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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神话(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县上顿渡镇临川一中、临川二中)
临川一中神话 | 临川二中神话 | 临川神话综述
解读临川文化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4 月 13 日 13 时 19 分 59 秒 　
来源: 抚州市人民政府网   2009-4-14 13:25:08
    临川文化的内涵
    “临川文化，华夏奇葩”。这是1992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弘扬中国临川文化暨兴建汤显祖文化艺术中心》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题词。在这次会上，冯征代表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指出：“临川文化是华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所谓“临川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辐射而涵盖现今抚州市十余县（区）的区域性文化。它生成于秦汉，兴盛于两宋，延绵于明清，影响于当今。它是炎黄文化壮丽宝库中的一块熠熠生辉的瑰宝，是华夏文化百花园中一枝鲜艳夺目的奇葩。
　　“远色入江湖，烟波古临川”。抚州，古为临川郡。东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置临汝县，即后来的临川县。公元23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隋文帝开元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实现全国统一，废郡扩州，平陈总管扬武通奉命安抚临川郡一带，将临川郡改为抚州。纵观历史，古临川治属相当于现在抚州市的绝大部分，并囊括了庐陵、豫章、瓯闽部分。东连吴越，西接潇湘，南控闽粤，北襟江湖，横跨吴、越、楚三地，为古代通往闽粤沿海地区的要冲。这里，地气殊异，山川炳灵，林奇谷秀，水绕川环。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江山形胜而人稠勤富，交通便利而商贾常行。荆楚、吴越文化交汇于此，中原、闽粤文化滋润其中。秀美的风光，发达的农业，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出灿烂的“临川文化”。魏晋以来，特别是两宋以后，临川古郡，抚河两岸，名人辈出，文事昌盛，素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誉称。
　　“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这是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对“临川文化”赞美的千古绝唱。临川文化，博大精深，蕴涵深邃，影响久远。
    1、才子辈出，俊彩星驰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三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来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和《诗品》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国、盛中华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抚州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出现了像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纷至沓来地对“临川才子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和探讨。
    2、思想深邃，变革图新
　　作为抚州区域历史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临川文化”的精髓。优秀的才子群体，必然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和发展，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觏，是我国一位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在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学、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后人誉为“医国之书”。南宋理学家陆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临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元代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与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明代思想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熙宁变法”达到他所处时代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峰。面对自两汉以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迂腐的思想学说和“二程理学”的沉闷统治，王安石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为他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藕”、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王安石的宇宙论比起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要前进得多，合理得多。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馈的政治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这些思想出发，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3、文事昌盛，戏艺繁荣
　　诗书丰繁，“文献之邦”是“临川文化”的一大特色。据资料载，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论著，抚州籍人氏著述就有近800卷之多。至今横卧抚州市东门的“文昌桥”，就是“临川文学”昌盛的象征。传说是“文昌桥上赏文章”、“文昌桥上赛文章”、“文昌桥上卖文章”、“文昌桥上晒文章”、“欲览诗书文昌桥”、“无才莫进抚州门”。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宋词与唐诗、元曲争奇斗妍。宋初的词坛，主要是江西人氏占据。据唐圭璋先生《宋词四考》，两宋时期全国有词人867人，江西占153人，其中抚州籍词人42人，成为江西词人的主体。特别是北宋词人晏殊，辞笔清丽，气度闲雅，“音情缠绵而不偎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树一代词风。后人称他为“导宋词之先路者”、“北宋倚声家初祖”。晏殊的儿子晏几道，擅长小令，后人称他“把我国令词推向顶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唐和北宋时期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是散文革新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八大家中，抚州占二家，这就是王安石、曾巩。时人称曾巩文章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特别是王安石在宋代新古文运动中，不仅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力主“以适用为本”，立意超拔，瘦硬奇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对了西昆派唯美主义颓风，实为北宋文学革新运动之主将，唐宋八大家之中坚。梁启超说：“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已占最高的位置矣”。翻开现代《中国文学史》扉页，五位主编，其中游国恩、肖涤非二人又是临川才子。 
