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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商研究

客商的历史与今天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1 月 31 日 23 时 0 分 58 秒　
来源: 客家文化时空 2009-9-9 9:43:00

    粤商是广东商人的总称。广东人的组成有三：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因此，这三大民系的商人，也就分别被称之为广商、客商与潮商。
    粤商三大商帮，有很多的共同之处，这才对外有粤商的统称，上一节涉及粤商种种，当是他们所拥有的共性。但在这共性下，各个商帮，也还是有其鲜明的个性，毕竟，在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中，各自居所，有三角洲、有平原，也有丘陵与山地。仅地理环境，也都会造成民系品性的落差，而各大民系的形成与发展，更造成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
    广府人是最早到达的，占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早早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扬帆万里的主角；潮汕人稍后才到，占有了潮汕平原，濒临大海，商贾活跃，那里曾被恩格斯称之为“最具有现代商业意味”的港口，其商品意识也早已形成。
    客家人却是最迟来到广东的，他们先到了粤东北的梅州一带，而后延伸到粤东、粤北，并成蛙跳式布点于全省，客属地唯一的出海口，便是当今深圳、新界一带，所以，海洋商业文明对他们而言，是较后才接受的。而他们身上的中原文化或儒家文化色彩，则比另两大民系要浓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海洋商业文明的接受会艰难得多，毕竟，从千年大迁徙过来的这么个民系，有着特别的革命性。且不说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是客家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弟，还有当时主持湖南新政的陈宝箴、黄遵宪等也是客家人，尤其是辛亥革命，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邹鲁，以及“干革命，有两达”（孙中山语）的张民达、邓演达，还有土地革命，中央根据地几乎与客家大本营是重叠的，从赣南、闽西及梅州，走出了数以百计的红军将领以及共和国的元帅——他们，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接受，可以说，始终走在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前面，引领了中国几乎每一场革命，以至为全世界所瞩目，甚至把太平天国，视为“客家人的革命”。笔者曾在《客家与华夏文明》一书中，归纳出三条，作为对客家人在近现代崛起之谜的解答。第一条，是讲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几千年灿烂的文明，厚重的文化，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守护它、保卫它并丰富它，而客家民系形成为宋代积弱之际，而后更面临两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这不能不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在民族危亡中挺身而出。第二条，是在千年迁徙中，滋养出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流亡者，不在沉沦中奋起，便在沉沦中寂灭。而客家人，却在危难关头，把握历史之舵，穿越“死亡之门”，令“沉船意识”激活出生存智慧来，从而抓住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无论从政、科研，还是经商皆如此。第三条，则是大迁徙上的风云变幻，培养了他们敏锐的历史目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慵懒沉滞，固步自封，是无以在大跨度的迁移中增长见识，并能及时接纳八面来风，嗅得历史风暴来临的气息。这证明，从太平天国始自《资政新编》，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客家人为何那么迅速地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并付之于自身的实践。
