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什么香港缺乏客家认同？听到这个问题的人通常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是「香港有客家人吗？」，第二种反应则是「香港果真缺乏客家人认同？」。其实香港新界地区原来有将近一半是客家村落，研究新界的人类学者也记录了客家人存在的事实，不过早期的研究并没有特别注意客家人存在的问题，我们随后再讨论其详情。前述的第一种反应通常来自香港以外的人，正好表明了香港认同的表征缺乏客家成份，以致外人多不理解。最近笔者在香港的随机访谈中发现，不少香港年轻人也有同样反应，显示了香港主流社会漠视客家的存在。
第二种反应至少认知了香港客家人存在的事实，但对于香港客家人的认同问题并不理解。香港是否缺乏对客家人的认同，或许在不同的定义与观点上，会有不同的看法，至少在本论文里，即用了不同的定义来描述这些现象，包括客家人子弟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客家人在客家人为主的聚会时，彼此仍用广东话沟通、以及香港主流社会的认同意识之中缺乏客家因素等等。同时，也是个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许多具体的问题因为材料不足且缺乏研究，很多问题还无法回答。 

要说香港缺乏客家人认同，可能会有许多不同意见。本论文主要的根据，是来自研究香港的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其实香港客家人的客家意识较为模糊，研究香港的人类学者不少人注意到这个现象，并且以田野研究资料描述了这个现象，然而个别研究者有其研究的问题意识，提法不尽相同。本论文以这些材料为出发点，作进一步地论述。笔者认为，香港客家相对于世界各地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是客家语言与客家意识消逝得最快速的地方之一，是研究族群意识保存与语言维持的最佳负面教材，值得多方面深究，这篇论文旨在提出问题，以具体的材料呈现问题，纲要式举出未来研究的思考方向。
这个议题出现在香港，特别值得深思。香港在客家认同运动扮演了核心地位，香港客家崇正总会1920年代在香港成立，是现代全球客家运动之滥殇，香港大学中文系学者罗香林是现代客家学研究的奠基人，1990年代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与恳亲会也是由香港倡导，甚至客家一词是由粤语人士称呼而来，客家一词的中英文的流传都与香港密不可分。香港在全球客家族群运动，实居于核心领导位置。
然而香港主流社会却对客家人认同缺乏兴趣，年轻一代认同以广东话为核心的香港人意识，客家人认同在香港缺乏市场，不论是原来在新界分布最广的新界客家原居民，或是由原嘉应地区后来移入香港的都会客家人，客语都是快速流失，面对强势的广东话与香港认同，流失比率与速度应较台湾与东南亚地区为高。
为何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这即是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这个研究将以比较方法与历史方法来分析，由社会面与政治面来讨论香港认同产生的背景，以及客家认同空间被压缩的成因与后果，论证客家人意识在没有得到主流社会认可，以及没有官方政策的支持下，纵有少数菁英努力奉献，亦难以挽回颓势。因此客语与客家人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殆尽。香港这例子，可以为保存客语与客家认同来做反面教材，并且提供吾人对于语言与认同意识互动关系做进一步地思考。
一、问题

专门研究香港新界客家的人类学家Nicole Constable，提到自己原本的研究计划是研究客家妇女，在做准备工作时，她知道那些地方是客家村，也以为客家人认同特别强烈，以其客家精神与祖先遗产为傲，也明白一般对客家妇女特征的描述，如在工地与农田刻苦工作，带着大盘扁平而镶着蓝黑布的凉草帽，或是在新界传统市场上的小贩等等，也没想到当她进入田野开始研究时，才发现事情不简单。她访问这些传统上被认定为典型客家妇女的女性，多半拒绝承认自己是客家人，对方知诉她，「我不是客家人，我是本地人」，「我的祖先是客家人，但我不是客家人」。1 

另一位人类学家 Elizabeth Lominska Johnson ，在前后25年期间，同样在荃湾的客家村落做田野研究，发现现在客家人已经溶入香港主流的都市生活，平常讲广东话的机会多，只有在宗族祭祀时保留以客家话为主。他们仍然清楚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但是日常生活中与其它香港人无异。问到是否会感到有需要保留其客家认同，答案是否定的。2
笔者的学生，也有来自荃湾的客家人，都是现年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经过访谈，知道他们未上学以前在家中，仍有机会讲客家话，上学以后就很少有机会讲客家话，现在基本上无法以客家话与人交谈。父母亲日常生活以广东话为多，只有在和长辈说话时，才会改用客家话。祖父母也以广东话和他们交谈，祖父母讲广东话仍有腔调，父母的广东话则无腔调。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同学朋友并不会谈到客家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觉得这是重要的问题，他们和一般香港人无异，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要学客家话。
荃湾原是新界一个比较典型的客家农村地区，共有三十个村都是所谓的纯客家村。3 至少在七十年代人类学家到香港研究客家人时，还是清楚的典型客家农村。现在荃湾已经成为香港地铁荃湾线的总站，都市的风貌掩盖了周围的客家村落景致。笔者亦曾探访过荃湾外围地区的客家老围村，所访谈的对象若为四十几岁与五十几岁的中年人，其日常生活都是使用广东话，即使同样在村中与同辈人谈话，只有在与老一辈谈话时才用客家话，而老一辈也多半能说广东话，整体来说，客家话在日常生活中是可有可无。而现在二十几岁的荃湾客家子弟，客家认同已经很稀薄，其间的改变不过几十年，变迁的速度很快。
因此新界的客家人的客家意识日益衰微，是个无可否认和十分明显的趋势。在本论文中，则希望将论题扩大，将论述的对象放在香港。以整个香港地区做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来讨论同样的问题，笔者认为，客家认同意识消逝，不能单单由研究客家族群本身，只有将新界的问题放到整个香港社会来讨论，才能明白认同意识的消长。
对这些前提的说明与问题的解答一样重要。询问一个社会为什么没有某些事物的出现，像是个「李约瑟式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经常提问的方式是为什么有某种社会事实发生，例如「为什么有革命发生？」及「为什么有社会运动发生？」等等。存在必有其合理性，多半是知其存有，再来寻求可能相关的原因。然而如李约瑟式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科学？必是相应之假设前提，此前提为中国应有而未有现代科学。为了证明这个假设前提，李约瑟花了大半辈子去证明中国古代科技的水平。本论文这个李约瑟式的问题也建立在特定的假设之上，即香港应有而未有客家认同。本文也将呈现香港社会与近代历史之中客家因素的丰富性。
二、香港社会的客家元素