　　抚州是江南地方戏曲出现最早和最兴盛地之一。南方戏曲，以“永嘉杂剧”为始祖，最早传入南丰。清康熙初年，宜黄产生的“二黄腔”已在浙江流行，后传播到安徽、湖北，再经艺人加以创造，遍及全国。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谭纶又将海盐腔带回家乡宜黄，宜黄戏子竟有千人之众。抚州采茶戏，是抚州地方戏的一支劲旅，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得到戏剧界的青睐。 
　　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抚州独特的戏曲文化。早在20世纪中叶，他的剧作已不断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近几年，上海昆剧团赴法国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强烈。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指出他们是“东西曲坛的伟人”。中国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外国人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
　　书法艺术是“临川文化”辉煌的一页。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于晋成帝咸康元年至六年在临川任内史，三十余岁，临池学书，为他的书法成就奠定了基础。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六十三岁在临川任刺史，写《麻姑山仙坛记》，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从而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临川籍人氏曾行、赵崇番、陈景元、虞集、李瑞青等都是书法艺术大家。东乡的舒同是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创建了别具一格的“舒体”，被誉为“红军第一书法家”。
    4、禅佛鼎盛，光照异国他乡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隋唐最盛，以后开始有了佛教宗派，禅宗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禅客众多，禅学兴隆，后又分成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三个流派。其中又以曹洞宗影响最大，声誉最高，在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曹洞宗的宗风是由“二宜两山”禅师共同创立的。他们一是抚州宜黄曹山寺本寂禅师；一是宜丰洞山普利寺良价禅师。本寂在宜黄曹山修持了大约30年，是我国禅宗史上“五家七宗”的创始人之一。曹洞宗创立之后，南宋嘉庆16年，日本国承阳大师来中国留学，跟从曹洞宗第13代受禅法，学成回国，便在日本福进县建立了永平寺。700多年来，曹洞宗的宗风法轮常转，承阳大师成了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第子达一千万之众，还专门成立了曹洞宗研究所。“临川文化”东渡，光照异域他乡，生根开花结果，成为“临川文化”与日本国的文化交流和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友谊的纽带。南城的麻姑山，是江南名山，唐时皇帝为之立庙，于是道士争相讲道，麻姑山成为江南一带道教胜地。此外，金山寺、疏山寺、天主教堂、龙凤岩、正觉寺等，都是抚州宗教文化比较集中的名山胜寺。
    5、科学、技术昌明，经济、文化交融
　　抚州不仅是才子之乡，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科学技术在“临川文化”的大系统中也占有重要位置。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冶炼技术和印刷技术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学家乐史，著有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巨臂，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盱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元代医学家危亦林，著有《世医效方》，其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骨折复位的悬吊复位法，创世界最早纪录，各国沿袭至今。当代中国物理学家有“四大名旦”，抚州的饶毓泰就是其中一“旦”。古代的抚州府陶瓷制作和烧炼也非常发达。著名的《景德镇陶录》一书曾高度称赞抚州的制陶艺术，南丰白舍，金溪小陂，临川白浒三窑所产生的陶瓷，可以和景德镇陶瓷媲美，因而被载入《中国陶瓷史》。与“临川文化”昌盛相联系的，是金溪的木刻印刷和石板印刷，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技艺精湛，与“临川才子”相得益彰，世称“临川才子金溪书”。此外，乐安的毛边纸，临川的毛笔，在清朝均为贡品。
　　古治临川，是农桑富庶之地，江南鱼米之乡。几千年来，勤劳、好学、聪慧的抚州人民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创造了独特的物质文化。南丰蜜桔是著名的贡桔，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它的栽培技术和历史可追溯到唐开元以前。作为经济交往和贡品，突破了纯资源物质形态，创造了独特的蜜桔文化。广昌白莲始种于唐高宗仪风年间，南宋绍定元年就有“莲乡”之美称。抚州到处呈现荷花争艳，子莲飘香的莲乡风光。它遍布国内，延伸国外，与祖国的饮食文化和医学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中外文化交流作了重要贡献。明清时，宜黄、乐安等地是江南重要的夏布产地，其中尤以宜黄为最。宜黄夏布有纤维细长，色泽光洁，透风凉爽，质韧耐用等特点。这里长年舟车不断，商旅繁忙，成为江南夏布的集散地。宜黄夏布在国内各大城市和高丽（朝鲜）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构成别具特色的抚州（临川）服饰文化。
    6、革命诗章，悲怆壮烈