    因此，在商业上，客商亦能在粤商中独领风骚，在商业领域中，纵横捭阖、恣意驰骋，引领潮流，终成大器，也正是这一历史底气，或曰：历史的大背景。毕竟，客商也是客家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属于精华的一部分，他们自然具有客家人的全部物质，包括其历史品格、忧患意识、文化自尊、善感敏锐……等等。当然，更包括这个民系勤于奔走、敢于跋涉的特征，把足迹遍布南中国、南洋，以及整个世界。到处都可以见到他们不知疲倦的背影，他们披荆斩棘开出的商道……
    对于这个革命性强、又重文教的民系，出革命者、出大学者，自不奇怪。可对于大山之中，穷乡僻壤，出商人、出实业家，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的确，在清中叶之前，客商似乎不多，在粤商中几乎不见踪影，如著名的十三行商人中，怎么也找不出客商来。那时，在客属地，像兴宁、汀州，也是商旅羁留之地，也有盐商、茶商、烟草商，包括刻书业亦有一定影响，却未有清末民初，那般声名大振，远播天下。不过，这也说明，客家人在早年，也并不排斥从商。
乾隆时期，嘉应州籍的举人，也是诗人、学者的李坛，对海外通商颇有感触，诗曰：
    “……
    东南际天国万数，
    背趾相望此握吭。
    红毛鬼子蜂屯集，
    峨舸大舰交风檣。
    殊方异物四面至，
    珠箔翠羽明月珰。”
    他是很激赏这种通商的繁盛，并无迂腐文人那种酸馊气味，所以，诗中还进一步写道：
    “大开理蕃受朝贡，
    往来都会相梯航。”
    这“理蕃”即理蕃院，受理外国人的事务，《清会要•理蕃院》中载有“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以布国之威德。”诗中的“大开理藩”，实际上是力主大开国门，可见客家人对国家的开放政策历来是持有热望的，他甚至期盼：
    “尔来太平越百载，
    海气净扫无粃糠。”
    之已有寄望商业富国之意了。
    后来任新安（邵宝安）知县的客家人袁嘉官，也有诗云：
    “岛外鲸鲵沉浊浪，
    空中鸾鹤舞回飙。
    邵今万国柔怀日，
    重泽都来奠酒椒。”
    这几位官员、诗人，身为客家人，并不对经商、通商有什么芥蒂，反而很欢迎、很重视。这也算是一个例证：诗证与人证。所以，至清末客商也就纷纷冒了出来。
    分析起来，第一还是天时，即历史环境使然。这个时期，五口通商后，山里不少人，依客家人习惯，大量往外跑，经松口，下汕头、走南洋者数不胜数。而这时，西方先进文化的传入，也加大了力度。革命者涌现出来，商人也一般出现了，商品流通当比过去要发达得多，信息传播也快得多，加上客家人能吃苦耐劳，勤俭好学，不惧风险，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着天生的优势，所以从商也屡见成功者。当然，他们的文化素质，自因“人文秀区”之故，也比其他商人要高。诸如张弼士、姚德胜等人，也都是这个时候，成了粤商中的顶尖人物。
    其次，则在于自然环境。说大山环绕，穷山僻壤，不错。这里的耕地面积之少，也是很明显的，说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其实，山地丘陵，要占到86%还多。明清之际，发生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就是因为集聚在梅州的客家人口过于密集，造成生态失衡，不得不自觉“间苗”，返赣南、走云桂、下台湾、上四川、分粤北，所谓“一枝散五叶”。尽管这样，没过一两百年，人口又再度密集起来，加剧了土地与人口的尖锐矛盾。这样，放弃农耕，从事手工业与经商，走出山地丘陵，把天下视为人生奋斗之舞台，也就成了不少客家男子的首选。加上又有一个“牢靠的后方”：客家女不仅会持家，还善农耕，令他们无后顾之忧。当然，“等郎妹”、“隔山娶亲”的悲剧也由此而来。
    客家人好向外发展，这是大迁徙沉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成了一种传统。这当是客商能迅速崛起的又一个原因。他们在东南亚、在更远的非洲、美洲，都有着深深的履痕。汀江、梅江、韩江，一线下来，直通南海，成了客商创业的必行之路。而“客人开埠”的美名，更令他们在异域不惧荆天棘地，毒蛇猛兽，敢于开拓，艰难创业，既往张理大伯公、罗芳伯，以及叶亚莱的业绩或传说，无不激励这种奋起拼搏的开拓精神，绵延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国门打开了，商机亦更多了，他们不能不争先恐后而去么？
    这说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条。
    同样，今日的改革开放，又再度把这三大有利条件推到了前面。尽管客属地有待后来居上，蓄势待发的条件，但在早些年，经济上却还是不尽人意的。不过，却仍有大批的客商涌现了出来，成为今天“新粤商”中的一支生力军。至少，天时、人和已经具备，而地利，则由于几大高速公路近年通车，也就逼在眉稍了。
    这些年，海外的客商为反哺客属地，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功臣。没有海外华商（包括客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我们讲的“利用外商”，在前十多年间，几乎都有是海外华资，今天，大部分仍是。对于他们，是很值得浓笔重彩写上一章的。