香港社会的确存在极为有利于发展客家意识的客家元素，这里提出其中三大客家元素，为客家人、客家组织与客家学术。香港的客家人以新界客家为代表，虽然香港的客家原居民不只是新界的客家人，九龙与香港岛都有本地客家人的踪迹，但因政治变动频繁，移民人口变动很大，九龙与香港岛客家社区的延续性多半难以追寻。因此谈到香港原有的客家特色，自然以新界客家为代表。而客家组织则以香港崇正总会为代表，虽然香港也如其它地区一样，同时并存不同的客家团体，但是香港崇正总会具有独特的地位，其在提倡全球客家团结意识，扮演核心的角色。至于客家学方面也是一样，香港曾经从事过客家研究者，华洋不拘，不在少数，但是在客家学的传承上，则以罗香林与九十年代开始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最有代表性。
１．客家人：新界客家与其它
客家人在香港的历史已经很久，香港原属广东省宝安县，而宝安县有一半以上人口属客家人。故九龙新界一带，如上水、元朗，乃至大埔、沙田就有不少原居民是客家人。三百多年前，香港就有许多客家村庄。因当年清廷曾下令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宝安县原有居民被迫离去。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明令复界，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人，便来到新界地区，4如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城、筲箕弯、荃湾、元朗等地，开垦荒地，定居垦殖。这是新界客家的由来，这是以农为主的客家人。5这段历史客家人的历史来说尤为重要，有学者认为，客家人是来到了珠江地区才开始被称为客家，客家是粤语人士对他们的称呼。6 

从香港开埠之后，又有客家人不断移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香港政治相对比较稳定，经济呈现蓬勃发展势头，故粤东客家人来港谋生者与日俱增，这构成了都市客家人的来源。他们不断涌入香港，聚居一地，通常会接引家乡的故旧亲友来香港谋生，因此形成集中在特定行业的现象，通常是经营杂货店、藤具等小本生意。日本占领香港期间，多数都市客家人回乡避难，战后才又回到香港。战后来香港的客家人，有些是战前住在香港，而人数比较多的则是来香港打天下的年轻客家人。也不全然是来自粤东地区，有些是海外华人来到香港，50年代60年代，有大批归侨到香港谋求发展。如田家炳1958年从印度尼西亚移居香港，曾宪梓于1968年从泰国返回香港创事业，是比较出名的例子。而这些主要是居住在都市地区的客家人。 

然而香港原有的客家人不只是新界的客家人，九龙与香港岛都有本地客家人的踪迹，然而总人数较少，加上九龙与港岛的人口在二十世纪，因为政治变动频繁，移民人口变动很大。也不是只有香港原有的客家人才住在新界，也有由海外归侨到新界地区买地建村而成的客家村，例如吴家村与崇正新村的例子都是。7然而谈到香港原有的客家特色，自然以新界客家为代表。以2001年开张的香港历史博物馆为例，其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在香港原居民方面即以蛋家人与客家人为代表，展出客家人的服饰﹑习俗﹑建筑特色。8 

即使是在香港岛，客家人也很早开始定居，十八世纪初年﹐有罗﹑成﹑蓝﹑陆等三百多名客家人，自宝安迁徙至香港的柴湾，建村定居，客家人习惯以姓称其族屋群，那就是罗屋，成屋等村落的由来。然而随着香港历年的发展﹐村民们相继离去﹐柴湾原有的各村落亦相继消失。以柴湾的客家村屋所在地所，建立的罗屋博物馆中所存的民间地契史料，证明即使在新安县志中未曾有记载的港岛东侧柴湾(早期称西湾)，即有客家人的聚落。柴湾原有六村：罗屋、成屋、蓝屋、陆屋、西村及大坪村，都是清一色的客家村。9除博物馆外，香港岛各处不乏早期客家人定居的遗迹，如大潭水塘是香港最早期的港岛食水来源，是有百年历史水塘，旁边的大潭笃村就是标记。另外香港岛的救恩堂，本来是一批德国传教士往中国内地传教前在港暂留之处，原为巴色会，后改称崇真会，为传教士在香港向客家人传教的基督教会，这也证明的香港岛原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10 

