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六省一市社科联“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评述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地域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有关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究竟存在何种关联?其关联的价值又具有何种意义形态，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直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2006年11月5日至10日，由华东六省一市社科联主办，浙江省社科联，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承办的"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省绍兴市召开。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华东六省一市的社科联领导和相关的专家、学者共计80余人。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陈永昊主持了开幕式，并宣读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的贺信。开幕式结束后，会议举行了两场有关"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报告会，分别由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宣兆琦教授就"齐文化与区域文化研究及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叔明教授就"作为区域文化之闽学的文化意义"、安徽大学传统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朱万曙教授就"徽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等作了主题报告。主题报告会结束后，会议围绕"不同区域文化特征的特性及其形成与传承"、"不同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不同区域文化与商人群体比较研究"三个专题展开了讨论。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对相关的问题作了热烈、充分而深入、细致的研讨，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作如下评述：
　　一、关于区域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与传承
　　按照人类文化学的基本观点，区域文化具有人类文化空间的区域人文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其特点往往是作为文化原型(Cultural Prototype)发挥它的特殊作用。一般地说，"地域"或"区域"(Region)的概念，多半是古代沿袭或者约定俗成的历史地域。这种地域上的概念在形成当初，或许是精确的、清晰的，但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的地理概念逐渐模糊，而文化上的意义则依然留存，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区域文化当中，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在讨论区域文化的特性及其形成与传承的问题时，会议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了讨论，形成以下基本的观点：
　　(一)不同区域文化的生成及其特性的界定
　　华东六省一市位于祖国东部区域，涵盖的区域文化主要有"吴越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闽文化"、"徽文化"、"赣文化"和"海派文化"等。由于地域区位的不同，各区域文化的特性也呈现出诸多的差异性，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与此同时，各区域文化的内部结构，也还存在着相应的差异，例如，"吴文化"与"越文化"、"浙东文化"与"浙西文化"、"齐文化"与"鲁文化"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如何厘定不同区域文化的特性，与会代表以各自所在地的文化为例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山东省社科联向大会提交的《略论齐鲁文化的脉络、特质与影响》一文，就"齐鲁文化"的特性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探讨，指出"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今山东省境内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地域文化，包括道家文化、兵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阴阳、纵横、方术、刑、名、农、医等。其中，最为璀璨夺目、最核心的是儒家文化。进入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齐鲁文化逐渐由地域文化演变为一种官方文化和主流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精神特质，并以自身的不断交融、创新、升华，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更进一步地对"齐文化"特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齐文化自公元前11世纪姜太公封齐建国始，至西汉武帝刘彻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止，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广袤、肥沃而又神奇的齐国大地上，孕育了诸如姜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孙武、司马穰苴、齐威王、邹忌、孙膑、扁鹊、田单等一大批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正是这些杰出与齐地劳动人民一起，开创了春秋首霸和战国称雄的丰功伟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应该说齐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积淀。"乔丽萍(山东临沂社科联)、朱西武(山东《临蒙社会科学》)还分别对"临蒙革命文化"的形成、特性和影响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对于地处东南沿海的闽文化特性，汪征鲁、薛菁(福建师范大学、福建闽江学院)也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福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培育了闽越族人'山处水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衍生出以山海相交为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创造了闽越文化内陆性和海洋性相结合的文化特质。"陈支平、林枫(厦门大学)着重对"闽南文化"的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的。闽南与台湾应当同属一个分区文化圈，即'闽南区域文化'，或者可以将之称为'闽台区域文化'"，具有"多源复合的人文性格"、"冒险打拼的进取精神"、"重视教育，文化学术事业"、"完善的家族组织和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等特征。潘叔明(福建省社科院)从"闽学"体系的梳理当中，对"闽学"的文化意义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闽学是道学的一种"，并指出"闽学是儒学的哲学完成"，其文化意义主要表现为"它是新儒学的主流"，"开启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性相接"，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闽学"是中国"近世化"的划时代文化现象，在文化建设中的意义是多重的。