　　人杰地灵的抚州，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抚州人民为“临川文化”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南丰、宜黄、广昌、乐安、资溪、黎川等县也成为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临川、东乡、金溪、崇仁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拉锯”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多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武装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新生政权。一九三O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进行的五次反围剿中，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主战场。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这里进行了几十次激烈战斗。东、黄陂战役，洵口战役、团村战役、金溪战役和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战斗等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全区保留了一批像黎川湖坊的“闽浙赣苏维埃政府”革命旧址，红军“第一号布告”和大量红军标语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化。脍炙人口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就是毛泽东在广昌行军路上的佳作。“……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的律诗，就是陈毅将军“闻黄陂大捷，敌人第四次围剿被粉碎”的“喜赋”。在这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了李井泉、舒同等一批临川英雄豪杰，诞生了赵醒侬、傅烈、周建屏等许许多多革命先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临川文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章。像舒同为悼念东乡李克昌烈士所作的“舍生以存义、杀身定成仁；可怜羊城（‘羊城’是抚州城别名）地，鲜血醒万民。”像抚州邹渊烈士的“狱中遗诗三首”－－“寄母：忠孝从来两难行，移孝作忠母训明。望母莫为儿悲哭，儿能成仁母亦荣。”“寄弟：头颅一掷事本轻，遗恨未能拳慈亲。最后一句叮咛语，菽水承欢弟继承。”“寄妻：昔年鸿案曾相亲，卿卿我我见真情，我今笑赴刑场去，孝亲抚孤在汝身。”这些悲壮的诗句至今读来不禁令人暗然泪下，更有一股气贯长虹的浩然正气。正是这些革命历史文化，使“临川文化”内在精神升华到了更高的境界。
　　综上所述，自宋而明，随着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和江南经济的开发，在抚州确实出现过一个辉煌灿烂的文化昌盛期，涌现过全国第一流的政治家、诗人、词人、古文家、哲学家、戏剧家、地理学家、医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所达到的巨大成就和对华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的天才创造对民族文化所投射的深远影响，是永载史册、永不暗淡的“临川之笔”的光照。
　　光辉灿烂的抚州文化，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就是在当今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抚州史研究会”，对抚州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和探索。美国博士韩明士，1985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宋朝江西抚州的精英》。日本是国外王安石研究的中心。研究队伍蔚为壮观，论文著述十分繁丰。东一夫，东村哈兵卫、高桥作卫、佐伯富、周藤吉之等，都是著名的王荆公研究家。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致力于汤显祖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戏曲史》。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俄亥俄洲大学历史系主任葛德卫教授，致力于吴澄和“草庐学派”研究。1986年，美国一批专家学者前往崇仁考察吴澄的故里。1982年，以松田文雄为团长的日本佛教考察团，专程前往宜黄曹山，对曹洞宗遗址进行考察。国外专家、学者前往抚州瞻仰、考察汤显祖及其赣东民间艺术、南丰傩舞、民情、民俗者，不计其数。“临川文化”对世界文化也投下了久远的影响。
 
    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与界定
    临川文化是临川区域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存方式，是具有浓郁风情和民情的区域文化。历史悠久的临川文化凝聚着临川人民的创造才能与杰出智慧，也体现了临川人民独特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寻找临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相对稳定的文化基因，是建立临川文化概念的基础。
　　临川文化是在“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江南大地上崛起的一支著名的农耕型文化。临川是江南较早被开发的地区之一，它的原始文明，是由北方迁徙来的百越系统中的一支与当地土著人共同创造的。临川，春秋时属百越之地，而临川文化的最初胚芽，应当在这个复杂的百越系统中找到渊源。据分析，古于越人曾迁于此。于越，为于人与越人结合而成。越人为夏禹之裔少康之后，是百越中的一支，后来与东夷族人结合为于越。于越的结合时间在商代中叶。于越在商朝不断打击之下，逐渐南迁至江汉之间，随着楚人向南发展，于越只得向东南迁徙。
　　为什么说临川属于于越呢？因为临川文化境内有著名的盱江。《水经注•赣水》云：“盱水出南城县西北流，迳南昌县南，西注赣水。”清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四•建昌府》云：“盱江，东府城东，一名建昌江，源于广昌县南血木岭……至临川县石门，亦名汝水，下流注于赣水。”以汝水取名的有汝阴、汝阳、汝南和抚州的临汝县。“抚州”的“抚”与“汝”在上古音近或音同。可见，在盱江流域肥沃的土地上，曾有于越人迁居于此，并与当地土著一起，筚路篮缕，共同开辟了临川文明的源头。
　　临川文化辐射的临川区域，远古乃多沼泽、丘陵，草木繁茂，气候湿润。各种文物资料表明，早在四千多年前，临川就有人类繁 居。尽管当时土著居民还处在“火耕水耨，民食鱼稻”的时代，但异于北方的游牧民族，由渔猎进而为农田。而从北方迁徙来的于越人，带来了比当时南方未开化地区更先进的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初步形成了原始的农耕文化特征。
　　临川文化是在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后，在南北文化交流、碰撞中迅速繁荣的一支典型的区域文化。临川邻近南昌，古代是进入闽粤沿海的交通要冲。在我国历史上几次重大的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江西都融受了大量的北方移民。这也是临川文化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契机。晋永嘉丧乱之后，从北方人口第一次大规模迁徙开始，已有规模不小的士族南下，淮河虽然阻隔南北，但其支流大都源远流长，呈西北、东南走向，而且多有舟楫之利，给河南、山东一带移民向东南移入安徽提供了方便。到安徽后，又涌入江西，甚至途经江西向闽粤或湘桂迁徙。这时临川地区已接受了不少北方客家移民。临川属丘陵地带，但河流切割山地形成峡谷，贯穿盆地形成很多冲积平原，自然条件较好，且人烟并不稠密，极易接受客家移民。客家移民进入临川的结果，是带来了大量的新鲜的先进的北方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土著的生产力水平，甚至使当地的人口结构和语言音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像客家语言对临川语言的影响。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原汉人带来的北方话和当地的临川方言合流，互相渗透，长期揉杂，演变成今天这样著名的“临川音系”----既从属于赣语音系统，又同客家话有某些相同之处的独特的语言系统。