在目前香港日益强调以香港本地的文物古迹为文化的重点，但客家人在香港留下的足迹却随处可见。11例如，铜锣湾天后庙是全港唯一一座被列为法定古的天后庙，即是建于约十八世纪初，由原籍广东客家的戴氏家族兴建。相传戴氏家族原居于九龙旧机场附近一条小村落，村民经常到铜锣湾岸边割草，后来有人在岸边拾获一具神像，于是便为其立庙供奉。除了香港之外，深圳市也将与香港交界的中英街的局部历史建筑形象，保护现有历史文物及所有历史痕迹，其中就以客家传统旧房，结合祠堂、天后庙街坊的改造，形成特色风貌。12除了古迹以外，客家菜在香港的发展也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早期多数人对客家菜的认识，离不开梅菜扣肉、盐焗鸡等几道小菜。现在客家盆菜已经打入香港食肆，不少香港的大酒楼、餐厅都爱在冬天时推出盆菜。13香港客家菜也开始外传，澳门即出现以香港客家菜为号召的餐厅。
２．客家组织：崇正总会
崇正总会在提升全球客家人意识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全球由旅居海外的客家人所建立的客属社团不在少数，然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者应是具有八十余年建会史的香港客属崇正总会，可以说是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客家人组织，因其宗旨与一般宗亲会要来得高远，主要是弘扬客家精神，为海内外客家人的团结。目前在各地客家人社区中所流传的客家论述，多半与香港客家崇正总会有关系，包括著名的罗香林所开创的客家学研究，后来因为得到香港客家崇正总会的大力支持而得以确立其地位。若论及其中的论述观点，早在1924年香港崇正总会出版崇正同人系谱，有关客家族系的基本论述已经形成。由于这样的影响力，香港崇正总会被视为「全球客家组织的龙头老大」、「海内外逾亿客家人的联络中心，具有世界客家组织总部的职能」等等。 

香港崇正总会成立于1921年九月，当年的香港大学首任中文系系主任赖际熙，以及多名侨商包括李瑞琴、黄茂林、廖新基、徐仁寿、古瑞庭等创立。原来崇正总会比较接近客家人宗亲组织的性质，然而香港大学文史方面学者的参与，却成功地从传统的族群社团，发展转型为关注学术及国际事务的现代型社团。除了捐资赈灾兴学等传统宗亲社团所从事的活动之外，香港客家崇正总会的活动有两大特色，一是支持研究客家族群之历史文化，二是举办国际性活动以联络全球客家团体。由于香港客家崇正总会在这两方面的突出表现，使得客家组织得以持续性举办全球性会议与国际学术会议。这是其它族群至今难以项背，其中香港崇正总会功不可没。 

香港崇正总会的存在使得客家族群得以有全球性的垦亲会，1971年九月二十九日﹐该会举行五十周年金禧庆典时﹐召开了世界首次客属崇正恳亲大会全球五大洲、一百多个社团组织、众多客家领袖云集一处，出席盛典，「被誉为海外华人团结新里程碑」。1998年九月二十七日，仿照联合国形式召开全球客家、崇正总会代表大会，成立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一如过去香港崇正总会的传统，继续支持客家学术活动。14海内外的客家组织均与香港崇正总会取得密切联系。「可以说﹐全球客家人有组织﹐以香港崇正总会始﹐全球客家人有团结﹐亦以香港崇正总会始。」15 
３．客家学术：从罗香林到国际客家学研讨会

1990年代的全球客家人意识的发展，与一连串的国际客家学研讨会，及国际客家垦亲大会的举办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香港无疑是扮演了推动国际客家学术核心角色。香港之所以能扮演核心角色，有其特殊的条件─香港的崇正总会和香港的大学是其中重要的条件。以1992年九月「第一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为例，规模庞大，学术界与各地社团共同参与，促成了国际客家学会的成立，那一次是由香港崇正总会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举办的。崇正总会有「促进深化客家学研究」的新思维，提供举办国际学术活动应有的支持与后盾，因而激发了海内外客家研究的热潮，开展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客家学风潮，功不可没。而香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由过去香港大学中文系，到后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与人类学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华南研究中心，以及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都曾在不同的时期直接或间接协助推展客家研究。 

1992年由香港崇正总会发起推动首届国际客家学学术研讨会，即是带动往后各地客家学术会议风潮的先声，为日后客家学术会识定了调。16崇正总会的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客家人﹐考证客家源流﹐发扬中华民族客家族群历史文化﹐发展工商﹐兴学育才﹐共谋公益﹐建立全球崇正客属总组织。」，崇正总会目前理事长黄石华﹐从1968年四月三十日出任第廿二届理事长，历任永远名誉会长、会长、理事长，迄今三十多年，一直是崇正总会的掌舵人。
客家学术能在香港发端，与客家学史家罗香林来到香港，与香港为基地来发展客家学术有直接密切关系。罗香林祖籍兴宁县，至1949年7月才举家移居香港，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终身教授、系主任、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史研究所所长等职。17如果仔细比较罗香林与客家研究发展的历史，以及同时代其它地方的学术情况，罗香林来到香港也是顺理成章，香港确实较有其它地方优越的条件来发展客家学术研究，18早在罗香林之前，有关客家研究的基本论述早已以香港为基地渐次发展起来，香港崇正总会即是这个发展的集结，罗香林本人得到香港崇正总会的大力支持，加上香港大学的条件，可以说，香港一地，固然因为有罗香林来港发展，而成为客家学术的重要奠基地，反过来说，罗香林若不是因为来香港，不论是留在中国大陆、来到台湾、或是前往南洋，都可能缺乏条件造就今日的成就。
４．香港客家文化元素的检讨

简述了香港客家文化三大元素之后，我们可以观察出几个特质，值得做为未来讨论的基础。首先，香港的客家人虽然不少，历史的遗迹也很多，但是客家人社区的变动很多，除了新界以外，九龙与香港各地也有客家人遗迹，但是客家人社区已经不存在了。而客家人一但散在都市生活中，以客家人在非客家人社群中习惯隐藏自己族群身分情况，要保持客家社群的可见度是相当困难。如果我们同样比较香港都市生活中的其它族群，客家人比潮洲人、福建人或是上海人都要显得低调。至于新界的客家社区虽然仍然存在，但在社会生活之中，却极少强调自己的客家身分，大都以新界原居民的身份出现。 

