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经济网

当前位置：客家经济网 >> 客家经济 >> 客商研究 >> 客商与潮商、广府商人、闽南商人、苏商、浙商、鲁商、徽商、晋商的比较研究 >>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与徽州移民宗族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比较

客商研究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与徽州移民宗族传承中原传统文化的比较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1 月 31 日 23 时 11 分 37 秒　
来源: 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宋丰星 2009-10-12 23:17:32

    摘  要：闽西客家与徽州家族都来源于中原，亦同样特别注重对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两地因为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方式、风尚等的不同表现出一些差异性，但相似性却更多，凡家族结构、建筑、家族伦理和价值观念，都存在若干相似之处，客家商人与徽州商人的经商动因、商业资本流向以及商人与文化的关系亦多存相似之处。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原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通过移民传播到偏僻的山区乡野，从而带动当地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闽西客家；徽州宗族；文化传承
    随着谱牒文书等大量资料的发现，闽西客家与徽州一样，渐渐进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野，并在最近二十年中掀起了一股客家学和徽学研究的高潮。同样作为移民社会的闽西地区，自北宋以降，客家宗族扮演的角色虽略异于徽州却又更类似于徽州。追本溯源，它们的文化之根其实均来自于中原。
    依据传统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族就是由“同宗”和“同族”两部分亲属构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类共同体。始祖以下的后裔为“同宗”，高祖以下的子孙为“同族”，合称宗族。【1】班固在《白虎通•宗族》中有提到：“宗者何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谓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于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宗其为始祖后者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为高祖后者，五世而迁者也。高祖迁于上，宗则易于下。宗其为曾祖后者为曾祖宗，宗其为祖后者为祖宗，宗其为父后者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为小宗。以其转迁，别于大宗也……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这是中国传统社会整合的基本单位，由家而族而国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宗族之所以能在徽州与客家地区存在并一直保存下来，当然也有着它自身的地域因素。自然环境在宗族的形成过程中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罗愿《新安志》卷二《叙贡赋》记载说：“新安为郡在万山间，其地险陿而不夷，其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悍，少潴蓄……大山之所落，
﹡王日根：本刊顾问，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深谷之所穷，民之田其间者，层累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快牛剡耜不得旋其间，刀耕而火种之。十日不雨，则卬天而呼。一遇雨泽，山水暴出，则粪坏与禾荡然一空。盖地之勤民力者如此。”迫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2】“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3】这种生活的压力迫使徽州人聚族而居，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互相周济以便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如果脱离宗族群体，大多贫苦人民将很难活下去。和徽州自然情况相似，永定县高头乡地处福建西部山区，在《高头十景诗》中金山古寨作为第一景，是这样记载的，“峰高耸起见金星，寨顶中间灌蹟铭。百尺寒松千古秀，数根风竹万年青。举头秋露长天色，放眼落霞孤鹜翎。遥望四山无限意，晴涌远近翠云林。”【4】这里的确山清水秀，可是在温饱还不能解决的明清时代高头江氏族人的生活却存在着严重的困难。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高头乡被群山环绕，处于东南西北四山之间，平原极少，几乎山地到处都种有茶树、竹子、柿子等经济作物，有些坡缓的山地被开辟为梯田，种些农作物以保障基本的生活物资供应。这种天然的恶劣环境迫使族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扶助应对各种自然灾害。而客家与当地土著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亦促进了宗族内部的团结，圆形土楼或方形土楼首先从建筑设施上增强了客家民宅的防御功能。即便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住在土楼里，而住在外面的江氏族人基本上是从土楼里搬迁出来的。
