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前夕，知名爱国人士、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先生接受本报专访——
　　我要孩子们每年捐出2000万元
本报记者林亚茗
 
　　核心提示
　　两会前夕，本报记者专程赴香港采访知名爱国人士、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今年是邓小平逝世暨香港回归十周年，曾宪梓先生对邓小平怀着深厚的敬爱，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
　　73岁的曾先生身体不是很好，但仍然每天上班。他的思维、口才极其敏捷，在访问中几乎是我的问题还刚一落音，他的回答便脱口而出。由于其工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我们的访问刚刚到约定的45分钟时，他的秘书就提醒他下一个程序了。
　　在言谈中，我感到:曾先生身上突出地体现了客家人纯朴和热忱的优点。他对祖国的感情之深厚，对祖国的报效之执着，令人肃然起敬。
　　曾宪梓，1934年出生于广东梅县；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1963年，前往泰国定居；1968年，移居香港，创立了金利来男性服饰品牌。曾宪梓曾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
　　我是首批授勋人士中最年轻的
　　记者(下简称记):曾先生，您是我中山大学的前辈校友哩。
　　曾宪梓(下简称曾):那我们之间隔了一个年代了。
　　记:去年听说您的身体不好，现在您已经非常精神了。
　　曾:事件太多，每天来一下。我还是可以撑的。(笑)
　　记:您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家祭无忘告邓公”。您对邓小平的印象怎么样？
　　曾(摇摇头):可实际上我并没有见过邓先生。有一次，有关方面安排了见面，我恰恰又病了，结果这成了我终生遗憾。但我对他的革命经历、思想论述还是比较了解，并且十分敬佩。我曾经在报上撰文说，邓公在1975年第三次“下”的时候，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许多人以为他的政治生涯永远结束了。但是，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他一定还会复出，坚信只有他才能力挽狂澜。而他提出的“一国两制”也是伟大的创举，当时似乎是显得非常大胆，但实际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自己曾经参与了香港过渡期的工作，担任过港事顾问、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选举委员会委员。这整个工作都是按照他的思想一步步进行。
　　记:十年前香港回归时，您参加了交接的典礼，感受如何？
　　曾:那天，我是心潮起伏，从心底念道:“中国万岁！”当时，一些外国传媒等着来看香港动乱，但结果一切是那么顺利、平静。他们访问我时，我回答，有了中国的富强作为香港回归的基础，就不会有动乱。不然，英国首先就不会善罢甘休的。
　　记: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有12位香港杰出人士被特区政府授予大紫荆勋章。其中就有您。
　　曾:是的，那当中有安子介、霍英东、邵逸夫等先生，我是首批授勋人士中最年轻的——63岁，也是唯一的客家人。这也算是替客家人争光了。
　　我敢于站出来，表明立场
　　记:这十年来，您对香港的评价如何？
　　曾:香港经历了金融风暴、非典、禽流感、负资产等等风波冲击，但都挺过来了。尤其是CEPA政策，更加为香港助了一大把力。每年2500万来港的内地游客，带动了香港的旅游、交通、饮食、零售等多方面的兴旺。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去年，香港达到6％以上的经济增长幅度。所以，我总结的一句话是“香港乱不了，香港前途一定好。”
　　记:我们从电视新闻中，经常看到您与所谓“民主派”那伙人交锋。
　　曾:这十年来，那些人故意曲解“基本法”，鼓吹香港高度自治，而不讲“一国”是“两制”的这个大前提。在对他们的斗争中，我敢于站出来，表明立场，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像2004年11月15日，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在政制事务委员会上提出“公投”议案。香港各界严厉指斥，我说:“公投”既违反宪法及《基本法》，亦会挑起中央与香港特区的矛盾，立法会议员竟提出一个既不合法、亦有悖情理的议案，简直是一场玩火自焚的政治闹剧，最终会损害整体香港市民的福祉。我还说“这几个人不是爱国者”。那些人就用各种方式来谩骂我，我也不怕。香港同胞首先是中国人，我永远都是理直气壮地爱国。
　　未来得及为国效力就出去了
　　记:我从资料上看到，您幼年丧父，与吃苦耐劳的母亲相依为命，曾经辍学去砍柴放牛。
　　曾:我是一个穷孩子出身，冬天连鞋都穿不上。在政府的帮助下，我17岁才能读上初一，差不多是班上年纪最大的。后来，我在27岁靠新中国的奖学金读完大学，从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1963年，我为了处理父亲的遗产去了泰国，后来回到香港。1968年，为了一家的生活，不得不白手起家，开始创业。
　　记:我知道，您靠积攒的6000港元起家，办起了领带生产厂，后来成了领带大王。您离开广东后，哪一年重新回来。
　　曾:1968年我就到上海去采购原料，但不敢回广东。到1975年，我第一次到广东参加广交会，也没有回家乡梅州。
　　记:去年第100届广交会开幕式暨庆祝大会上，你们9名曾为广交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士获得表彰。1975年那年，您回梅州了吗？
　　曾:那时还是“文革”期间，我有些害怕，事事小心翼翼，不敢随便说话。直到1978年，我在离开家乡后14年才敢回去。
　　记:回去后的印象肯定不好。当时，国民经济处在最差的时候。