　　发达的生产工具，作用于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步提高了临川人民的农业耕作技术，使临川逐渐成为江西的重要粮仓。临川、金溪、南城、南丰的陶瓷窑、造纸、印刷、纺织业都比较发达，南城、黎川有重要的盐路通福建。富庶的经济条件和安宁的政治环境，对处于北方战乱中的一些大家望族，逐渐产生了吸引力。一些任官临川的官吏，看到临川淳朴的民俗和较高的文明程度，纷纷落籍临川。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其远祖为“有姜之裔，齐为晏氏，齐在春秋，晏显诸侯”，“其高祖讳墉，唐咸通中举进士，卒官江西，始落籍于高安……曾祖讳延昌，又徙其籍于临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氏姒姓，其先鲁人，至其后世，避地迁于豫章，子孙散于江南。”曾巩高祖曾展成，为南唐检校司空紫光禄大夫，受遣于南丰为县令，始籍南丰。北宋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其先出太原，今为抚州临川人。”约在唐朝末年，王安石的曾祖父王永泰，“游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北宋著名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南城。以地理名作《太平寰宇记》传世的北宋地理学家、文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扰京兆，仍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后因弃官居家，上华山进香，路过宜黄霍源村，见其“风景秀丽，乃举家迁移于此落户”。这些家族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具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本身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所以，他们迁徙来的不仅是家庭和人口，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鲜的北方文化空气。先进的北方文化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交流，推动着临川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
　　从上述临川文化渊源，可以对临川文化的界定作个简单阐述：临川文化是指以临川古治属为核心，其文化精神在临川区域12县市内辐射并发展的文化。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内涵，源远流长。
　　之所以要用“临川文化”来命名赣东区域文化，是因为：其一，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临川历来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郡治、府治都在临川，使临川成为联络区域经济，沟通区域文化，牵动区域发展的“火车头”，其二，由于临川在区域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使临川的文化声誉大大提高。在语言史上，人们把长期形成的以临川为中心的语系，称之于“临川音系”，它是赣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史上，人们把明代剧坛上汤显祖为代表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称之为“临川曲派”。由于临川的文化声誉，历史上慕名游历临川山水，瞻仰临川古迹的文化名人不计其数，至今海内外许多人士也知“临川”而不知“抚州”。其三，在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临川文化代表人物如晏殊、王安石、汤显祖等，都骄傲地自称“临川”，而后人也分别把他们称为“晏临川”、“王临川”、“汤临川”，王安石、汤显祖的著作也被人们称为《王临川文集》、《汤临川文集》。后代文人在整理临川才子的著作时，也都冠以“临川文献”之名。
 
    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
    一个区域文化的生成，除了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之外，十分重要的还是人文基础。
　　1993年11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临川县志》志首中有一篇非常别致的《才乡纪略》，对“临川文化”的人文基础有充分的叙述。
　　临川自古文风昌盛，英才辈出。早在唐朝，王勃在他所写的传世名作《滕王阁序》中，就发出过“光照临川之笔”的由衷赞叹。至宋，又因科举连捷，流光溢彩，被著名学者董震誉为“人才之乡”，民间大众俗称为“才子之乡”。
　　临川自东汉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历史的机缘，大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诗人谢灵运、戴叔伦，词人冯延巳，文学家刘义庆，文学评论家钟嵘，史学家杜佑等都在这里做过地方官，对临川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
　　战争频繁的五代，北方王、李、吴、曾、晏、陈等世家大族相继避难南来，卜居临川。临川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迅速发展，商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到了北宋初期出现了“翳野农商”、“贾货骈肩”（张保和《罗城记》）的盛况。当时，采取“兴文抑武”的政策，大力发展文化，偏重开科取士，对科举录取的进士奖赐有加，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的，更荣于作战立功的武将，一时文风大盛。在这一封建文化高涨的历史时期，著名文学家曾巩、叶梦得和大诗人陆游相继来临川居住或宦游，大力兴办教育，传播文化，这里“各地学馆林立，释来而事笔砚者，十之六七，苦读书，应科举之风。”
　　正是宋代的科举制度，导致临川人才激增。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至宋度宗咸淳八年，临川先后有129人考取监生，205人考取贡士，525人考取举人，446人考取进士。进士中，北宋138人，占32.58%；南宋308人，占67.42%。中榜人数之多，在江西各县名列前茅。尤其是嘉定十六年一次考取12人，宝庆二年一次考取18人，咸淳元年一次考取22名，占全国录取进士总数的4%、6%和7.33%。“儒林传为美谈，公卿耸观，朝野震动，盛称临川为人才之乡。”（董震《东发日钞》）
　　宋代临川人通过科举踏入仕途，有2人官至宰相，2人膺任节度使，4人官拜御史，17人官任尚书、侍郎，10人担任知府、刺史，俱各政绩显著。特别是晏殊、王安石，不愧为“临川才乡”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同一时期，还有王安礼、王安国、王雳（世称“临川三王”），谢逸、谢过（世称“临川二谢”），危稹、危和（世称“临川二危”），陈郁、陈世崇（世称“临川二陈”）和汪革、饶节、邬虑、欧阳辟、俞国宝、邓名世等一批文人才士，在诗、文、词、赋上的成就也很高。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述《复斋漫录》：“元估中，临川谢逸过黄州关山可花村馆驿，遇湖北王某，江苏诸某，浙江单某，福建张某等秀才。四人知其来自临川，戏以曹植七步成诗，诸君七步为词相谑。逸行五步，词成，挥毫疾书《江城子》一阙于壁；可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落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荫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上晚烟笼，粉香浓，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图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标致依水，情乎俱妙，遂以五步成词闻名江南。”谢逸与谢过、 汪革、饶节并称为江西诗派中的“临川四俊”。饶节还被诗人陆游誉为“诗僧第一”。邓名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春秋论》、《春秋类史》、《古今姓氏辩正》等370余卷，在姓氏考证上成就尤高。