与福建相邻的"赣文化"(江西文化)，来自江西的代表着重发掘了其商业文化价值。马雪松(江西省社科院)通过对江西传统商业发展轨迹的回顾，对江西商人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区域文化特征进行了阐述，指出"四海为家、诚信为本、小富即安是江西商人在精神、理念层面的显著特征"，这也从特定价值层面反映出了"赣文化"的某些本质特征。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则通过地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的角度，审视了"赣文化"的一些基本特性。他依据母文化与子文化关系原理，指出了作为子文化的江西文化与作为母文化(中心文化)的中原文化的内在关联，认为"江西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比其他许多地域文化更为一脉相承"，从而"研究江西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研究中国的整体文化，或者说是在研究中国的主体文化"，这也便是"赣文化"(江西文化)的特质所在。在明清兴盛的"徽文化"，无疑也是会议研讨的重点。朱万曙(安徽大学)在"徽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主题报告中，对"徽州文化"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周晓光(安徽师范大学)也从"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的维度，阐述了徽州文化的特性，认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具有延续性与阶段性统一、兼容性与独立性统一、学术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三大区域表征。"程必定(安徽省社科联)则从徽州文化与徽商的兴衰角度，论述了徽州文化的创新特质与历史局限。
　　一般来说，"江南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江南主要指长江以南的广袤区域，而狭义的江南则主要指今天的江、浙、沪地区。而今天的江、浙、沪区域，又常常被称为"长三角"区域。钟家瑞(浙江海洋学院)分析了"长三角"文化特点和现状，认为"长三角"文化具有"开放性"、"海洋性"的特质，并从文化哲学角度提出了"长三角经济--文化生态圈"的构建思路。徐志平(嘉兴教育学院)剖析了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文化，认为江南文化具有"儒雅与激越"、"精致与大气"、"守持与开放"的两重性特点。花建(上海社科院)则着重分析了"海派文化"的文脉和时代创新问题，认为"海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传承了一百多年来工商业大都市的精神文脉，又根据城市面对的现实挑战，不断创新，并且把创意转化成为实际的产业发展成就和城市文化成果，与此同时，海派文化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不断开发新的内涵与业态，从而在上海走向21世纪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展示了日益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南京文化"和"扬州文化"，来自江苏的两位学者程彩霞(江苏省社科联)、朱福烓(扬州学派研究会)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讨。陈越(绍兴文理学院)以"剑"与"书"作为论述点，探讨了"越文化"的基本模式，认为"从'剑文化'到'书文化'的转型，决定了越文化较之其他地域文化更明显的'张力'特征。"潘起造(宁波市委党校)也认为："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励志图强的人文精神是浙东学术文化经世务实精神的根基，而从与湖湘文化的比较中可见浙东学术文化的'经世主义'更具有注重经济民生的倾向，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也能见浙东学术文化'经世主义'在追求思想'自得'中的特点和局限。"杨太辛(浙江省委党校)则从区域文化角度探讨了"浙东学术"精神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指出"从南宋浙东学派到明清浙东学术的基本精神是求真务实，经世致用。浙东学术精神的特色是：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旨，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纠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真修实悟，崇尚性情;砥砺气节，重视践履。浙东学术精神构成要素是：血气(情)--刚健动进，狂狷中和;知虑(知)--实学求是，经世致用;志意(意)--胸怀天下，爱国利民。"徐定宝(宁波大学)则对"浙东文化"的理论基础与当代价值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浙东文化"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共性。王国银(湖州师范学院)对"湖州文化"的传统特色进行了剖析，认为"湖州文化是一种内在超越性文化，侧重于向内心探 求，以完善人格为目的，重情感、重愉乐、崇优雅、尚伦理、缺少求真、创新、刚毅、外求、进取之精神。"胡晓慧(温州市社科院)着重从温州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和温州人的文化性格等多重维度对"温州文化"进行了探讨。陈守文、何向荣、俞美玉(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以"刘基文化"为中心，论述了"温州模式"谋变的区域文化根源。
此外，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内蒙古学者吴团英(内蒙古社科院)，王光文(内蒙古大学)对"草原文化"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吴团英对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进行了认真分析，指出"崇尚自然"、"践行自由"、"英雄崇拜"是"草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对构建草原文化提出了建设性思路。叶岗(绍兴文理学院)对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发生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个理论性的观点，即认为"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生，各地域文化必然要经历一个'互渗-统一'，乃至局部消亡的过程，但中国文化的地域特色将会永远存在。"高利华(绍兴文理学院)以"异量之美"为题，提出了"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构成了形式文化区之间的异量之美。文化的求异，既是地域文化研究的起点，也是地域文化研究得以持续发展的魅力所在"的观点，从而对不同区域文化生成及其特性问题进行了理论高度的概括。
    (二)不同区域文化的传承及影响功能的探讨
