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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中国需要城镇化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1 日 17 时 49 分 9 秒  
来源: 南风窗   2008-10-30 8:56:00

终结城乡“两个中国”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北京
  10月12日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执政党中央全会,距改变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整整30年。 
中国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聚焦三中全会。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全会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2020年前实现的目标,把提高农民地位作为最优先课题。无疑,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如果说中国是“两个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话,那么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政治宣告,宣告终结“两个中国”。
  在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用“很受鼓舞”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会议间隙,李庆云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公共财政均衡化
  《南风窗》:三中全会公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李庆云:这主要是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来说的。抵抗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要合作是可取的,但中国不能为金融危机埋单。说实在的,我们自己的事也不少,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大国,我们应该沉下来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三中全会决议中对促进城乡一体化有很多新的内容和亮点,我看了很受启发。从理论上讲,促进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平衡配置,是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我看来,城乡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向农村流动,解决公平问题。另一方面体现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实质就是城镇化的过程。
  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或者说根本的途径,就是城镇化,这样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才能解决城乡差异,而且只有农村人口相对减少以后,大农业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不然的话,中国这个小农经济,靠什么先进技术,怎么也富裕不起来。真正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让相当部分农民变成城镇居民 ,然后真正扩大中国中产阶级规模。
  《南风窗》:很多媒体都把促进城乡一体化描述为这次全会释放的“最强烈的信号”或“一次跨越”。
  李庆云:这的确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到时候了,经济发展到今天,城乡一体化,已经有了现实动力,而且政府有能力有义务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现在也认识到了,这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新起点。原来有一个提法叫“支农”,现在改叫“强农”了,“支农”这个说法好像把农村、农业、农民放在次要位置上,是外人,“强农”则意味着这是本分,政府理所当然要这么做,实际上是描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远景。这个话其实是中央政府说给自己也是说给各级地方政府听的,即调整国民财政分配和支出的大格局。从这个会开始,我们可以有期望了——这是逐步结束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开始,宣告我们要结束这一切了,当然现在还只是一个宣告。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继续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已经到了非力挽狂澜不可的地步,因而提出了到2020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南风窗》:那么,当务之急要做什么?
  李庆云:现在最急切的是,公共财政和公共产品要逐步均衡化,解决公平问题。一个事实是,中国7亿多农民中还有2.6亿人存在饮水困难、饮用水安全问题,还有740多万人口没用上电,9万来个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8万多座水库现在还有2.7万多座年久失修,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改变,基础设施急需大投入。
  此外,我觉得更根本的是,大力增加教育投资。相对于城里来说,我国农村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受教育程度和效果远不及城里。我们希望加大政府资源在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恢复教育的福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化的有效实现,必定是农村教育大普及和大提高的结果。
  打造城市引力
  《南风窗》:加快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的提法,一直都有,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您怎么看待?
  李庆云:我非常赞同三中全会对加快城镇化一系列的精神,希望政府能够推出更加有效的更多可实施的政策举措。我以为,打造城市引力,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至为重要。
  但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不管你采取什么模式,城镇化就是空的。因此我们期待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考虑为农村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提供不同层次的劳动岗位,不能只是提供保姆、保安等这些低层次的,还要提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较高层次的。总之,要以提供不同层次就业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城镇化首先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是根本。
  再者,政府要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新措施。比如说,本着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原则,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针对农民工进城落户难问题,各级政府能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得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是一项基本的国民待遇。
  《南风窗》:打造城市引力,很形象,您觉得近期可以做哪些事情?
  李庆云:首先,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解决全国范围转移接续问题。其次,大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除了放宽中小城镇,我希望也能够慎重地推动大城市户籍改革,因为能够真正提供就业,而且是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大城市最有能力。比如说北京,流动人口400万,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都能谋业生存了,但就是没有城市合法身份,今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应该开放。
  还有,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应该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在整个住房当中的比例。我建议城市政府能够筹集住房发展基金,香港50%以上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公屋。我希望,中国保障性住房也能够达到30%~50%这样一个比例,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把游民的感觉变成有家的感觉。
  《南风窗》:这是一个好建议。说到房市,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出手救市了。最新的消息是,住宅与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方案也将在下月推出。但发展好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不也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吗?
  李庆云:是啊,目前住房价格的调整,有人说会危及银行,银行赶紧否认。还有人说会危及经济增长,这并非危言耸听。政府应该把主要力量用来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那么它满足的是更多的有效的住房需求,中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这样,建的房子比现在还要多,对各种材料的需求会更大,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而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安全的,持久的,不会有金融风险的。当然,价格水平,进入和退出机制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加大研究和执行,可以参照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另外,不仅投入建设,而且要在管理上加大投入,管理尤其重要,保证公平分配。
  提高乡村推力
  《南风窗》:除了打造城市引力,农村方面将期待什么样的变革?
  李庆云:是的,解决城市的引力,还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应该是提高乡村的推力,也就是说,解决农村劳动力对城镇的供给问题。对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要知道,过去11年间我们减少了1.25亿亩、相当于少了一个农业大省的耕地。同时,根据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如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城镇化的过程中,定然会有一部分的农民放弃土地使用权,否则他就成为两边都不靠的人,真正离乡离土,不仅离乡还要离土,成为城镇的新主人。
  其次我们希望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多层次教育的投入。我们热情期待政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一、巩固农村义务教育。二、加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这样可以为高等学校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农村青年。农村高中不普及不发达的话,高等教育对农村的普及就很窄。三、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将其与城市职业教育相联系,这样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中级、高级熟练技术工人。
  《南风窗》:您以前曾提过“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允许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是否具有促进作用?
  李庆云: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当然是对的,但首先你要有收入,因此我现在更愿意提“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如果连收入都没有,提“财产性收入”是无源之水。首先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其次才是为农民提供可以投资的渠道,包括银行及稳定而健康的资本市场。
  土地流转经营还不能跟财产性收入划等号,毕竟这只是一个使用权,而且中国人均土地才一亩多,农民手里的地这么少,流转起来收入也很少。人均就这么点,靠这个不可能走出贫困。尤其是在穷乡僻壤,土地价值非常低,除非那里要修高速公路,价值才会一下提高好多。我们要明白,这个思路不能解决问题,不要摆到不合适的位置上。
  《南风窗》:对于提高乡村推力,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李庆云:第一,建议国家加大对农村多层次教育的投入,高中教育将来慢慢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第二,逐步调整高等教育城乡比例,重配招生指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国家应该继续增加对农村大学生的奖学金的数量、力度,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另外灵活调整高等教育的学制,比如说学生读一两年以后就休学去就业,赚钱以后再来读书,这在国外是很现实的,有些人不愿意贷款,他愿意边工作边读书,这样,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学业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