　　南宋，临川“才乡”还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这就是一代名医陈自明。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写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成为中医妇产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又敢于创新，主张外科外敷内服，辨证施治；敢于突破禁区，最早从事“乳岩”（乳癌）的观察和研究，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元代，临川比较著名的人物只有针灸名医席弘、法律专家张绍和地理学家朱思本。
　　明朝临川的人才迅速走出低谷，重新兴旺发达。先后有213人考取监生，364人录取贡士，302人乡试中举，166人进士及第。通过考试，先后有383人入仕，其中御史4人，巡抚总督1人，尚书侍郎8人，布政使3人，知府27人，知州21人，总兵、守将11人，担任同知、知县的，则多达136人。入仕人数有宋代130人的2.9倍。职官中，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文臣、有武将；有内政，有餐交；有义士，有诤臣。人才结构的群体性和多样性，“比之两宋，有过之无不及”（李绂《临川县志》序）。前有陈、罗、章、艾南英四人饱读经书，博学多才，所作时文风靡一时，是誉满江南的“四大才子”。邱兆麟与祝徽、帅机并称为“三大名士”。邱作诗才思敏捷，用词造句，常能化腐朽为神奇，别开生面；祝的文章师在王安石，劲骨奇姿，博大精深；帅机作赋即景生情，妙笔生花，所作“两颂”（《平西夏颂》、《出阁讲学颂》）、“一赋”（南北二京赋）深为明神宗赏识，“公卿竞相传抄，纸为之贵”。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戏剧家。他的巨著《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世称“临川四梦”，三百多年来，一直受人称赞，久演不衰。《牡丹亭》已被译成日、德、法、英、俄等多种文本。在历史和天文学领域，也众星璀璨，引人注目。著名文史学家徐奋鹏花了半生的精力写成可与《资治通鉴》相比美的《今古治统》20卷。传到日本后，被视为“佐治之妙药，兴国之良方”，在“明治维新”中起过一定作用。著名天文学家吴昊，通过细心观察，精密计算和反复实验，纠正了旧浑天仪的误差，制成星象位置更准确的新浑天仪，其制作技术达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明代，临川还出了许多正直、爱国人士。“一朝诤臣”傅朝佑嫉恶如仇，先后6次上书弹劾奸相周延儒、温体仁；爱国商人朱均旺，身居日本，情怀祖国，前后三次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过回国，密报军情，使明朝得以预先准备，及时调整部署，援助朝鲜，取得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胜利；傅朝佑坚持真理，朱均旺受罪爱乡，获得了“正气在临川”的声誉。
　　清王朝建立三百多年间，通过各次科举考试，临川只有187人考取监生，306人考取贡士，202人考取举人，101人考取进士。录取进士的人数是两宋的25%、明代的66%。入仕后，有37人担任朝官（御史3人、侍郎4人、内阁中书10人、翰林院8人、各部主事12人），121人担任地方官（知府5人、知州3人、同知3人、知县73人），武职（总兵、把总、镇守）9人，合计167人，比两宋多28%，比明朝少56%。这一时期，临川入仕者居高位的不多，但大都才华出众，为世人注目。一代名臣李绂，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官广西巡抚、直录总督及工、户、吏、礼、兵5任，敢于断请命，弹劾贪赃枉法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敢于快刀斩乱麻，疏通津沽漕运，缓解京城粮荒，政绩显著，获得清世宗“奉国罄心”的奖励。一代才士李来泰，“博学多识，工诗善文”，康熙十八年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力挫来自各地的一百七八十名儒学，夺得高奎，任四川会邡知县时，“兴利除弊，发展生产”，深受当地士民爱戴。清官马汝良，任山西黎城知县，巧断大案、要案，铁面无私，为受害者伸冤解恨，时人称“马青天”。爱国志士黄维翰，任吉林呼兰知府时，“雷厉风行查禁罂粟，力阻外轮驶入呼兰内河”，保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国家主权，“东北舆论，交相称许”。
　　在学术界，则是“理学盛于南，文学兴于北”。李绂、纪大奎都是南临川理学名家。前者著有《陆子学谱》、《朱子晚年学谱》、《阳明学录》，力图调和朱、陆的学说；后者都很有影响。李宗翰、李联、李瑞清则是北临川诗文高手。李宗翰、李联，文学韩愈、欧阳修，摇曳生姿；诗宗李商隐，沉博艳丽，是当时江西文坛上的佼佼者。李瑞清是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善于以篆作画，以画入篆，画花卉惟妙惟肖，绘佛更是栩栩如生，日本书画界不惜重金求购，誉灌东瀛。
　　民国废了科学，兴了新学，但临川只有300多人考取大学、中专；所聘任才，军界有2个中将，5个少将；政界有2个专员，14个市，县长；学界有12个教授、副教授。他们之中，有中将师长刘世均、“国防部”西北兵部中将总监万舞、苏鲁战区政治部少将主任周复、第38师政治部少将主任兼遂川、吉安县长杨耕经、“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强、三青团江西支部干事长李德廉和七行政区专员吴养愚、江西省高级法院院长梁仁杰、南昌市市长艾怀瑜。从事科技教育事业的，有北京大学工商法律系教授吴英荃、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易锡麟、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辛膺、盲人教育家万维章、乡村教育家桂瑞藩、唐式麒。桂瑞藩创办的桂桥小学，为临川、抚州、进贤、南昌、丰城、东乡、南城、南丰、崇仁、宜黄、乐安、余干、高安等13个县市培养人才，桃李满天下。经营工商企业的，有著名纺织专家朱仙舫和四川巨商汤子敬。朱仙舫长期在上海中新纱厂任职，致力改进纺织技术，提高同外国纱厂竞争的能力；以后在汉口、安庆、九江等地创办纱厂和面粉厂，为发展民族工业，特别是发展江西的轻工业作出贡献。汤子敬在重庆开设布疋、山货店和钱庄，“经营有方，成为蜀中巨富，人称汤百万，汤半城、汤财神”。这一时期，临川许多热血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涌现了一批彪炳史册的革命英烈，主要有：傅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傅大庆（孙中山的政治的总顾问鲍罗延、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曾被派到马来西亚做马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治中（女，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周寿南（中共临川县委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军政界出了1个政治局委员，2个大区书记、1个中央组织部长、7个副省级领导、41个地师级干部、325个县团级干部；科技教育界出了2个学部委员、3个大专院校校长、81个大学教授、副教授，获得副编审、副主任医师、高级讲师、高级教师等职称的有240人。