　　依据文化原型理论，区域文化原型往往具有传承母文化与影响的功能。区域文化原型多半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积淀在特定区域的文化深处，潜移默化地影响与制约着人的思维、认知和心理、性格的生成与发展。陈尧明(中共无锡市委宣传部)、苏迅(无锡《江南论坛》)根据长三角区域文化(广义的"吴文化")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按照这一区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和历史地位，将其划分为吴文化时期、江南文化时期和海派文化时期，并由此提出了以江浙沪为核心区域的文化为一种统一的文化类型，彼此无法决然分开的观点，并对长三角文化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内涵和这一区域文化一贯的文化精神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派文化为传统江南文化的延续和新生的观点，认为"海派文化"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行文化整合提供了依据。唐茂松(江苏省历史学会)则以"吴地文化的复兴与长三角的腾飞"为题，指出具有"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富有开放性、先进性的"的"吴地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正以蓬勃的复兴势头，获得新的整合和拓展。吴地人民把握住改革开放的良好时机，构建地域内外的密切联系，弘扬博爱和谐的人文精神，使吴地文化强有力地促进着整个长三角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腾飞。"花建在探讨上海文脉传承特点时也指出："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并非只有一种狭隘的海派精神，而是以宽广的胸怀，进行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创造，形成了一个不断更新和拓展的城市文化品牌群。而这种城市品牌的创新，又是与延续城市的文脉相辅相成的，在延续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在创新的过程中延续历史，已经成为当代上海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潘起造则以"浙东文化"为例，认为"明清以来浙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使浙东学术的'经世务实'精神渗透着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诉求，这些思想对于当代浙东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重要影响。"冯婷(浙江省委党校)探讨了浙江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认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往往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并指出"浙江文化的'尚文'气质、包容精神、争端处理中的重情重礼、目标追求中的共赢互利，是社会和谐稳定、有序运行的积极因子。"程彩霞则从南京历史文化之品格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指出在南京历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教育点化、民俗涵养、艺文陶冶和遗存承载等四种方式发挥了独特作用。周晓光在分析徽州学术文化的区域表征层面上，指出徽州学术文化对徽州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认为"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在徽州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的思想和观念在徽州深入人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了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风貌。"杨太辛以"浙东学术"为例，指出"浙东学术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和中华学术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东区域精神的凝聚提升和浙江精神的历史文化资源。"乔丽萍、朱西武都对"沂蒙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沂蒙精神"光照千秋。刘德龙(山东省社科联)在提出要正确区分何对待区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时指出："区域文化不仅能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区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形成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因素。更好地发挥区域文化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当前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热点。因而，研究区域文化，必须和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合起拍来，自觉地为现实服务"，从而从区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对区域文化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二、关于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作为整体文化的内部要素显得格外的活跃。正如文化学者希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都"内含着接受变化的潜力，并促发人们去改变它。某些传统变迁是内在的，就是说，这些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加以改变的。这样一种变迁并不是由外部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1 历史发展表明，在由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当中，作为文化原型，区域文化以保存整体文化单个或多个文明因子的方式，为整体文化的转换提供一种基础性的支持，并同时在特定时期为人们提供特定的文化慰藉和文化心理的对应方式。会议就"不同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议题，分别从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三个层面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一)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定时期，区域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对应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文化的心理机制和母文化的孕育元素，促使了母体文化的现代转型。黄健(浙江大学)以"两浙文化"为议题，探讨了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问题，认为"作为区域文化的'两浙'文化，在文化构成的原型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的特点"，因此，"无论是在基本的生存层面，还是在文化的生成层面，它都具有一种向内求生存的忧患意识，向外开放的接纳心态和开拓进取的运行机制，以便接收来自中心区域文化的辐射，为生存开拓新的疆域，包括精神疆域，以使自身成为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登陆点和接纳点。"在深层的意义上，可以说，"'两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的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文化发展史表明，当中心文化出现意义的整体失落时，区域文化由于中心文化被解体而获得了空间的释放，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成为了人们深层记忆当中唯一可以被回忆、被感知、被慰藉和被激活的文化因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由意义的整体失落而呈转型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时期，原先被整合在中心文化的'两浙'文化因子，就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文化因子之一，成为特定时期失去整体终极关怀的人的精神藉慰和文化依托之一，同时它又以保留整体文化元素的角色，为中心文化的整合、复兴，提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质料，从而促使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陈尧明、苏迅认为"'吴文化'时期是长三角地区土著文化发展并吸收、融合黄河文明养分，形成的相对于中原文明的一种亚文化。"