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开学，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求学的外地“留学”少年已达1万多人。在临川，任何别的事都可以引发争论，唯独对教育没有争论。政府重教、老师爱教、学生乐学――这就是临川的“教育哲学”。一位学生家长这样说：“有什么好争论的，高考不就是要靠分数说话吗？只要能考出好成绩，管他用什么方法教都行。”
　　 
　　临川，江西中部的一块弹丸之地，也是一个当今中国文化人肃然起敬的“才子之乡”，同时因为一种现象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每年成千上万的外地中学生对这里趋之若鹜，不为别的，只为一圆自己的大学梦。
　　 
　　历史上，临川曾走出过王安石、曾巩、汤显祖、晏殊、陆九渊等文化名流，素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今天的临川，又何以吸引来全国的上万名少年？又是什么制造出教育界的“临川现象”？
　　 
　　 “我的未来不是梦……”
　　 
　　走在临川上顿渡镇大街上，你会发现，除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外，街上更多的是外地学生。
　　 
　　 11月13日晚上10时许，记者在临川一中看到，教学楼内仍然灯火通明。下晚自习的学生开始陆续走出了校园，褪尽了白天商业浮华的街道上，只剩下来来往往的学生。
　　 
　　离校园不远的街边，几个夜食摊已经围上了许多背着书包的青少年。在一张桌前，三男一女正在小摊前吃汤粉，一位男生戴着耳机轻声哼唱着流行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有报道称，今年9月开学后，在江西抚州市临川区求学的外地“留学”少年已有1万人，其中以高中生为主。这些“留学”少年来自全国各地，不少是基础教育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些望子成龙心切的家长，甚至不惜迁居临川。
　　 
　　据介绍，1982年，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面向全国招生，录取的22名学生中就有5名来自临川一中。从此临川有了“才子之乡”和“少年大学生摇篮”的美誉。
　　 
　　 1995年，抚州一中又有15名学生考中科大少年班，占当年录取额的十分之一。粗略统计，仅抚州市的三所省级重点中学抚州一中（原临川中学，现临川市并入抚州市成为该市一个区）、临川一中、临川二中，自1982年以来就为全国的大学少年班输送了200多名学生，大学生总数多达几万人。
　　 
　　临川区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临川区有百万人口，每万人中有大学生239人。去年高考，该区参考学子7006人，录取5394人，其中本科生3000人，全国重点大学880人。2006年，临川区各高中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学生达47人，占江西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临川一中就达24名之多。
　　 
　　抚州地区的高考录取率一直保持在75％以上。当地也出现了像临川区河东乡农民武进兴这样的“大学生之家”――武进兴有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还有临川区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考上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同出国，姐妹共留学，一家5儿女出了“三博两硕”，这类现象在抚州屡见不鲜。
　　 
　　 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和全省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国家教委前副主任柳斌因此称此为“临川现象”。'
　　 
　　应试教育催生“奇葩”
　　 
　　可以说，正是应试教育催生了临川这朵奇葩。在临川，任何别的事都可以引发争论，唯独对教育没有争论。政府重教、老师爱教、学生乐学，这就是临川的“教育哲学”。
　　 
　　一位学生的家长这样说：“有什么好争论的，高考不就是要靠分数说话吗？只要能考出好成绩，管他用什么方法教都行。”
　　 
　　有评论说，临川是在利用自身“高考升学率高”的优势，吸引外来生源发展“高考经济”。那么，一所办学历史不到25年的县城中学到底为什么能吸引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那些现代化大都市的学子前来就读呢？
　　 
　　以临川二中为例，管理严、校风好是社会公认的。不少外省市的家长正是冲着学校严格的管理和优良的校风学风，送子女来这里读书的。
　　 
　　这里有先进的教学设施，有达省颁一类标准的物理、化学、生物、劳技实验室，图书馆藏书近9万册。但对家长而言，他们更看中的是学校的管理环境。学校有“学生自律自纠委员会”，他们希望同学们能学会自理、自信、自强、自立，也希望营造出“苦学、守纪、求实、争先”的优良学风。
　　 
　　在临川，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学生苦读、教师苦教、家长苦育、领导苦抓”四苦精神和“二二制”教育方法：即初中读两年，高中读两年，4年时间将6年的课程全部学完。然后高二就让学生参加高考，过分数线后，参加少年班的面试。如果没被录取，就再读一个高三，然后参加全国的统一高考。