人才多种多样；既有李井泉（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有胡国保（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一平（中共长春市委书记）、周峰（杭州市市长）这样一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长起来的党政干部；既有饶思诚（江西省副省长）这样思想进步的党外民主人士，又有李世璋（江西省副省长）这样长期从事祖国和平统一活动的革命者；既有饶毓泰、游国恩、萧涤非这样的学界名宿，又有丁渝（北京大学物理教授、中国光谱学的奠基人）这样的科技明星；既有吴自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这样省内知名的教育家，又有傅再希（江西中医学院教授）这样的名医。虽然每个人的地位不同，经历各异，都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科学事业的繁荣发挥了自己的才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文学艺术界，也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黄天民是长期生活在云南的部队作家，写了多部中、长篇小说，以其委婉、热情的南疆风格，耀目文坛；杨树声是四川颇有影响的话剧导演，长期执导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手法很有特色；盛中国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多次在国外举行音乐会，演奏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人的名作，蜚声世界乐坛；游云谷是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作，作品《白鹤世界》曾由新华社发稿国外，为英、法、港、澳多家报刊采用。
　　在台、港及海外，美籍华人杨致芳（女），曾任哥斯达黎加总统经济顾问；其弟杨致赣，是美国著名的华人企业家，曾随华特•基辛格访问北京。台湾著名企业界人士王兹华，在高雄创办“启顺华钢铁公司”，分支机构设到香港、美国，享有“世界拆船大王”的美誉。
　　近年来，临川人才结构渐趋合理，出现后浪推前浪，持续发展的势头。王云森（江西农业大学教授），邓从豪（山东大学校长、教授），刘振群（华南理工大学校长、著名化学家），杨铭珍（辽宁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等老一辈“临川才子”，仍在著书立说，为“四化”出力；许昕（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教授）、胡循矩（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周仁忠（北京理工大学物理教授），张增荣（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部教授），邓毓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系教授），梁福林（华南农业大学教授），谢强（江西中医学院耳鼻喉科教研室副主任）等一批“中年才子”已经脱颖而出，挑起大梁；“青年才子”更是一茬接一茬，方兴未艾。至1989年，临川已有134人考取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有21人通过考试，被选派到日、美、德、法、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有3742名青年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岗位上奋力拼搏，一个大有作为的“临川才团”正在崛起，显示了“才子之乡”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后续力。
　　千年“才乡”逢盛世，新秀蔚起看今朝。1985年3月，中宣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半月谈》，首先披露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消息。1986年9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才子之乡”才子多》的电讯；12月3日，《江西日报》刊出了《寄自“才子之乡”的报告》。1988年至1989年，《江西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才子之乡”才子辈出--临川今年高考千人中榜奥秘》、《临川才子知多少》等系列报导。1988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专稿，全面介绍临川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经验，使“才子之乡”名闻全国。
 
    临川文化的地位和影响
    自宋而清，临川文化郁郁乎如春林竞秀，灿灿然似秋夜长空。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临川区域的历代文化名人，以自己的卓越才能，为中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作出了光耀史册的贡献，而其中许多天才大家的思想、著述和业绩，则是华厦文化中最有价值、最为耀眼的一个部分。审视临川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和横向的生存态势及其所发散的价值能量，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无论在当时抑或后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宋是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封建王朝。面对“三冗”严重、积贫积弱的颓危国势，“概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了以“理财”为中心，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运动，由于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干扰破坏，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收到的促进生产、增加收入、壮大国力的实效是明显的。它表现了临川文化伟人积极进取、变革图新的战斗精神。
　　临川士子尊师重教，倡学笃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江南文化的开发和南北文化的全面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晏殊，早在仁宗天圣年间任应天知府时，即延请了范仲淹“以教生徒”，后来升任宰相，更是全面关心各处人才的培养，以至天下洲郡学校大兴，贤才俊士涌流于世，形成江南才子甲于天下，江西才子复冠江南的可喜局面。晏殊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史和江南文化开发史上居于先驱者地位。