吴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江南文化'时期是南方文明与中原文明进一步交融，进而取代中原文明的文化正宗地位。'江南文化'是当时引导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力量，是中国农耕文化达到的最高典范;'海派文化'是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文化的一种典范形式，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对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海派文化"依然是决定中国文化取向的最主要的力量，也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力之一。"林怡(福建省委党校)在论述"船政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时指出："晚清中国求强图富的社会心理直接催生了船政文化。船政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不但对中国社会军事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为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储备了方方面面的人才，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界、科技教育界、政界甚至商界的全面现代转型导夫先路。"段怀清(浙江大学)以王韬及近代上海新型知识分子文化的生成为论题，探讨了晚近口岸文化的兴起与中国文化区域中心变迁的问题，并指出"晚近口岸文化的兴起与传统文学知识分子向口岸文学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与晚近中西文学--文化交流伴随而生的。在这一复杂而广泛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口岸民间、草根知识分子在其中承担并扮演了不应忽略的历史作用。比较之下，晚近西方的被发现，大体上经过了圣教西方、西学西方和文学西方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面，而对应于上述三个阶段或者三个层面，晚近中国文学知识分子也超向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和文学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而与此相应而生的，是晚近中国文化区域中心的变迁，即新的口岸文化中心的崛起。"蒯大申(上海社科院)对"城市文化"及其精神特质进行了细致探讨，认为"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它渗透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城市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培育城市精神，就是要关注城市发展的精神因素，就是要打造一个与城市未来发展相匹配的社会人文基础和精神基础。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最难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人的素质和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修建军(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则以中国传统"和心"教育思想，论述了"和文化"对建设现代和谐社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中国传统的'和心'教育哲学所表达的教育理念，对于当今社会的人格和谐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赵卫东(山东师范大学)也对儒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充分表现出了向儒家传统教育回归的趋向，儒家传统的教育理念将成为构建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新体制的重要文化资源。"沈葵(安徽省社科院)则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探讨了区域文化的嬗变，并以安徽皖江地区文化为例，认为"皖江地区的近代化及其文化转型，比淮河地区、皖南地区，来的更为明显，而皖江地区内的芜湖又比安庆，表现更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生型的现代化在皖江地区逐渐形成，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嬗变也在悄悄地进行，两者相互作用，区域文化的现代化趋向日益显现。"显然，无论是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探讨它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之关系，还是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区域文化的嬗变，都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走向纵深领域，也更容易产生共识。
    (二)区域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作用
　　从文化的社会经济功能禀赋上来看，区域文化的影响是内在性的，而现代市场经济则被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作为文化原型，区域文化往往能够使人们在创造财富方面产生一种强大的"内驱动力"。孙善根(宁波大学)以"宁波帮"为论述对象，认为"宁波帮在家乡宁波区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商业金融、工业交通、文化教育以及社会政治诸领域，宁波帮全面参与宁波的近代化事业。"陈利权(中共宁波奉化市委宣传部)则以宁波发展为例，指出"由于它的发展质量--它的发展方式和结构所具有的生机和活力，"使宁波"走出了一条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所长，'跟进型'低成本增长和稳健、务实创新、均衡型发展的道路"，并认为"宁波走出这样一条发展道路，有其自身深刻的文化动因，在于自身拥有的深厚的地域文化资源和这种地域文化资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现代转化：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资源所特有的开明保守兼具的文化性格，决定了宁波独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与确立;另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资源具有的自主进取、务实功利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吻合，不但成为宁波改革与发展的强劲的内在动力，而且成为宁波经济体制创新的文化路径依赖。"张炎兴(绍兴文理学院)以"韦伯命题下的浙江发展经验研究"为题，探讨了"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的特点，指出"浙江模式是一种'准先发内源型'发展模式"，认为"浙江模式发端于庶民儒教，行担经济中蕴涵了浙商精神，祠堂合作模式基础上的市场发现和技术引进，造就了浙江模式的后福特制特征，带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李永刚(浙江财经学院)认为不同的区域文化理性，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素质与行为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的最终绩效，并剖析了浙江传统文化理性的九方面特征及其形成的自然历史文化原因，揭示了这种传统文化理性对浙江经济运行过程的三个主要方面影响，力图从文化视角对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奥秘给出一种理论诠释。