    恶劣的自然环境促使徽州与客家地区宗族社会的形成，而从源流上两地同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无论是徽州文化还是客家文化，“核心”仍然是中原文化，不同的是两地宗族具体结构的某些差异。崇祯十六年江元钦、江元标在《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2003年版）旧序言中说：“人之何所出乎，必有其父。父何所出乎，必有祖。是故吾人之繁衍于天地间者，必原于始生之祖。夫以一人之身，分为兄弟，由兄弟数分而为途人，喜而庋，忧而不吊。遇之若不相馋于戏，而今之所谓途人，安知其初之为兄弟也。兄弟分为一人之身也。余有鉴于斯，此谓吾谱之所以作也。盖江氏出自伯益，数传分为□□、济阳两派，而蔓延于天下，吾之祖济阳也。后宋季末叶，万里出知福州，尽贵于朝，七子侄留于闽，故闽之有江氏自此始。其后□□□□□居上杭三世，流传永邑□□□□□能遍地有之，亦可称为蕃衍矣。本谱因世系悠悠，不能尽举，由吾之所自出者详举之。非敢谓足使途人而亲亲。聊使后人知所自出，无至而勿忘流源耳。”从这则序言中可以看出，宗谱的目的和先秦时期强调礼俗、人伦的中原文化相吻合，中原文化是其核心；同时它也说明了淮阳地区与闽西客家地区始迁于中原，这也就从源流上解释了两地宗族社会形成的背景。《新安名族志》中有记载济阳江氏的支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基本上永定县高头乡的族人都来自中原济阳，这从他们的宗谱中可以得知，如五云楼楼主的族谱封面即为《济阳郡永定县江氏宗谱》。东晋、南朝、唐末和两宋之际相继有一批北方士族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迁入江南，他们来到江南后，先是在交通便利、物产富庶的平原地区落脚。但是，随着唐末战乱向江南的蔓延，有的世家大族或是继续迁徙，或是原先的宗族组织被打散，能保持聚而不散的宗族则为少数仕宦或素封之家。平原地区宗族组织的迁徙，或是继续南下闽粤，或是就近徙迁江南山地徽州。【5】迁到徽州的分布在一府六县各地，而迁到福建的宗族组织则在几经迁移后在上杭定居下来，迫于当时生计的需要，一部分江氏祖先则从上杭迁到高头，这从《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的记载中就能反映出来，清顺治十七年十六世孙奋龙在旧序中提到“予郡济阳堂，业盛于添澄公、添洧公、添满公。而长房添沮公、次房添济公嗣已外迁。朔而上之渊源甚远，始自宁化石壁村，继移上杭、又移永定金丰大溪乡，后乃迁高头乡……”
    作为移民社会，徽州和闽西客家存在很多共同点，随着社会的安定，人口增多，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渐突出；恶劣多山的自然环境；土客冲突不断；外出经商的人口比例增大；而最大的共同点则是宗族在维系整个社会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并在明清时期有所增强，这却和移居平原地区的开放地带如苏州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迫于生计的压力，很多徽民和客家人从山区走出来。他们中一部分人通过将外出打工挣到的钱寄回家中，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而另外一批人通过经商改变了家庭状况并实现了发家致富。徽商便成了这支队伍中最耀眼的角色，即王振忠先生在《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中所提到的“徽侨”，其中《徽侨月刊》是民国时期侨寓徽商的同乡会组织创办的报刊；而台湾、东南亚便是客家人在外经商谋生的主要阵营。不管是徽侨还是客家华侨，都对本土侨寓地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徽州地区好贾的风气，明清时期，徽州是一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徽商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万历年间的《休宁县志》说，徽商“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6】侨寓徽商出外经商的过程中，与原籍地联系逐渐减少，伴随着资本的积累，也加快了土著化的进程。长江三角洲是徽商外迁的主要侨寓地，这主要得益于苏州、杭州等地在明清时期发达的经济以及两地人文、气候环境等因素的相似性。徽商一方面在活跃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同时，却促进了徽州本土宗族结构的变异。如苏州作为徽商的主要侨寓地，商业活动促进了当地的繁荣，然而“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7】这种闭塞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因为徽商的大量存在而有所改变，反而因为遍天下的徽商输回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强化了宗族组织，这些资金主要被用来置祭田、修族谱、造祠堂，还通过购置族产的方式为宗族聚居提供物质基础，田地的租金收入便被泽惠族党，救济贫穷，资助科举事业。例如，嘉靖《徽州府志•质行》记载，歙县岩镇人佘文义，“少艰窘，服贾，折节纤俭”，致富后，“构义屋数十楹，买田百二十亩，择族一人领其储，人日粟一升，矜寡废疾者倍之。丰年散其余，无年益贷补乏，岁终给衣絮。又度地二十五亩，作五音冢于岩溪之，听乡里之死者归养焉”。这一类“置义田”“捐祀产”“建家祠”的记载在徽州方志、宗谱里面可谓俯拾皆是。徽商通过这种反哺的形式大大加固了宗族血缘群体，保证了地方社会的有序运行，实现了徽州社会的自我管理。
    徽商们不仅寄回赚取的利润以发展祖籍地的宗族事业，也有一部分人逐渐在侨寓地实现了本土化，为方便祭祀、祭祖活动，除了取得当地户籍外，侨寓徽商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二是在侨寓地重建宗祠。在明清时期，所有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是由祠堂、家谱和族田联结起来。其中，家谱是联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8】清儒章学诚在《章氏遗书》卷三十中曾记载了一位乾隆年间的徽商事迹：程联槐，字三台，先世从徽州迁江夏，自高祖、曾祖、祖、父和他“五世同居，人无间言。联槐见族众人多，建宗祠，立祭田，修辑族谱以联属之。”这是徽州人以侨寓地为中心重修族谱和重建宗祠的一个显著例子。所谓“五世同居”“族众人多”都反映了当时侨寓徽商程氏聚族而居的情形。