在客家社团方面，除了香港崇正总会以外，也有其它不同的客属社团，性质各不相同，例如香港的惠州社团，是属于客家地域中次地域的组织，19而香港安庆堂，则是属于慈善团体，20此外，也有工商团体，如嘉属商会等。整体来说，随着香港社会快速的社会变迁，这些以联系族群为主旨的社团都不免式微。然而与其它同类性质的社团相比，这些社团除了崇正总会之外，能见度都很低。例如潮州商会与上海商会则仍是在香港的重要社团，很明显地，客属团体无法相提并论。 

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香港客属社团与新界客家社区之间的互动很少，除了少数研究者与两方同时有接触以外，两者似乎缺乏共同的议题，至今还找不到太多具有社会意义的互动关系。其原因为何，尚待进一步探索。但是香港客属社团是属于都会生活型态，而与新界客家社区的农村型态似乎不易同调。影响所及，香港并没有出现具有群众基础的客家社会运动。另一个观察点是，由于香港政治特色，客属社团对于政治保持距离，以崇正总会而言，虽然不怕去接触或支持某派政党人物，但表明不结党，「成功回避政治忌讳的巧妙」，由长处来看，「正是其强大政治适应能力的表现」，21但是由反方向来看，也难以扮演改变香港认同基本结构的角色。 

在香港的客家学研究领域中，也可以看出其特色。首先，香港固然是个客家研究的网络中心、策划中心与财政中心，但是其所支持鼓励的研究对香港本地的关注很有限，主要仍是全球各地的客家研究，相对而言，香港地区的客家研究就很少。同时比较有研究成果累积者，多半是西方学者及日本学者，香港本地华裔学者的关注相较之下少很多，特别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研究。22其次，如果我们不局限在香港地区，以各种客家研究为范围，可以看出来，客家研究在香港多为个别学者的努力，一方面很少见到传承，另一方面也缺乏学术机构的长期支持。例如罗香林之后，香港本地客家研究专家中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最近才急起直追，学术传承并没有接续。而香港也缺乏持续关注客家研究的学术机构，政随人亡的情况最为常见。
 三、香港何以缺乏客家认同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明白在香港社会的客家元素十分丰富，而在三个层面，即客家族群、客家组织与客家学术，都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世界其它各地的客家族群相比，客家元素的优越性十分显著。这些条件与前述香港何以缺乏客家认同之命题，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此处界定香港缺乏客家认同的两个指标，一是香港客家人语言流失快速的情况，二是在香港主流认同之中，缺乏客家因素。何以三种客家元素的条件都很优越的香港，无法保持客家人的语言？无法在香港认同中为客家文化争得一席之地？以下的分析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有关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二是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客语流失的部分在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中讨论，而香港认同中缺乏客家因素，则在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讨论。
１．语言政策的历史分析

香港现行的语言政策，有个复杂而微妙的发展过程。从法制而言，香港是直接承袭英国的法律制度，是英美法系或是海洋法系，不成文法与习惯法所占的比重很大，其法制施行的范围，未必能全然由法律条文中可以看得到。从政制的角度而言，香港是以行政主导的政制型态，政府的施政与行政手段对市民的影响更大，其中有不少措施是不会以明文表明。以施政风格来看，香港政府承袭英国的统治风格，身段比较柔软，许多政策是只做不说。可以说香港的语言政策是有「隐蔽的语言政策」的情况出现。其政策有如英国绅士作风，深谋远虑却以含蓄稳建的方式表现，在很具体而清淅的措施，隐含其政策的考虑细致，我们不能只以字面上的法律条文或是政策宣示来理解其语言政策。23在本论文中，我们将语言政策的定义放宽，是指一个社会对于语言事务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其制度性安排背后的原则。这些制度的安排，有些是根据香港政府直接指导的原则，有些则是在政府放任政策下形成，在这里我们并不做细致的区分。以下的讨论分为语言政策、教育政策与都市化。
(1).语言政策

香港客家话的口音与惠阳、东莞与增城等地的口音差不多。24而根据一般的说法，香港原居民是讲新界本地话和客家话的。25新界客家村直到1940年代，基本上仍然是对外十分封闭，因此客家文化保留十分完整。26根据刘镇发的研究，这两种方言在1950年以前是新界的主要语言，这些主要语言一直到1960年代，也还大致在日常生活保存。27 

但现在除了乡村的老人家会说以外，30岁到40岁这一辈的人也许还有能说或能听客家话者，但是主要大多转为广东话。20岁以下会讲客家话的已如麟毛凤角。相较于其它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香港的客话流失比任何地方都来得快，甚至比身处于完全没有中文环境的海外华社都要消失的快。 

香港新界客家族群的客语流失如此快速，如果由语言政策的历史来考虑，则是战后的香港政府，独尊广东话政策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香港政府在1967年暴动之后，便改变了语言政策。以1960年代的情况来说，当时香港电台有各种方言节目，电视新闻也有不同的方言时段。1967年之后，香港政府逐步取消了电台方言节目，而中文上课的口语媒介限制为广东话，所有不同方言族群必须向广东话靠拢，以塑造香港意识。28 

据邹嘉彦教授1997年统计，香港居民祖辈有四成六原来就不是讲广州话。29然而香港政府的语言政策掌握了最重要的两个语言渠道，即教育及大众传媒，成功地将原居民语言统一在广东话之中。如今每天都有新移民来港，他们很多人原来都不懂广东话，也要设法适应广东话环境。有不少新界居民，世代都是说客家话，直到战后才开始讲广州话，所以一定年纪以上的人会讲客家话还算是正常的情况，但是现在讲客家话的机会很少，30即使在家中也可能习惯以广东话沟通，因此形成了会说但是不说的情况出现。年轻一代则不会讲客家话，也对客家话没有兴趣。
(2).教育政策