张佑林、陈朝霞(浙江财经学院)则更进一步地从区域文化精神的角度，探讨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问题，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阶层即观念人力资本，而观念人力资本阶层的形成与区域文化所蕴涵的创新精神具有内在的渊源关系。同时，区域传统文化作为观念人力资本创新精神的来源之一的内生化，也将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与会专家、学者在探讨区域文化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作用时，显然都注意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对经济行为的深刻影响问题。陈立旭(浙江省委党校)就对"信任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行为"问题展开了研讨，认为"包括浙江人在内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任，是建立在亲缘和准亲缘式个人关系上面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关系和宗族纽带而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像普遍主义信任模式一样，具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可以使人们的行为具备更大的确定性，并在社会互动网络中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而"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浙江区域经济活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特殊主义的信任文化传统模式。"方志远在探讨"区域文化与江西传统商业盛衰"时认为："地域差异导致的人文个性，以及经济文化消费中心的出现及其影响力，在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吴向鹏(宁波市社科院)则基于"浙江现象"的剖析，探讨了文化、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企业家在地域上高度不均衡的分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顾国达、张郑荣(浙江大学)则通过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分析了文化因素在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过程中，对投资成本预期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了投资者的文化认同感在引导投资流向中的作用，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投资者的认同感不同有其特殊的作用，是重要的博弈信息，是投资者重要的决策变量。跨国(地区)投资作为一种风险博弈行为，受市场、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来源于种群、教化与意识的文化认同感能大大提高投资的便利，增加投资的可行性。"王立军(浙江省委党校)研究了区域文化与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指出"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其内部，不管是企业间的生产网络、企业主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企业所在地的价值观念、信任、合作文化等社会资本状况，都对集群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丰收(浙江万里学院)以浙江象山爵溪镇为例，探讨了地方传统文化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区域文化对当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当地的经济社会的现代进程，又促进了传统文化在更高层次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升华。宣兆琦也就"齐文化"与产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了齐文化产业的七个发展趋势。
　　(三)区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区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张苗荧(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在探讨"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当中，就着重从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确立与演化的双重性当中，指出了温州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内在关联，指出"温州文化是在变革中发展的，具有极强的变革力与适应性。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脱胎于家族文化的泛家族文化成为主要路径依赖因素。"唐德善、王文龙(河海大学)从社会资本创新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转型问题，认为"在工业化初期，中国的威权政治和宗族文化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种积极作用逐渐小于消极作用，社会资本在不断消蚀，只有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优化社会资本，才能把中国的工业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劲松(杭州市社科院)则探讨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与杭州"和谐创业"的模式，指出"杭州的'和谐创业'模式，包括其独有'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人文精神，就是浙江精神在杭州的具体体现。在浙江精神指引下，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杭州人文精神在推动杭州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着杭州社会和谐发展。"郑小兰(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从浙中区域文化推动该区域社会发展的研究当中，探讨了区域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王全慧(中共山东临沂市兰山区委宣传部)着重对县区文化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县区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将推动县区社会的良性发展。山东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则进一步地探讨了如何开掘古齐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杨宗杰(山东省社科联)继续这一命题进行深入探讨，着重探讨了欠发达地区尧重视和发挥区域文化作用问题，认为这样能够将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成功地转化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优势。