    客家地区在外经商也可谓是一大奇观，特别是在台湾、东南亚等地，华侨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口数量。据《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2003年版）“概述”中描述，“永定江氏裔孙最早跨过海峡往台湾的是高头东山的荣海（16代）、永清、景沾、万清（皆17代）诸公，随后北山15代的伯春兄弟，以春昆仲等，他们都是明朝末年迁去的。康熙皇帝鼎定台湾后，大批高头人纷纷入住台湾岛，其高潮是雍正、乾隆年间，最多时年达百余人。后其他村庄的江氏子弟也陆续到台湾开基，直到清朝末年。据粗略统计，在台湾的永定籍江氏裔孙已达五六万人之众。”很多经商在外的客家人寄钱回来置田、建房、修祠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高北村的侨福楼，据楼主口述，当时这个圆形土楼的建成得益于他在外兄弟的赞助，有在缅甸的、台湾的，也有在美国的，他年轻时也曾和他的兄弟随父母去缅甸经商，后来他回国之后一人独自留在高北，其他华侨兄弟一直在外定居。明清时期很多客家人在外挣钱富裕后回来资助族人，《蔡氏族谱》记载：“本道公后本太公富于赀，明景泰间捐谷一千二百石赈饥，奉敕旌义。其孙朝权公于嘉靖间又捐谷一千五百石赈饥，亦奉敕建房”，【9】此等“义举”在很多族谱中都有记载，捐谷、建房等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从而保证了当地社会的稳定，使宗族组织、宗族活动可以有序进行。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明清社会的一大特色，它诚然对苏杭等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徽州也因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据万历《歙志》记载“成（化）、弘（治）以前，民间椎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穑事、敦愿让、崇节俭”，这种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到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也”，到嘉靖末隆庆年间“则尤异矣”，到万历年间“则迥异矣”。从16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商品货币关系逐渐瓦解着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传统的大家庭结构，造成了“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望”的局面，虽然这种变化在为尊者和亲者讳的族谱中不得其详，但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中却透露着个中信息。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友兄弟”和“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毋得伤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乎枕边，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足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人，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思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执掌家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斗并用……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宗族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三代共居、公财的直系家庭难以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的裂变之中。而析财分居不仅可以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有利于商业经营，兄弟分财分居之后，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照，“后析居，与兄合资业木姑苏”。【10】明代休宁商人程锁，“结举（本族）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由于合股者的共同努力，结果大家都发了财。再如休宁汪福先，“贾盐于江淮间，船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资至巨万……识者谓得致富之道。”【11】其实兄弟分家之后作为合股人的形式共同创业的例子在徽州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他们致富之道的关键在于能够“择人任时”，充分利用族人兄弟的财力、人力资源，把兄弟、族人和子弟的关系变成了商业伙伴或主子与伙计的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宗族发展适应了时代变迁的需要。
    明清时期，大宗族——小家庭的家庭结构在闽西客家地区也和徽州一样有着缩小的趋势。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文忠公家训》中，有记载“人有小过含而容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责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处公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见非义之财而勿取，遇合义之事则景从。诗书不可不学，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奴仆不可不恤。”【12】《济阳郡江氏宗谱》中的《金丰祖训》便这样教育子孙，“贵显莫得恃强凌弱，微贱切勿附势趋炎。如有行恶偷盗、奸猾骗人不肖祖孙，许众房觉察重处。若移居异地，被势豪欺压、诬盗杀伤及图赖等情，各房长会众告官理究，勿得落人圈套。与异姓同居，勿要听从乡规，遵守民约，勿得违众独霸，以取众恶。早纳公粮，勿负私债。富贵莫设娼宿妓，贫穷莫偷盗鼠窃。莫因小忿而成大祸，勿贪小利以致大害。”对于一个重宗族、为尊者讳的社会，不可能在族谱里直接谈论社会的畸形变迁，而这则家训中对子孙的要求，也从另外一方面显示出当时社会出现的问题，损人利己，妒贤嫉能；违众独霸，行恶偷盗、奸猾骗人，设娼宿妓、偷盗鼠窃的事在当地屡见不鲜，这样的社会情况下更加需要宗族家法家规的制约，以维持原先的宗族状况，保证大家庭里的和睦氛围。同一个大家庭中，兄弟之间为争夺财产而不断出现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分财析居也渐渐成了兄弟成人分家的传统，梅花间便是这种传统的特别方式，并一直保留下来。在我们的调查中，大多年轻人现在结婚后与父母分家也是使用梅花间的分家方式。大宗族——小家庭的结构逐渐趋于缩小。伴随着核心家庭数目的增多，七八个人口的小家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大批客家人迫于生计携家带口出外经商，而这种家庭结构的变迁恰恰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浪潮，从而能够更加有力地面对市场冲击。