如果就香港新界的教育而言，香港政府虽自1998年开始接管香港，但对于新界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及习俗采取不干预政策。因此接管初期，旧式的私塾及义学仍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传统的科举制度延续到1905年，而到了1910年代，旧式学垫开始接受政府的津贴，慢慢转型为乡校的型态，然而政府并没有干预教育的内容，新式教育由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渐渐成为乡校的主要内容。除了少数的英语学校以外，仍是由乡民自己组织。31另外一股动力则是教会学校，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新界积极兴办学校，由于天主教会和基督教在客家族群传教比较顺利，许多教会学校实为客家教会所建，学童都是客家子弟。32 

一直到战前，许多新界的学校仍是以地方自己组织的乡村学校为主，根据笔者有限的访问，战前新界的客家学校仍是以客家话教授为主，有些新式课程的老师是以北京话教学。至于新界大量出现的公立学校，以广东话为主的教学语言，则是在战后才出现的现象，自此，香港政策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不干预政策，语言政策开始透过学校教育系统来造成影响。 

即使在战后的初期，香港政府对于教育系统的干预仍然不多，私立学校比较发达，因此仍有以族群为背景的社团，其附属的中小学会强调母语的学习，例如潮州商会小学等，仍保留较强的族群特性文化。但是后来香港政府即很有意识地干预教学内容，特别是1960年代以后，香港政府希望发展香港人凝聚的力量，强化了香港的广东话使用范围。自此香港的教育成为客家人社会化成为主流香港人最重要的机制。 

而香港的语言政策，自1970年代开始研议，到了1990年代已经变得清晰，这个语言政策，被归纳为「两文三语」政策。由于三语是广东话、普通话与英语，这三者在香港目前与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不可或缺的，客家话不在这个名单上。33而以现在香港学童课业压力而言，学童自幼儿园到中学毕业，主要的学习活动都由学校来主导。无法进入学校教育体系者，注定了在香港社会难以发展的命运。
(3).都市化

都市化是造成对于香港客家话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都市化造成客家族群公共领域的流失与变质。都市化并不单是政策所造成，但是新界地区的开发则是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以来开发新城镇政策的产物。虽然都市化在香港地区因为人口密度高，是不得不然的发展，然而在开发的过程中是否认知原来新界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否保留原来具有社会机能的空间，则都市化发展的方向截然不同。 

在原来的新界乡村地区，客家村庄多有公共空间，即屋前或者村前晒谷的石地，客家话叫为禾堂，「禾堂」是方言词，不载辞典。禾堂不晒谷的时候，就是村民聚脚之地，也是儿童玩耍的地方，村民平时农闲时，在禾堂前唱山歌，或是听故事。逢年过节与江湖卖武时分，即是禾堂最热闹时分。34在当时客语自然是不用担心流失的问题，在客家村落的公共空间，儿童都是以客语交谈。 

香港新界地区的都市化改变这种光景，1970年代香港大力开发新界新市镇，现代化的铁路与公路延伸到新界地区，盖起了高楼大厦。许多村民因而搬到新市镇居住，此时在都市化下成长的客家族群，即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居住地，但为了与外人沟通，广东话便成为共同语，使用客语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至于乡村地区的禾堂，因为无人种禾，也不再晒谷，面积渐渐变小，改变为其它用途。如将禾堂变了篮球场。到了1980年代末，中港两地车水马龙，篮球场改为停车场，让货车停泊过夜，赚取租金，于是禾堂不见。而外人迁入新界村屋，当越来越多非客语族群迁入客家村落，村民之间的沟通慢慢改为广东话。1990年代香港屋价高涨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现在由于迁入新界村屋的外人太多，香港政府目前推行双村长制，标志着新时代的来临。 

都市化也造成社区不稳定，难以发展或维持族群的文化特性。这里举新界北部的客家地区沙头角为例，说明这种变化。沙头角原有20余个村庄共3万余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纷纷外迁。1980年代初中国内地改革开放，沙头角经济好转，部分外迁居民回迁，曾经达到1万人。香港回归后，两地加强禁区管制，再次掀起迁徙潮，目前2000年代沙头角只有不到6千人左右。其中吉澳岛原有渔民及客家人共6千人左右，1997年人口不到300人，现在只有100人。荔枝窝村在1950年代有3000多人，1997年只有30余人，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原有的20多个村庄现在只有8个村庄有人居住。由客家地区沙头角的例子，可知都市化所造成的变迁很大。
除了新界以外，其它地区的客家村落也是一样，因都市化而荒废。如香港岛数码港旁边的钢线湾村，原是几千人的客家村，现在已拆掉一半，余下的旧屋大多荒废已久，满目荒凉，只剩下十几户人家散居其间。如新界的小岛，马湾田寮村及青衣岛，同是源于一个陈姓太公，全是陈姓客家人。现在马湾开发为环保住宅区，而青衣岛成为新机场的机场快线的一个站，田寮村与青衣村民早年主要从事农耕，现在已经不见踪影。又如香港离岛东平洲，是观赏奇石的游览胜地，过去岛上的居民多是客家人，二、三十年代，是东平洲最兴旺的时期，当时岛上多达二千人居住，也发展了轻工业如电灯泡厂。到了近数十年，由于交通不便，年轻一代已经搬走，1991年连最后一位村民也逝世，现在只有六位警察在岛上驻守，只有周末会有人往返东平洲做游客生意，客家村落已经荡然无存。
香港的都市化快速消灭了香港客家人的公共空间，我们不能说这是以政策无关的，虽说经济型态的转变起了主导的作用，但是香港的公共政策并不从原有社区结构入手，因此个人或家庭致力生计，各自安排的型态，自然不利于客家传统的保存。而都市发展政策强势进行，香港九龙新界慢慢合为一体，新界原居民与城市人可说是分别越来越少。新界原居民同化于香港城市人，乃为大势所趋。而保留客家村落传统的公共空间，是不太可能，客语快速流失。
２．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身份认同(identities)是个人与社会用来表达社会归属之主观认定，与客观认识之间的协调点。虽然说个人表达个体的心理归属，可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然而社会归属的范畴却是群体性的，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此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有各种外在群体生活的影响，因此这里所谈的认同，是指集体性的认同而言。而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ies)是以族群范畴做为认同对象的历程，族群认同其实可以有比较宽阔的理解方式，有些族群范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出来，如汉人或是潮州人等，有些则在比较短的时间冒升，如香港人或是新加坡人。除了群体范畴是社会界定之外，而认同意识的消长，也受到不同的社会历程的影响，也会随时空的改变而调整。某些族群范畴与另外一些族群范畴会互相结合，互相加强。而有些族群范畴则互相排斥，或是此消彼涨。而分析香港认同何以缺乏客家人认同，即是放在这个脉络来理解。
(1).有香港认同，无客家成份

