料、设计和研发，下游是销售、传播、网络和品牌等环节。现实情况是，恒安、安踏、浔兴、柒牌拼命仰身往上攻，跨国巨头宝洁、耐克、YKK、华伦天农死命往下打，泉州企业怎么“接好招”？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知名企业近年来不断加大品牌和研发投入，为泉州企业如何在全球化的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做了宝贵的尝试。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据最新调查资料显示，最近两年，泉州66%的中小企业投到技术研发上的钱，还占不到企业当年营业收入2%的比重，50%以上的企业没有专门的研发机构，技术创新层次低，研发人才明显缺乏。失去了技术创新，产品竞争力缺乏，附加值难以提高，泉州企业永世难以逃脱“打工仔”的命运！ 

　　 

　　第三是如何应对企业成长所带来的管理模式和老板角色转变的挑战。从全球企业运营的一般规律而言，企业的发展阶段和赢利模式可简单扼要概括为“四步曲”：第一阶段为业务拉动增长型，也就是卖东西、做生意阶段，俗称“开源”；第二阶段为内部管理效益型，也就是在市场份额较为稳定且很难再有更大上升空间时，通过优化内部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来求效益，俗称“节流”；第三阶段为资金运作、资本运作和品牌运作型，也就是价值经营型阶段，使产品在同等情况下能卖个好价钱；第四阶段为企业文化效益型，也就是创造企业附加值的阶段。企业发展“四阶段”是逐步递进、互为因果、螺旋上升、相辅相成的一个完整过程。而这不同的四个发展阶段对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企业家的素质要求是不一样的。客观来讲，泉州的企业（包括一些龙头企业）目前绝大部分处于第一阶段，而这一阶段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如敢于冒风险，对外部反应非常敏捷等特质绝大部分泉州商人是具备的。但随着企业逐步向第二、第三乃至第四阶段的转变，很多泉州商人还停留在纯粹的商人做买卖的阶段，更可怕的是把过往某个阶段成功的经验视为“葵花宝典”，自我封闭，视野狭窄，丧失了企业家最可宝贵的精神——创新精神，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举个例子，“泉州模式”企业普遍头痛的问题——家族制管理模式的挑战。在相关媒体上，我们看到个别泉州老板大谈特谈其“子传孙，孙再传重孙，江山永不变色”的“独家秘方”。好像很高明，其实在百年企业运行规律面前，所谈得的内容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雕虫小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家族制管理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挑战的不是某个企业或家族，其本质挑战的是整个人类社会遗传的有效性。从人类的自然属性来讲，欧洲人、美洲人也想世世代代将位子传给儿子、孙子，以至“江山永不变色”，并为此做过艰难的探索。但人类几千年尤其是欧美企业的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的遗传不具备有效性，也就是没有一个家族能保证世世代代都很出色。大家所熟知的“美国王安公司事件”，其实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衡量，其继承人已经是相当优秀，你让他来管泉州乃至中国区域一般规模性的企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是当时的王安公司已是家世界级公司，要把它经营好，其继承人需要宽广的国际性视野和全球性资源整合的能力。不要说在家族内承传，就算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家族制管理模式的优劣同企业发展阶段、外部市场法律环境和所在行业等因素都息息相关。我们看到许多百年老店，如摩托罗拉、沃尔玛等，在其近百年企业发展史上，一部分时间是家族人继承，更多时间是由“遴选委员会”所挑选的职业经理人来担当重任，而家族成员只做股东。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一家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任何一个家族都必须承认人类的遗传很多时候是无效的！所以我敢断言：只要你违背了上面所讲的企业百年得以运行的商业底线，你的企业破产只是时间问题。 

　　 

　　正因如此，泉州企业“二次创业”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以突破和优化家族制管理、海内外上市、融资租赁和ODM加工等形式与跨国公司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潮流相配合，逐步扩大外向型比例，同时不断打造在国内市场的品牌核心竞争力。 

　　 

　　第四是如何应对新经济的挑战，构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泉州人有钱，这是路人皆知的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泉州的民间储蓄存款已达5000多亿，按当地金融机构测算，今年存款还将净增800多亿人民币。这些大量的民间游资投往何处，对于泉州的经济将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但事实上，泉州许多民间游资某种意义上在“为她人做嫁衣”。比如前几年，泉州人每年都有100多亿的资金投往股市。由于当时泉州仅有的两家A股上市公司“福建豪盛”和“石狮新发”都丧失了再融资的功能，因此，这些钱其实都流向了全国其它地方为别人所用。另外一个相类似的例子是，近几年在经济特区厦门买房子的70%是泉州人。另一方面，泉州企业如何通过对现有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盘活存量资源，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间关联的乘数扩张效应，以推动泉州区域产业再创新优势便是重中之重。 

　　 