    不管是徽州还是客家地区，大批当地人外出经商，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形成一股浪潮。而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阶层的划分决定了商人地位的低下，为了更好的积累财富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仕途便成了封建社会里职业的最佳选择。很多第一代人经商，第二代、第三代人通过祖辈积累的财富考取功名，从而渐渐成为当地望族。这种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使得两地的商人带有儒雅之气。徽商又被称为大儒商，而客商则在商在儒。大多徽州宗族子弟“弃儒服贾”，一是“困于场屋”，二是“家计维艰”，三是“承祖、父之遗业”。绝大多数人“本为儒，去而从贾，非其志也”。【13】婺源游山董氏宗族子弟董步爵，“少业儒，工时文，历十七试，竟不售；愤而习估，动辄折阅，叹曰：‘名利非吾有也。’命子佐唐受读。佐唐甫冠，即青以矜；科举废，从事茶业，又战无不利。今已饶余，华厦高筑矣”。【14】我们在调查高头乡时，发现当地老人在谈及科举仕途上都兴致颇高，并以重视科教而自豪。客家人业儒的心理也伴随在他们从商的一生之中，明清时期很多土楼前面都立有旗杆，这个旗杆就是专门为考取功名的族人而立，这在县志中都有记载，而这旗杆也更加鼓舞族人子弟读书科举，很多对联也都能反映这一重教的文化现象。《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在“永定县江氏聚居地简介”中记载说“裔孙秉承先祖一贯重视教育。明清时期，生活较丰裕的人家自办书塾，教读子弟。在道光年间，乡绅捐资设‘文馨课’，赞助子弟上县城读书，1906年，东山开办明德学堂，随后北山起了松林学堂，南山又开办南山学校，是时，明德学堂改为完全小学……”重教的风气作为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很多华侨资助当地学子读书考试，对于考取好学校的考生都有奖励。因为许多家族向化科举，明清政府也加快了在这些地区增设行政治所的步伐，一些家族由过去地方豪族变成了科举望族，进一步融合到王朝的政治体系之中，壮大了王朝的整体实力。
    在民俗上，风水信仰不管在徽州还是客家地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实，现实利益才是驱使人们笃信风水的真正原因。《林氏联修族谱》载：“吾祖楹公……年欲八旬加四而赴玉楼之召，卜葬于樟脑柠牯窝庚山甲向，未护牛眠山也。迨至光绪壬寅年，迁葬于本处澄江堡彭池甲大池高岭下荒草面，丙山壬向凰形。左与钟文公文遂，右与黄公上标，三公同茔此地也，山清水秀，龙盘虎踞，其庶凡安斯永斯，而为永远千秋之计焉！”把祖先的骨骸葬在“风水宝地”被民众认为是“千秋之计”，最终是为了使祖先的在天之灵能够保佑自己。同时民众对风水的信仰又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慎重安葬祖先骸骨被视为忠孝之心与功德，得到祖先的庇佑才能“子孙昌炽衣冠蝉联”与“家道兴隆而后裔炽昌”。在房屋的构建上，八卦和风水先生都是不可缺少的，即便是现在，道士和风水先生这两个职业仍是当地人的选择之一，他们在人们的生老病死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提到丧葬，人们就会谈到道士；一提到土楼，人们就会说到八卦风水，这种迷信的传统从他们移居当地开始一直保存至今，确切地说，这种传统便是中原祖籍地的文化传统，它被徽州或是客家地区复制下来并遗留至今。
    明清时期的徽州与闽西客家地区是两个相似性多于差异性的地域，从两地的祖先移居其地开始，人们便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宗族社会可以延续，并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浪潮中反而得到加强，但是大家庭——小家庭的宗族结构却因为商品经济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中核心家庭数量的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而它却适应了当地人出外经商的需要。而商人正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因素，他们在祖籍地与侨寓地之间扮演了枢纽的作用，他们在侨寓地和祖籍地竟相开展“义举”活动，使得传统文化精神得以传承。

    参考文献：
【1】赵华富著《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P36
【2】康熙《徽州府志》卷六《物产》
【3】嘉靖《徽州府志》卷八《食货志》
【4】《江氏高头宗谱引》
【5】唐力行等著《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社会变迁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2月版，P49
【6】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引自《徽商精神》，朱万曙、谢欣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0》
【8】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4年4月第一版，第64页
【9】罗勇等主编《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247页
【10】光绪《婺源县志•人物•义行》
【11】同【5】，P68
【12】康熙《江氏大成宗谱》卷一，摘于《济阳郡永定江氏宗谱》（2004年版）
【13】歙县《溪南江氏族谱•故处士沙南江公墓志铭》。
【14】婺源《董氏宗谱•步爵公暨德配洪孺人合传》。
（厦门大学历史系，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