香港发展香港认同，年代很晚。一般的说法认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以后的事。香港居民原来多是移民而来，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口变动极大，很多人离开香港，战后又有大批新来的移民，以移民来看的确是断裂的历史。因此所谓香港原居民所占比例不大，主要还是战后才来香港的移民。这些移民最初到香港时并没有打算在香港长居久安，来自不同地区，当然而不会视自己为香港人。这是战后第一代移民的普遍现象，然而战后在香港出生成长的一代则产生不同的想法，他们经历了香港1960年代一连串的社会事件，加上1970年代的经济成长，产生了认同香港的想法，然而仍要经过相当的社会历程才能将这一趋势逐渐转变过来，而1980年代的香港本地口味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即是这个历程收成发展的时候。 

香港目前一般所指称的香港认同，与这个发展历程息息相关。这并不是说人们都是受到这个历程而指称自己是香港人，而是一个新的集体范畴因为这个历程而变得比较清楚。这个历程也被称之为本地化的历程，其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更为广泛而复杂。香港认同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香港研究的热门话题，这里不去论述其详细情况。然而不论这个历程如何，香港现在是个具有香港认同的社会。一般人谈话时会说香港人如何如何，是当今香港社会生活中很清楚而重要的一部分。而社会建制也强化这种认同，如发生空难或是如峇里岛的爆炸案，所有新闻媒体关心的重点在于是否有香港人在其中，清楚地表达香港人才是自己人的想法。 

然而这个香港认同的内涵，的确是缺乏客家因素，检查目前有关香港认同论述的各种记录，即可明白这一陈述是极为清楚的事实。其实香港人的记忆之中，并不缺乏客家村与客家人的场景，比较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场景并不是以客家的面貌出现。例如位于数码港旁边的钢线湾村，早于1870年已有客家人在此建立家园，在全盛时期，是住了二千至三千人的客家村落，是香港市花洋紫荆首次发现的地点，香港第一代海底电缆，亦于一百三十年前在钢线湾村登陆，此村因此得名。以前这里的景致很出名，六十年代连著名电台播音员林斌都来此地钓鱼，而电影「苏丝黄的世界」也在这里取景。35然而这些场景并不被认知与客家人有关。
香港也不乏各界知名人士是出身客家。例如中文大学国宝级大师饶宗颐教授，即是松口客家人。自2002年五月起，由广东梅州市文化界人士组成的调查团，深入梅县饶姓聚居地，为国宝级大师饶宗颐教授寻根。饶教授最终确认其祖籍地为广东梅县松口铜琶村。36然而我们必须注意，饶宗颐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立其学术上的地位已有几十年寒暑，其对潮州学与客家学的发展也出了不少心力，但是其并不是以客家人身份著称。此外，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胡振中也是客家人，生前也很少人提到其客家人身份，即使提到也只是说明其很难听懂的客家口音广东话，换而言之，客家人的身份还是个负面的形象。而香港知名客家人士不在少数，然而他们很少以客家人的身份示人。
其实香港并不缺乏对香港客家文化的报导与信息，例如由古启辉监制，邝翠娟编导的电视节目《久住他乡是故乡》，在香港电台播放，其内容即是以香港的客家人为主题，介绍客家各种不同的文化层面。37此一电视节目由香港电台制作，古物古迹办事处协助，表示这是官方支持，在主流媒体上曝光。然而以报导的方式介绍客家文化，是以一种介绍他者的角度来看待客家文化。对比香港另一个族群潮州人，香港第一富商的潮州人身分不断地出现，显然成为潮州人的代表，香港也曾出现过潮州人的电视剧，潮州人努力奋斗而致成功的故事成为范例，相较之下，香港客家并未进入主流的认同意识之中。