　　理学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以伦理为本体，涵泳儒、释、道三教思想之精粹的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哲学体系。北宋以降，江西是理学的发达之地，而安详、温馨的临川区域，致力于理学探研的人物尤多，大家巨子尤众。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象山学派，元代以吴澄为代表的草庐学派，明代泰州学派的三传弟子罗汝芳和以吴与弼为代表的崇仁学派，清代以谢文氵存为代表的程山学派，表现了临川区域哲人开宗创派的学术进取精神，展示了临川区域理学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陆象山“心学”的创立，作为主观唯心论之一翼，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论一起，共同构建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之更加完整、恢宏、深刻和精致。同时，从抽象方面发掘和强化了人“心”的本原性心理能量，突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陆象山及其后继者王阳明的“陆王心学”，对元、明、清三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人皆可为圣人”、“百姓日用为道”的命题及其合理内核，则成为李贽、黄宗羲等思想大师诞生的诱发因素。
　　文学是临川文化最为灿烂的篇章。在北宋初年荒芜的词坛上，晏殊以自己的天才最先走进词苑，揭开宋词发展的序幕，流风所及，天下景从。他上继南唐、“花间”之遗绪，下开北宋婉约之词风，在词的发展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为宋词的发展和一代文学的兴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自己榜样，影响、带动和培育了一大批词人，形成了以他为首，以欧阳修、晏几道、张先为主要成员的“江西词派”，由此历来受到词家的高度评价。临川学人皆能为诗。晏殊作诗逾万。王安石的诗在全国是第一流的，后期更臻圆熟，绝句尤负盛名，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荆公绝句妙天下”的称誉。“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区域有谢逸、谢过（过加草字头）、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饶节。李觏、曾巩的诗作，风格别具。陆九渊为以朱熹为首的“理学诗派”的骨干。在斑烂的中国诗学史上，临川才子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韩愈、柳宗元为首和以欧阳修为盟主而分别发生在中唐和北宋的两次“古文运动”，实质上以复古为旗帜的散文革新运动。领导和参加这场运动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散文史上处于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高举改革的旗帜，各以自己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改变了散文的历史面貌，拨正了散文的发展方向，推动了散文的健康发展，使自由活泼、接近口语、更富表现力的新散文，长期占据了散文发展史上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功绩在于，重新恢复了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夺回了被骈文统治数百年的文坛主导地位，再次确立了现实主义在散文领域的优势，击退了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逆流，完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历史任务；他们在“文以载道”的前提下，苦心孤诣的追求文章之妙，极大地丰富提高了我国古典散文的艺术水平，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在理论方面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成为后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散文的题材，丰富了散文的样式，使我国散文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臻完备和成熟。唐宋八大家，江西为3，临川区域为2，临川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16世纪汤显祖的诞生及其杰出的戏剧创作成就，是临川文化最可引以自豪和骄傲的部分。在晚明宦官专权、特务横行、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他仗义执言，抨击时政，勤政为民，而且以明确的反叛封建礼教的思想和“自然而然”，反对模拟形似、格律至上的艺术追求，创作了名播四海的戏剧杰作《临川四梦》。中国戏曲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元杂剧、明传奇、清传奇三座高峰。汤显祖生活在明代晚期，他的戏剧创作是第二座高峰的主要体现。他上继关汉卿等戏剧艺术之传统，下开孔尚任、洪升艺术精神之源流。他的出现，有如满月升起，照亮了整个明代文坛。他和莎士比亚一起，双星辉映，高悬于人类艺术的天空。
　　临川文化的显赫，既表现于人才的众多和文化成熟的重大，也表现于历史文化名人在中央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北宋太祖、太宗以前，将相重臣多是北人，真宗、仁宗时，开始起用南人为相。北宋中叶以后，南人当宰相的渐多。从五代至明代，临川区域先后有11人为相或副相。这是我国文化中心南迁的一个外在显现，亦是古代临川区域文化昌盛和强劲的一个政治象征。
　　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临川区域文化都是赣文化、中华文化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部分，倘若缺少了这一部分，民族文化有可能出现某些断层或空白。这是无须赘言的。 
 
    临川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临川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这就是：勤勉务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突破陈规、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打开门户、兼容百家的开放精神；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自律精神。弘扬临川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勤勉务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临川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农耕文化的最大特是靠天吃饭，一日不耕，一日不食。在农耕文化熏陶下的临川人，形成了一种勤勉务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认为：只有勤勤恳恳、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才能生存下来和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勤勉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既表现于平民百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劳作中，又在“以诗书求闻达”的临川才子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这种勤勉务实、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于抚州人民“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抚州在“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弱点是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农业不优，工业不强，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总量偏小，财政收入不多，城乡居民收入不高，与周边省市、地区差距逐渐拉大。要改变这种状况，既不能坐等国家扶持，也不能靠周边省市、地区富裕后施舍，惟一的一条路是靠抚州人民自强不息，奋起直追，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彻底改变抚州的贫穷落后面貌。为此，我们要发扬苦干实干精神，“与其苦熬，不如苦干”，苦干实干十年、二十年，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突破陈规、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