　　曾:我记得，走进读书的中学——叶剑英元帅创办的东山中学，真是一片破烂残旧，连桌椅都是三脚的，教师们说没有钱修。我就决定捐款30万港元，来修建教学楼。
　　记:当时，这个钱可是能办成大事。
　　曾:是的。在一个教师月收入只有36元的年代，我这笔钱建起了一栋教学大楼。后来又捐建了图书馆和礼堂。
　　记:这就揭开了您支持内地公益事业的序幕？
　　曾:是的。校长向叶帅汇报了我这个校友的行动。第二年，叶帅就在广州接见了我，杨尚昆和习仲勋同志也在。叶帅说，现在家乡的经济和教育事业都很落后，要在港澳同胞和华侨中带头支持家乡建设。我向他表示，我是党和祖国培养的，还未来得及为国效力就出去了，这令我一直深感内疚。所以，在外面我一直勤俭勤奋，就是为了打好经济基础，有能力报答祖国，这是我今生今世的承诺。
　　我从未去过夜总会、卡拉OK
　　曾:这些不是仅仅口头讲，我是以一个个行动来体现。直到今天，我在香港几十年从未去过夜总会、卡拉OK、歌舞厅，也不抽烟不喝酒，更加不赌。就是勤俭勤奋地工作，全心全意地报答祖国。
　　记:您的创业史和对公益事业的支持在内地享有盛名。听说您的午餐往往是榨菜肉丝盒饭、叉烧盒饭。在请客人吃饭时，剩下的点心和菜肴还要打包。香港记者也曾见您在街边买了“几纹”(几元)肠粉，还将肠粉的故事见了报。
　　曾: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我都要计算一下，每一分钱花得值不值？我的爱好不过是游泳、打乒乓球之类的。
　　记:而您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却格外大方，20年来平均每天捐款6万元，特别是对教育方面的捐助特别多。
　　曾:是的，我自己最能体会贫困学子的艰辛。所以，我在1992年就与国家教育部合作，成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每年资助大学生1750个，迄今已经有1.2万多个学生受助，另外还有优秀老师。资助师生的总额已经是9000多万元。另一个是2003年成立1亿元的曾宪梓航天基金会。每年拨出500万元，奖励过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等航天英雄和幕后英才。
　　记:您一共捐赠了多少？
　　曾:从1978年以来，我大概捐赠给各项公益事业6.3亿元，这还不包括太太与儿子们捐的。我虽然并不算最富有的，但要用我的产业来培养祖国的新一代。
　　记:您太太黄丽群也是出名地慷慨，在梅州捐建过嘉应大学图书馆、中学、幼儿园、小学、盲人医院等。正因为您的贡献，香港社会和国家也给您许多荣誉。
　　曾:我自己觉得智慧不够，能力不强，但祖国和同仁给了我很多的荣誉和机会。我先是当上香港嘉应商会会长。后来，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霍英东先生栽培我，支持我，当上总商会副会长。这打开了我的视野和发展空间，更加积极地参加和组织与大陆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我先是1983年当选广东省政协委员，4年后成为政协常委。1992年，我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
　　记:您参政议政是在广东省政协期间起步的吧？
　　曾:我原先只是无名小卒，也不懂得政治，很怀念在广东省政协的这十年，在参政议政方面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我在1994年又成为人大常委。如今已经是三届的常委了。
　　记:连紫金山天文台都将发现的3388颗星命名为曾宪梓星。
　　我对三个儿子是从小讲到大
　　记:您教育孩子很有办法，几个儿子都很出色，也很出名。
　　曾:我的一家都在为国服务，也参政议政。太太黄丽群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委，曾任香港妇协副主席。我大儿子是从事电脑技术的，是梅州市政协委员。三儿子智明现在接班，任金利来集团主席，也是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外商公会副会长。二儿子智雄是最活跃的，是全国青联会副主席、香港青联会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
　　记:我们知道早在1981年，年仅20岁的智雄就成为金利来中国内地第一任经理。但他现在在北京、广州等地方开展新一代商务管理公司，提供符合世贸需求的商务会议、投资运营、商务差旅、上市咨询等方面的服务。是要为金利来集团增加现代的业务吗？
　　曾:他不是做集团的生意，是独立创业。我同意他自己闯，看来干得还可以。他的社会活动特别多，经常参与和组织香港与大陆的青年及商界交流活动。
　　记:您的儿子们都各自发展得很好。许多善长仁翁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们不一定认同前辈对社会的慷慨行为。因此，他们身后的事业难以为继。您儿子是否赞同您的想法呢？
　　曾: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三个儿子是从小讲到大，告诉他们:解放前我的家里很穷，从小被人瞧不起，小学毕业后就没有机会读书了。没有党和祖国，爸爸绝不可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更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你们也就没有今天。所以，你们一方面要打好自己的事业基础，一方面要在思想和行动上向祖国靠拢，在必要的时候带头付出金钱。所以，他们也能够理解和接受我的这些思想。
　　记:具体是如何安排呢？
　　曾:我曾经说过，只要曾宪梓不死，金利来不破产，金利来基金会就不会散。后来，我想，不能像许多基金会那样，老头子一死基金会就散。于是我更正说，只要金利来不破产，即使曾宪梓死了，基金会也不会散。因为，我要儿子们答应，今后每年要承担一共2000万元的公益捐款。这样，我的承诺就不会落空了，公益事业也有后来人了。
　　(采访结束时，曾宪梓很细心地对记者说:“来，我们校友合影吧！”)

　              　图: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曾宪梓先生说。廖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