香港本地认同缺乏客家意识，是特别值得深入探讨。其细致的因素，还待进一步的分析。然而在香港本土认同运动发展的同时，香港的客家人并没有试图与之结全，也没有相应的客家族群运动的出现，因此两者是没有太多交集。而香港认同是所强调香港发展出来的香港特色，也没有将客家文化的因素加入，主要都是以广东话为核心所发展出来的文化特色。而同一段时间，香港新界的客家人并未站出来，以客家文化的因素参加香港本土认同运动，同时以都市性格较强的香港崇正总会仍然以全球客家为目标，也没有与香港本土认同运动结合。我们可以说，客家人没有以客家人的身份参加香港本土认同运动，应该是客家认同意识没落的最重要原因。于是新一代的年轻人的认同意识，没有学习与认知客家元素的动力，而香港认同席卷了年轻世代，相反地，客家文化在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却成为老土的文化，属于旧世代。这样香港客家子弟的客家认同淡漠，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2).新界政治
香港新界原居民原来居于将近半数的客家人，虽然有很好的条件来保持其传统文化，但是其客家意识却隐没不彰。其中在政治上，香港的英国殖民统治是形塑新界风貌最具关键性的一环，尤其是香港政制中对于新界地区的特殊安排，对于客家意识与香港原居民意识的消长，实为很关键的因素。自1898年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将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土地纳入香港版图，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村民就取得了新界原居民的权利，而客家这一范畴，就隐没在新界原居民之中。
所谓的原居民其实是英国人怀柔政策的产品。在1898年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签署协议，将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广大土地纳入香港版图，当地居民激烈反抗。据称居于新界的原居民，多以客家人为主，本来广东人性格已比较刚烈，而客家人的性格更为刚烈。英国人由于统治马来亚，对华人乡民事务有所理解，改以怀柔政策，在香港殖民地上实施原居民特权政策，让他们拥有界限街以南地区居民不能享有的特权，维持他们原有的社会架构，于是一个新的范畴产生，在十九世纪曾经因为土客械斗而泾渭分明的两群人，38自此放在同一指称之下，在后来香港的公共事务大，都是新界原住民出现，而不再强调土客之别。
新界原居民享有特权，因为新界有原居民的土地权益，英人对新界只是租借，因此新界土地有「丁权」，即男丁可以建丁屋，而且移民英国获得优先。这些特权导致了新的社会变迁，或者收租及出售土地，或是移民英国。从事农业人口日益减少，农村凋蔽。在香港地产狂潮开始以后，市区居民开始迁入新界后，新界土地的价值大幅上升，使不少原居民成为了富翁。新界之所以为新界是存在这种特殊利益，因而有特区中的特区之称。39
当新界原居民成为比客家人更具有社会意义，于是香港客家人很少强调客家意识。英国在新界租界区的特殊政策，虽然是以尊重原居民的传统风俗习惯，吊诡的是，这个九十九年不变的新界政策，实际上却创造了新的文化观念。至少原来在土客械斗时意识高涨的客家意识，在新界政策中却慢慢被消熔于无形。从政策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使得原来不服殖民统治的乡民接受了香港政制的安排。从新界客家的角度来说，这可以说是客家移入这一地区本地化历程的一部分，在新的范畴下，客家成为土地的主人，不须要再为所谓的本地化而努力挣扎。 

而新界政治的发展，也连带使得在新界的客家文化，远离香港社会的主流。新界政治使得新界原居民更重视原居民权益的保障，而使得原居民的习俗，被香港主流社会视为不合时代潮流。例如新界丁屋传子不传女的传统，曾经造成香港的妇女团体抗议，以及立法局议会要立法改正，而新界人的反应则是反对都市人的干预，这使得两者在意识上越行越远。于是大众传播论及客家文化时，多半然而感到老土而不合时宜。40社会大众对客家文化存在这样的印象，要产生认同感是十分困难。
(3).广东人：客家认同的取代性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认同取代性，较为其它人所忽略。即为香港客家人的广东认同。在香港，主流的香港认同是存在着广东人文化的因素。广东人文化原来是包含较宽广的范围，至少包含粤语系、潮语系与客家语系。然而广东文化以所谓「广府文化」为代表，因为广州府的府治是在广州市，向来为广东地区政治与文化的核心位置，腹地为富饶的珠江三角洲，香港与广府文化互相搭配，香港由广府文化取得文化资源，做为发展所谓地方文化的基底，而广府文化则因香港为对外联络的国际性都市，广府文化得以发展其外向性和复杂性。由于这种地理与经济的环境，使得粤语系广府文化在广东境内一枝独秀。因而广府民俗曲艺文化，粤剧﹑粤曲与粤乐全都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表，向各地广东人聚居的地区流播。随着广州、香港的经济起飞，粤语歌、广东粤乐，成为广东文化的主流文化，香港所创造的粤语流行文化而传到中国各地与海外华人各地，香港将广府文化进一步发挥，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近数十年来这种粤语文化兴盛的现象，是做颇为特殊的例子。
广东地区原有的其它府治地区，如以潮汕地区为核心的潮州府，以及客语地区则有以梅州为中心的嘉应府，原是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与广东聚居的三大方言系统，即粤语方言、闽潮方言与客家方言，都是全国方言的大系，各有各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互不统属。以民俗曲艺文化而论，粤语文化系统以粤剧、粤曲、粤乐为代表，潮语系文化与客家语系应较粤语文化为早，历史更长，有明代南戏嫡系的潮州调戏，海陆丰地区有西秦戏，唱官话或白话唱皮黄腔，客家汉乐、汉乐筝等，渊源都比广府的早。然而广府文化却在经济的推动，都市化与时代化的推动，形成文化流播的强大动力。
由于香港与广东省各地一衣带水，香港人的思维方式，也时时以广东为思考范围。由于长时期的历史连带关系，香港的客家人也多有强烈的广东人意识。特别是在面对来自中国北方的压力。香港的客家人当考虑到籍贯时，广东人是更为重要的认同范畴，他们是可能是广东大埔人、广东蕉岭人，而主流的广东人可能是广东顺德人或是广东佛山人，香港客家人处在其中，并没有须要强烈区分的感受。这种情况和台湾的客家人大不相同，虽然早期台湾的客家人同样是放在广东人或粤人的名号之下，但是主流社会却是福建人。这种情况，也在其它地方发生。例如东南亚早期某些地方，客家人是包含在所谓的广帮或粤帮之中。例如槟城的广福宫，即是由广东人与福建人共同建立的神庙，其中客家人即是参加在广东人的范畴中。41
四、结论