　　临川是王安石的故乡，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伟大改革家。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王安石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毅然推行“熙宁变法”。
　　王安石这种大胆突破陈规、锐意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能够为今天的抚州人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党政机关将进行机构改革，20％左右的行政机关人员将被分流；企业将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富余人员下岗分流；事业单位将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农村将进行税费改革。这一系列的改革由于涉及到人们经济、政治利益的调整，甚至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对待改革的问题。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应该发扬王安石的大无畏精神，克服困难，排除阻力，不断地把改革推向前进；作为普通的干部群众，则要积极关心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只有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形成改革合力，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
　　三、打开门户、兼容百家的开放精神
　　临川文化虽然地处内陆地区，但并不封闭保守。临川人自古以来就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各地的先进文化，尤其是当时比较先进发达的中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地区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南迁：一次是西晋末年、东晋初年（即“五胡十六国”时期）；另一次是“五代十国”时期。在这两次南迁中，临川人民都以博大的胸怀，不仅让那些南迁的中原移民落籍临川，在临川生存发展；而且以谦逊的态度，学习吸收他们带来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并通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临川文化的开放精神还表现在与邻近的吴越文化、浔阳文化、豫章文化、信州文化、庐陵文化、虔州文化的相互学习、交流、借鉴、取长补短上。
　　临川文化这种打开门户、兼容百家的开放精神，对于抚州人民“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有深刻的启迪。抚州在“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的过程中，无疑不能自我封闭，应该把自己融入整个国内大市场的范围内，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应该把自己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洪流中。同时，为了加快抚州经济的发展，弥补抚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不足，抚州应加大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的步伐。为此，决不能有小农经济思想，怕“肥水流进外人田”，“外地人赚了抚州人的钱”。相反，我们应该有比古代临川人更宏大的气魄、更开阔的胸襟，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不拘形式地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抚州经济的早日腾飞。
　　四、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的自律精神
　　临川古代先贤们都是一些饱读儒家诗书，深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影响的士大夫，因此，他们为人磊落，刚正不阿，铁骨铮铮，一腔浩然正气，不愿巴结权贵，曲意逢迎，为获得一己私利而玷污自己的人格。
　　临川古代先贤们不仅为人刚直不阿，而且为官清正廉洁。晏殊虽然仕途得意，位极人臣，为官近五十年，但从不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王安石的一生也是清正廉洁、严格自律的一生。在他第二次罢相前夕，邓绾等人为了挽留他，一面为他子女亲属求官职，一面向宋神宗奏请在京城为王安石建造一栋豪华的住宅。可王安石不仅没有接受邓绾的好意，反而将邓绾降职处理。
　　临川文化这种刚直不阿、清正廉洁、严格自律的精神，是抚州人民在“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品格。首先，它要求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必须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光明磊落，心灵坦荡，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在领导抚州人民“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的过程中，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一切从抚州实际出发，把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的指示精神与抚州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制定出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各项行之有效的办法措施。其次，它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如果全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做到清正廉洁，那么就能有效地抵制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更重要的是，它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顺民心，合民意，提高党和政府的威望，增强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号召力，真正调动广大群众“创文化名城、建经济强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