    而从梅州到了香港，无论是什么时候，成为客商的不在少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去的，当数以万计，其中不少创业有成，如今正踊跃回来投资捐资。香港是个国际化的自由港，商机之多，不难想象，这也给了客商一个成长的空间。从田家炳、曾宪梓，到余国春、林光如、梁亮胜等一批客商，寻溯其创业的轨迹，自会有不少宝贵的启迪。
据九十年代末的统计，从梅州到深圳的客家人，与去香港的不差上下，而其中的，又以兴宁、五华居多。其中原因，恐怕是在于，深圳本身就是客属地，那里的客家人，大部分与梅州多多少少有亲戚关系，不少是清代迁海复界时去的，包括香港新界的也是。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客家人的吸引力非常之大，所以，特区初创，外来的各种人，无论是打工的，还是从教的，最多的仍是客家人，尤其是梅州的。于是，客商在中国这样一个最成功的经济特区，产生了一种“群体激发效应”，温氏兄弟，缪寿良、叶远新……等等，可以说是一茬茬冒出来。这种人才效应，也只有在特区的同一个族群中才会发生，颇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自然，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也是吸引客商的重要地方。毕竟，这里的商业传统要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深厚，更何况省会也聚集有不少客家人，他们无论在政界、学界都卓有建树，人缘优势自不在说。广州又是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商机自古以来都很多，现在则更多了。所以，这里冒出来的客商，也都具有重量级的，在全国乃至世界都颇有名望。因此，改革开放，在广州获得巨大发展的客商为数不少。
    而在梅州，来自所属各县市的客商也不少，他们也都找到了自己的生长的沃土，找到了商业的增长点。我们耳熟能详的，如宝丽华、客天下等等，都与梅州的生态优势息息相关。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言，梅州是很有后发优势的，尤其是生态经济上，大有可为，不必为曾有过的滞后而沮丧。况且，“人文秀区”、“世界客都”的品牌，就潜着巨大的商机。
    因此，尽管我们力图做得受众面广、可读性强，能够“文起八代之衰”，起到振奋客家人、客商精神的作用，但我们毕竟不可以离开本旨：从理论的视角上，探讨中国客商的历史发展、现代容量、以及所具备的文化优势、品格特性，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尤其是其经营理念、品牌打造、战略决策、与社会责任、企业文化等等，尽可能作出一个科学的、全面的、客观的审视、从而有助于后来者的借鉴与提高。
    这一来，我们就如前所叙说的，分出了几大方面：
    一是海外，主要是东南亚的客商；二是港澳，那里已成长出有几代客商了；三是深圳，经济特区造成的客商群体；四是广州，作为省会给客商提供的商机；五是梅州自身，如何“后发制人”。
    这五大方面，各有千秋，对比之下，自有很多可研究、可发现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分五大部分加以分析，在鉴别中找出规律、找出闪光之处。不同人文地域，对客商的锻造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此外，对客商早期的历史，我们也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疏理与回顾，更何况如张弼士等客商，始终是整体客商的骄傲。叩问历史，方知现在，有近几代客商为参照，今日客商也愈见增色，他们本就一路走过来的。历史上的客商，无疑是一面面高扬的旗帜，激励今天的客商奋勇直前。
    可以说，“客商”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文地理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亮点。客商的发生，植根于这个民系的历史文化传统于现代商业文明基础商的共识及价值趋同。研究这一历史至现实贯通的商业文化现象，也更具有社会价值。对于推动客商的创新和发展，意义不可低估。
    客商的发展，从资本集聚，到人才集聚，一直到今天拼文化、拼战略、拼品牌，可以说在短短20多年间，中国大陆这样一支特有的民系所产生的商人，经历了人家几十乃至上百几百年的历史演进，时代的进步每每是这样令人吃惊，既往的“草根精神”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在知识经济、生态经济中扎得更深，并长出新叶与巨干来，这都是我们共同思索的大问题。（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