　　 
　　这是临川学子对付应试教育的“土办法”，也是许许多多农家子弟为改变祖辈靠天吃饭的命运所做的唯一选择。
　　 
　　在临川，学生的苦读与老师的苦教是成正比的。临川的教师每天工作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除了学校正常的教课外，不少老师家里都寄宿着外地学生，回到家还要抽出时间来给学生补课。
　　 
　　当然，临川中学老师的收入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江西，很多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区委区政府破旧不堪，最新最好的楼都建在学校”。
　　 
　　当地领导干部中也有一句关于“抓教育”的顺口溜至今仍在延续：“一届接着一届干，上届做给下届看。”
　　 
　　产业化诱使教育商业化
　　 
　　如果说，几年前临川的教育还只是在重视教育人方面创出了自己的品牌，那么随着教育资源的稀缺和教育蛋糕的诱人，临川人开始了自己的大胆尝试。
　　 
　　一位临川的干部就反问记者：“谁说只有大学才能赚钱？临川的中学最赚钱！”
　　 
　　这显然不是在“吹牛”。几年前，临川一中的学生仅为5000人左右，且以当地的学生为主。到了2002年7月，临川区所在的抚州市为了“做大做强教育产业”，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3所名校纳入集团统一管理，并且出台相关政策，在招生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目前，随着城市的日益扩大和教育的产业化，挂着“临川”之名的中学已经发展到了十几所。
　　 
　　蜂拥而至的外地学生同时带动着临川当地的教育商业化，伴随着“留学”和“陪读”热的兴盛，也使得当地饮食、住宿、交通和教辅等行业一路蹿红。一位靠出租房屋谋生的妇女笑着说：“在临川，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和教育有关，只要搭得上教育一定发财。”
　　 
　　临川区所在地上顿渡镇有一家房地产商就打起了“学府”的招牌，他们认为最吸引人的广告就是：“与临川一中零距离”。
　　 
　　售楼部的一位小姐说，楼盘一期190多套已基本卖光，每平方米1800元，二期的350多套也将在近日破土动工。这位小姐还透露，买房的基本是外地的客户，其中不少人是冲着临川一中的金字招牌来的。据当地人介绍，临川一中这几年火得不得了，100多亩的校园里每年要新增一两千名外来学生，目前学生总数已经比几年前翻了一番。而学校的学生宿舍住宿能力仅有1000多人，更多的学生只能选择租住在校外的民房或者老师的家里，每月交纳500~1000元不等的费用，由房东提供食宿并且代做洗衣服等简单家务。
　　 
　　据临川一知情人介绍，“留学”大军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种是“学习尖子”，这批人在哪个学校都是佼佼者，但还是慕临川之名而来，希望自己走得更高更远；另一批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而来，这批人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的确也来头不小。
　　 
　　临川的一位干部向记者透露，每年的暑假或新学期前，是临川人最忙也是最怕的时候，各地来找门路、找关系的人络绎不绝，电话条子满天飞，临川人为了不辱“才子之乡”的名声，不得不确定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录取分数线，没到该录取分数线，“就是天王老子批条也没用，就是再有钱也不稀罕。”
　　 
　　尽管控制很严格，这位干部也不得不承认，存在着极少数“开后门”的现象。
　　 
　　据了解，在临川读书的中学生回到原籍参加高考，要考个重点线也是八九不离十。
　　 
　　一家小饭店的主人就对记者说：“现在临川比过去要好读多了，过去有钱都难读，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读。”
　　 
　　一位多年从教现已退休的老师则认为，正是蜂拥而至的外地学生，促成了临川教育的繁荣，给临川带来了一片生机，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临川的知名度。
　　 
　　他打了个比方，临川教育像是个花园，各个学校像是花朵，所有学生都是蜜蜂，在采蜜的同时也为花园留下了养分。如果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等生源，临川的教育也只能是近亲繁殖，名声不会有这么大，这么远。
　　 
　　这位老师说，临川要的就是这种全面的竞争和碰撞，外地学生候鸟般飞过来学习，候鸟般飞回去考试，飞走的都是精英，留下的也都是强者，远播的是临川的名声。
　　 
　　不可否认，当地政府显然也希望通过教育的舞台唱响发展地方经济的大戏。
　　 
　　在临川区政府网站上公布的《“十一五”规划》中有如下表述：利用临川高中教育资源，打造全省并影响福建的优质高中教育高地。利用临川文化来增强临川人民的凝聚力，使之成为临川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有人算了一笔账，一个外乡来的中学生，加上一个陪读的家长，一年要花1.5万至2万元，临川现有上万名外来的“留学生”，这笔巨大的收入无疑成为该地主要的经济支柱。也正因为如此，当地有不少业内人士开始担心，一旦盲目扩张，必然导致恶性竞争，抢师资、抢生源，“最终将危及临川的教育事业。”

    (记者 赵翔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