　　第五是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以经济总量位居福建省首位的优势，泉州城市竞争力较之厦门而相对排后，根本性原因在于泉州市软环境指标如市政建设、人力资源等因素相对落后。一位户籍泉州但目前人在外省工作的网民这样写道：“看一下新车站门口：摩的拉客的，摆摊的，还有出租车，脚踏三轮车，本来不大的地方，一下子变得可是热闹啊。再看一下，公交车，报站名的时候，一会儿闽南话，一会儿普通话听得是让人搞不清。……2000年我路过泉州感觉是这样，2004年回来之后，我看到的还是这个样子,一点也没有变。记得说泉州的GDP居全国地级市第三，我想像不出一个GDP这么高的城市，竟然是这种城市建设水平。”这位网民的感性看法颇有代表性。事实上，现代城市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纯粹经济之间的竞争，而是包括企业、产业环境、市政建设和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综合竞争。如何处理好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政府、对城市、对企业、乃至对“泉州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　　 

　　 

　　明天的奶酪在哪里？ 

　　 

　　审视泉州千年商业史的发展路径，其成败得失均源于三次重大历史机遇期：一是宋元时代刺桐港口的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二是明清中琉贸易时代及至民国时期，泉州港的逐步没落和“海外闽南商帮”的强势崛起。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泉州侨乡优势的发挥与“泉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我判断，泉州面临的第四次历史机遇期将是处于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间。如果说前三次的历史机遇赋予泉州更多的是一种古老商业的雏形和早期工业化粗放的状态，那么第四次历史机遇期前后10年间把握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泉州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其主旋律就是在世界新经济的大背景下，“泉州模式”如何适应、优化与提升。比如传统产业信息化手段的应用；产业结构的夯实与提升；经济新增长点的布局等等。如果应对得当，一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业价值链分工更加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更加集约的“后泉州模式”定会早日到来！ 

　　 

　　事实上，面对上述的五大主要挑战，泉州已未雨绸缪，宣称“我们一直在努力”。在泉州城市建设规划打造上，市委书记施永康道出了泉州人的心声：“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经济与文化都要在这个平台上一起演进。”为此，泉州市政府提出：“建设大泉州城市，要在‘海峡西岸繁荣带中部枢纽城市’总目标的指导下，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撑大城市成长骨架。城市建设要东进、南下和西拓；体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文明的生动轨迹，打开大门，治理两江（晋江与洛阳江），保护古城，建设新区；塑造城市的滨海风格，往中心城市靠，往海边逼；调动各级各方力量和积极性，形成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山区县城、重点小城镇的四层联动机制。”同时，未来蓝图进一步描绘：“在未来50年内，泉州湾城市群要形成包括泉州市中心城区、江南城区、洛秀城区、青阳城区、石狮城区的海湾型组合城市为内核，以高速公路、铁路、快速干道为框架，以泉港—惠安、安海—水头、南安为三族，以湄洲湾、泉州湾、围头湾港口群为依托的呈‘一心三族、单极三湾’的大都市区格局。” 

　　 

　　在调整和优化原有产业结构上，《泉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改造提高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要大力应用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新型材料，追求设计、制作新潮流，发挥名牌效应，巩固和扩大我市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覆盖面和占有率。……建筑陶瓷要发展大规格、高强度、多品种的中高档墙地砖和高档卫生陶瓷。以电子陶瓷材料、结构陶瓷产品为突破口，发展工业陶瓷和其他功能陶瓷。……工业经将培育100家制造业信息化应用示范企业，实施重点技改项目40个，协助多家企业创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字里行间，“集约化”、“信息化”呼之欲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刚结束不久的泉州市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泉州市市长郑道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4年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用“地区生产总值”代替“GDP”的表述，反映了当地政府经济观的深刻转变。 

　　 

　　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泉州已呈现些许亮点。例如，目前泉州已成为我国微波通信产业的三个主要基地之一，形成以功能模块为主体，整机发展为重点，微波通信介质材料和应用系统等关联产业互补互促的良性发展格局。2003年全市微波通信产业的销售总额达20亿元，年创利税46亿元，微波通信产业已成为泉州新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 

　　 

　　在企业家意识和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变上，泉州近年来更是动作频繁。以通过海内外上市，突破和优化家族制管理模式为例，泉州企业继“恒安国际”和“石狮新发”、“福建豪盛”等在境内外上市之后，目前已有“凤竹纺织”、“七匹狼”和“绿色控股”等十多家企业陆续登陆香港、新加坡及内地资本市场。拿回来的不仅是钱，还有信息、理念、治理结构等对企业铸造百年基业更为重要的东西。还是元丰（泉州）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为苏先生说得好：“如果说泉州人以前是靠‘爱拼才会赢’打下家业，那么现在的二次创业更应提倡‘善拼才会赢’。唯有如此，‘泉州模式’才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 

　　如果说宋元时期泉州人向海内外展示了古老东方城市的魅力与风采，近代泉州人向世界呈现了广为人道的“泉州模式”和东南亚经济圈的奇迹，那么审视几千年尤其是宋元时期以来泉州人所走过的路，展望未来二十年来、再二十年，我们满怀祝福地说：“‘泉州模式’，你的未来不是梦”。

    注：本文原载于《开放潮》、《经济信息》等杂志，有删节。 （作者：方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