忻平(上海大学)则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入手，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上海工人生活问题，提出了关注工人生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在取样古村落--浙江兰溪诸葛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中，村落文化表现出继承发展的关系。现代工业文明无疑巨大的冲击着乡土文化。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辐射导致了乡土文化创新，非主流文化如封建、外来、低俗的文化变异也在影响乡土文化，村落文化出现了新的融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由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必须重视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与创新，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关于区域文化的商业精神与商人群体的比较
区域文化往往具有一种转换性特征，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来说，区域文化具有"转基因"的功能。弗莱指出："文明社会的生命常常等同于有机物的循环过程：生长，成熟，衰落，死亡，以及另一个体形式的再生。"在他看来，文化是"可以转换的"，是"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转换运动"。2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区域文化与商业文化、商业精神的关系，则可以看到特定的区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特定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是怎样转化而得到发展和发育的，与会专家、学者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区域文化与商业文化、商业精神的发展与发育
　　江西社科院课题组就浙赣文化进行了比较，着重从文化视角，在比较浙赣文化的异同的基础上，审视了浙赣文化深层次差异，分别从亲商与亲农的差异、重利与重名的差异、务实与务虚的差异、入市与入仕的差异、求新与求稳的差异等方面的比较，提出了扬优弃劣，兼收并蓄，融合创新的主张，强调江西应把培育创业文化和新的商业文化精神，置于解放思想之先、置于万事之先，以开放的文化之力凝聚发展的强劲动力，从而实现江西经济社会的又快又好发展。黄宛峰(杭州师范学院)则以吴越和中州士人为重点，着重考察了不同区域的士人的文化特点，并从这一特定的视角考察了明清时期吴越一带文艺作品的商品化带来的士风变化。张朝晖、刘志英(浙江财经学院)从鲁、苏、浙、沪人文传统与质的差异比较当中，发现了各区域之间人文传统的差异性及其对现代商业文化的影响，并特别指出在现代商业社会当中，"海派文化"逐渐"形成了对理性规则的恪守和对合理的个人主义的尊重"的特点，认为这将有利于现代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的健康发展。赵金岗(浙江华业物流有限公司)通过"浙商文化"与"徽商文化"的比较，探讨了浙商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指出"浙商在创立品牌文化、营造团队文化和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创业创新精神，对繁荣发展区域经济，丰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仲富兰(华东师范大学)则以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为题，探讨了区域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关系，认为该区域农村人口在流动与变动中，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并在乡村社会开风气之先，使得传统"重农抑商"风气式微，重商思潮漫卷乡村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利益观"逐渐取代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宗法意识，并推动了现代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商业精神的发育。
　　(二)不同区域文化与不同商人群体的比较及现代启示
　　由于区域文化具有强劲的继承性和传播性，它往往能够在特定的时代使人的内在禀赋得以充分的显现，发挥出特殊的作用，从而在商业社会里，形成了不同的商人群体。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比较不同的商人群体，对推动现代商业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杨轶清(浙江工商大学)以文化是因还是果为题，从浙商演变当中探讨了商帮文化特质，指出无论晋商、徽商，其本质都是官商;而浙商是"民商"，这是浙商后发优势所在。因为"官商"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那了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界的主角也必然要由"民商"来扮演。而"晋商"虽然形成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两大劲旅，但最终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趋势，"徽商"由于"官本位"的思想没有致力于产业投资，相反，浙商则以专业分工的高度细化和集中化为特征产业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乐承耀(宁波市委党校)通过甬商与晋商的比较，探讨了二者的相同与相异点，认为甬商由海商转化为内商，而晋商由边商转化为内商，各自的发展路径不同，也导致了各自不同的发展结局。廖仁炳(浙江工商大学)以温州与陕西关中地区为样本，探讨了两个区域的文化结构差异及其对建立文化与商业行为、管理变量之间的关系。蔡志新(湖州师范学院)着重比较了"浔商"(湖州南浔商人)与"徽商"的异同，发现"诚信经营、以质取胜，实行多元化投资，营造良好的企业外部环境，重视市场营销等经营方略，以及相似的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区域文化背景等因素是两者兴盛的共同原因，而社会历史环境、乡土经济结构、商品、市场、涉足行业、和君主专制政府的关系、商帮组织等因素的差异则是两者兴盛的不同原因。"程必定则是从徽州文化与徽商兴衰当中，揭示其历史的启迪，认为徽商衰落的原因虽然众多，但与徽州文化的局限性则是有着密切关系。方志远通过对江西文化与江西商人的比较，也得出相近的结论。
　　总而言之，通过对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认真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区域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当中，由于中心文化的整体失落，原先组合在中心文化整体中的不同区域文化，反而获得了空间能量的释放，从边缘走到了中心，成为最为活跃文化因子之一，成为特定时期失去中心文化关怀的人的精神藉慰、文化依托和创造的动力之一，同时它又以保留整体文化元素的角色，为中心文化的整合、复兴，提供"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质料和动力。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不同区域文化走出来的现代中国人，就能够以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谱写了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注释：
　　1 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85~286
　　2 参见：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文章来源：学术中华 2007-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