由香港既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相当矛盾的现象。即一方面香港社会的确拥有比其它地区更为优越的客家文化元素，另一方面香港的客家意识急速衰微，客家话流失迅速。为了理解这个矛盾的现象，先就香港客家元素加以检讨，分别由客家人、客家组织与客家学三个方面来讨论，然后就广义的语言政策之历史分析与身份认同的政治社会学两方面来讨论。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香港的客家文化元素十分丰富，新界具有高比例的客家人，香港有全球客家联络中心的崇正总会，也有傲人的客家学的成就。但是这些个别元素彼此缺乏好的连接点，因此香港迄今缺乏具有群众基础的客家运动，也就无法集结力量，要求政府或社会为保持客家语言与文化努力。 

第二，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是长期政府政策的结果。就语言政策而言，广东话后来被选为凝聚香港认同的核心，其发展快速，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客家话在这个过程中，既无法凝聚认同，也无法产生经济价值，息微是难以避免。而教育政策与都市化的发展，将原有客家话的社会基础也破坏了，因此客家话与客家意识都难以维系，快速瓦解。 

第三，由社会的因素来说，客家相关活动，没有与香港主流社会的本土认同运动挂上钩，是最大的败笔。因此香港主流社会的认同价值中，缺乏客家的因素，客家运动因此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奥援，也使得客家的年轻一代，对于客家文化与意识的消失感到无所谓。而新界政治使得客家社区沈溺于权益的捍卫，也使得客家意识变得模糊。加上广东人意识也有取代客家人意识的作用，因此客家意识在香港社会生活变得无足轻重。 

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共享性，即都是在与香港本土化认同运动的关系上的问题。由于缺乏本土化意识，因此香港的客家社会与客家学，和香港客家原居民脱了节。而政府政策与社会大众也没有视客家文化元素为本土化元素，反而后来发展出来的香港本土化意识，走到了客家意识的对立面，因此客家意识受到排挤。 

如果我们将香港的例子，放在本土化与客家族群之间的平衡互动关系中来考察，则可以从正负两面都有很好的参照点。其实客家族群移居世界各地，都会遇到本土化的问题。以本土化运动而言，香港是成功的，香港的客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新界原住民或是都市移民，都在这个过程之中，成为香港的主人，而失去了客人的身份。以客家意识的角度来看同样的问题，客家文化元素没有能在香港本土化运动中争一席之地，使得香港成为客语流失与客家意识丧失最为快速的地方，也是值得殷鉴的负面教材，值得进一步深思。 

参考数据： 

Constable, Nicole Christian Souls and Chinese Spirits: A Hakka Community in Hong Ko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Hayes, James “Government and Village: Reactions to Modern Development by Long-Settled Communitie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In An Old State in New Settings, 

edited by Hugh D. R. Baker and Stephan Feuchtwa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07-36.
Johnson, Elizabeth Lominska, “Hakka Villagers in a Hong Kong City: The Original People of 

Tsuen Wan”, Nicole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Se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pp. 37-80.
Ming, Tom K. C. (明基全), 《教不倦：新界传统教育的蜕变(From Study Hall to Village School)》，Hong Kong: The Regional Council, 1996.
Ting, Joseph Sun-pao and Maomi, Yin-Yin Szeto, Law Uk Folk Museum: A Branch Museum of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Hong Kong : Urban Council, 1990.
中大校友编辑部，〈严瑞源──三栋屋内说客家事〉，《中大校友》，第9期(1997年)，页25-27。
丘权政，《客家的源流与文化研究》，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
丘权政主编，《客家与近代中国》，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余英时，〈香港与中国学术研究〉，《转化中的香港：身分与秩序的再寻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页43-56。
李志刚，〈香港客家教会（巴色会）之设立及其在广东与北婆罗洲之传播〉，《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页241-252。
李志刚，《罗香林教授在港对客家学之拓展及与客家社团之关系 : 纪念罗香林教授逝世二十周年》，客家与当代世界，国际客家学研讨会 (第4届 : 1998 : 台北)，香港, 珠海书院. 中国文学历史研究所1998。
张双庆、万波、庄初升，〈香港新界方言调查报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8期，1999年，页361-392。
陈云，〈我私故我在：禾堂〉，《信报》，2001年8月16日，第32版。
杨聪荣，〈香港的语言问题与语言政策──兼谈香港语言政策对客语族群的影响〉，《各国语言政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公共行政研究所，2000。
詹伯慧、张曰升编，《珠江三角洲方音对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邹嘉彦，〈“三言”、“两语”说香港〉，《中国语言学报》，25(1997)，页290-307。
刘加洪，〈闯荡香港的客家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总第92期，1998年）。
刘义章，〈香港客家村落的历史与文化考察：崇正新村的个案研究〉，《聚落、宗族与族群关系：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徐正光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2000。
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南昌：学术研究出版社，2001。
刘镇发，《香港客粤方言比较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
郑赤琰，〈香港崇正总会的缘起与发展──一个族群会馆的政治适应力的个案研究〉，《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页691-700。
谢剑，《香港的惠州社团 : 从人类学看客家文化的持续》，香港 : 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
濑川昌久，《客家 : 华南汉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ーとその境界》，东京：风响社，1993。(Segawa Masahisa, Hakka : Kanan Kanzoku no esunishiti to sono kyokai. Tokyo : Fukyosha, 1993.)
罗香林，《客家源流考》，香港：世界客属第二次恳亲大会筹备委员会，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