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城乡“两个中国”
　　——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

　　本刊记者 陈统奎 发自北京
　　10月12日落幕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执政党中央全会，距改变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整整30年。 
中国再次把注意力放在农民身上。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在北京召开，聚焦三中全会。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全会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2020年前实现的目标，把提高农民地位作为最优先课题。无疑，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如果说中国是“两个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话，那么十七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一个政治宣告，宣告终结“两个中国”。
　　在京参加全国政协常委会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用“很受鼓舞”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会议间隙，李庆云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公共财政均衡化
　　《南风窗》：三中全会公报说，“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您如何解读这句话？
　　李庆云：这主要是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来说的。抵抗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要合作是可取的，但中国不能为金融危机埋单。说实在的，我们自己的事也不少，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大国，我们应该沉下来研究和解决自己的问题。
　　三中全会决议中对促进城乡一体化有很多新的内容和亮点，我看了很受启发。从理论上讲，促进城乡一体化，指的是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平衡配置，是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在我看来，城乡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公共资源向农村流动，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向农村流动，解决公平问题。另一方面体现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实质就是城镇化的过程。
　　解决农村和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或者说根本的途径，就是城镇化，这样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才能解决城乡差异，而且只有农村人口相对减少以后，大农业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不然的话，中国这个小农经济，靠什么先进技术，怎么也富裕不起来。真正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让相当部分农民变成城镇居民 ，然后真正扩大中国中产阶级规模。
　　《南风窗》：很多媒体都把促进城乡一体化描述为这次全会释放的“最强烈的信号”或“一次跨越”。
　　李庆云：这的确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到时候了，经济发展到今天，城乡一体化，已经有了现实动力，而且政府有能力有义务来解决城乡一体化，现在也认识到了，这是中国农民走向富裕的新起点。原来有一个提法叫“支农”，现在改叫“强农”了，“支农”这个说法好像把农村、农业、农民放在次要位置上，是外人，“强农”则意味着这是本分，政府理所当然要这么做，实际上是描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远景。这个话其实是中央政府说给自己也是说给各级地方政府听的，即调整国民财政分配和支出的大格局。从这个会开始，我们可以有期望了——这是逐步结束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开始，宣告我们要结束这一切了，当然现在还只是一个宣告。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继续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已经到了非力挽狂澜不可的地步，因而提出了到2020年让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南风窗》：那么，当务之急要做什么？
　　李庆云：现在最急切的是，公共财政和公共产品要逐步均衡化，解决公平问题。一个事实是，中国7亿多农民中还有2.6亿人存在饮水困难、饮用水安全问题，还有740多万人口没用上电，9万来个行政村至今不通公路，8万多座水库现在还有2.7万多座年久失修，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改变，基础设施急需大投入。
　　此外，我觉得更根本的是，大力增加教育投资。相对于城里来说，我国农村办学条件较差，师资力量薄弱，学生受教育程度和效果远不及城里。我们希望加大政府资源在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恢复教育的福利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化的有效实现，必定是农村教育大普及和大提高的结果。
　　打造城市引力
　　《南风窗》：加快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的提法，一直都有，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您怎么看待？
　　李庆云：我非常赞同三中全会对加快城镇化一系列的精神，希望政府能够推出更加有效的更多可实施的政策举措。我以为，打造城市引力，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至为重要。
　　但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业问题，不管你采取什么模式，城镇化就是空的。因此我们期待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考虑为农村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提供不同层次的劳动岗位，不能只是提供保姆、保安等这些低层次的，还要提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较高层次的。总之，要以提供不同层次就业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城镇化首先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是根本。
　　再者，政府要出台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新措施。比如说，本着以人为本、公平对待原则，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针对农民工进城落户难问题，各级政府能够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得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这是一项基本的国民待遇。
　　《南风窗》：打造城市引力，很形象，您觉得近期可以做哪些事情？
　　李庆云：首先，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解决全国范围转移接续问题。其次，大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除了放宽中小城镇，我希望也能够慎重地推动大城市户籍改革，因为能够真正提供就业，而且是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大城市最有能力。比如说北京，流动人口400万，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都能谋业生存了，但就是没有城市合法身份，今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应该开放。
　　还有，城镇、特别是大中城市，应该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逐步提高保障性住房在整个住房当中的比例。我建议城市政府能够筹集住房发展基金，香港50%以上的住房是政府提供的公屋。我希望，中国保障性住房也能够达到30%～50%这样一个比例，这样才能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把游民的感觉变成有家的感觉。
　　《南风窗》：这是一个好建议。说到房市，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出手救市了。最新的消息是，住宅与城乡建设部等部门“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方案也将在下月推出。但发展好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不也可以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吗？
　　李庆云：是啊，目前住房价格的调整，有人说会危及银行，银行赶紧否认。还有人说会危及经济增长，这并非危言耸听。政府应该把主要力量用来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那么它满足的是更多的有效的住房需求，中低收入者，包括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这样，建的房子比现在还要多，对各种材料的需求会更大，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反而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安全的，持久的，不会有金融风险的。当然，价格水平，进入和退出机制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要加大研究和执行，可以参照香港和新加坡的经验。另外，不仅投入建设，而且要在管理上加大投入，管理尤其重要，保证公平分配。
　　提高乡村推力
　　《南风窗》：除了打造城市引力，农村方面将期待什么样的变革？
　　李庆云：是的，解决城市的引力，还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应该是提高乡村的推力，也就是说，解决农村劳动力对城镇的供给问题。对此，我们希望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要知道，过去11年间我们减少了1.25亿亩、相当于少了一个农业大省的耕地。同时，根据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多种方式如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城镇化的过程中，定然会有一部分的农民放弃土地使用权，否则他就成为两边都不靠的人，真正离乡离土，不仅离乡还要离土，成为城镇的新主人。
　　其次我们希望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多层次教育的投入。我们热情期待政府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城乡教育公平，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一、巩固农村义务教育。二、加快普及农村高中教育，这样可以为高等学校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农村青年。农村高中不普及不发达的话，高等教育对农村的普及就很窄。三、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并逐步实行免费，将其与城市职业教育相联系，这样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多中级、高级熟练技术工人。
　　《南风窗》：您以前曾提过“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允许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是否具有促进作用？
　　李庆云：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当然是对的，但首先你要有收入，因此我现在更愿意提“提高农民收入”。农民如果连收入都没有，提“财产性收入”是无源之水。首先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其次才是为农民提供可以投资的渠道，包括银行及稳定而健康的资本市场。
　　土地流转经营还不能跟财产性收入划等号，毕竟这只是一个使用权，而且中国人均土地才一亩多，农民手里的地这么少，流转起来收入也很少。人均就这么点，靠这个不可能走出贫困。尤其是在穷乡僻壤，土地价值非常低，除非那里要修高速公路，价值才会一下提高好多。我们要明白，这个思路不能解决问题，不要摆到不合适的位置上。
　　《南风窗》：对于提高乡村推力，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李庆云：第一，建议国家加大对农村多层次教育的投入，高中教育将来慢慢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教育。第二，逐步调整高等教育城乡比例，重配招生指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国家应该继续增加对农村大学生的奖学金的数量、力度，完善助学贷款制度。另外灵活调整高等教育的学制，比如说学生读一两年以后就休学去就业，赚钱以后再来读书，这在国外是很现实的，有些人不愿意贷款，他愿意边工作边读书，这样，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学业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