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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客家文化在全球化境遇里的忧患与进路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2 月 13 日 0 时 16 分 52 秒  
来源: 世界客家论坛 王琛发   2007-10-8 0:30:52
一、开宗明义
 
    在这篇文章里有不少段落,如果把“客家”两字去掉,取代以其他的族群/民系/群体的名称,也不会影响这篇文章原来所要论述的课题,这似乎说,同样的内容也可以换汤不换药的用来论述闽南人、台山人、马来西亚达雅族,甚至爱斯基摩人,只是论述美国式消费文化就有可能除外。但这并不等于说明这篇文章的内容无足于将客家人作为特定的讨论对象,相反的,这正表明了这里所谈论的恰恰是全球各族群/民系/群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如果无从在这种全球化的新条件下把自己的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方式与形式再现,积极参与和贡献给世界的多元格局,它就可能要淹挤在百花竞放的五光十色边沿,或被淡忘于缺乏文化消费者的经济规律下。
    因此这篇文章实是根据当前世界各地都有客家人的情况,针对客家文化在全球情境中的位置,从三个方向思考客家文化面对全球化境遇的可能进路:
 
    1.过去以来在各个地区性的环境里的客家群体经常必须从内部强调“客家认同”,现在的重点应转移到面向全球社会,必须强调客家相对于他人的“客家不同”;
    2.客家研究必须从探讨客家社会与社区的历史文化,跨进探讨如何应对当前的社群/族群互动,以及讨论客家人在未来世界的定位与角色;
    3. 提倡客家文化必须在继续关注保存客家文化资源的同时,进一步提倡开发客家文化产业。
 
    在世界各地,不论在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主导的文化/地理区域里,客家人都是以少数人口的姿态,必须保护自己文化传承,也必须传承自己的文化。然而,面对一个打破了所有空间与文化藩篱的时代,客家文化如今能让我/他群体耳濡目染而尊重客家人存在的主体特征表现在哪里?客家人在新的局面如何能向本身和他人传播自己?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客家人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以及在多元的当地社会以至全球社会,必须拥有的话语权。
 
二、处身全球化社会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全球化的趋势最先表现在资本主义以高度知识经济的面貌去面向时空距离被打破的世界一体化,是国际经济领域的当代特征。美国社会学者卡斯德尔(Castells.M)在《网络社会的兴起》说:“在全球经济里,全球能变成一个单位而以即时或者在选定的时间里运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断的扩张,总是尝试克服时空的限制。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信科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国际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专业化的协助下,世界经济才变为真正全球性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人们文化的差异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人们在全球网络中自我定位、联系形成次网络、选择各种目标的内在因素,英国的约翰。汤姆林森(Thomlinson, J.)在《全球化与文化》提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他的看法是“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就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而所谓全球化,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一种网络系统”,因此“由全球化所描绘的巨大的转型式进程,除非从文化的概念词汇去着手,否则很难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后现代而又全球化的社会关系会加速多元文化格局的趋势,是由于网络打破全球人类距离之后,人们不能不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的经济领域上都和全球接触,不容否定多元文化的事实;吊诡的是,今日世界已经从民族国家时代强调的“认同”(identity),转变到全球各地区和群体注重“差异”(difference)的建立,这一变化却正好又是符合各国应对国际市场经济的趋势,以“差异”为利基才能应付全球群众心中对消费差异的慾望。纯粹从理论上来说,如此国际场景对客家人与客家文化,不无好处,不论是把文化元素产业化,或者是为了要替推出的商品或服务添加客家特征,以便售卖差异化的感觉,都是形成品牌的因素。有了经济效应作为基础,品牌带动商品或服务的同时也带动了所反映的文化特征,的确是有利于持续在人们市场行为与日常生活中发扬客家文化。但进一步深思,其过程未免不是在一个忧患意识中寻找成长的进路。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客家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不限空间的,同时也是逐渐失去自己原来所在的空间的“盘踞感觉”。
    当我们谈论客家人的人口时,一般的说法都是说全世界一共有1亿多客家人,约6500万人分布在大陆,约1500万人分布在港、澳、台地区,近3000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80多个国家。这样一个数目字,从理想上来说,其实说明了客家人在全世界的人数与分布是落地生根的形势,在每个国家的每一个城镇或甚至乡村地区,处处可以作为据点又处处互为纽带,足以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联系网络。换句话说,以这样一个人口优势,客家人如果从全球各地乡团进一步组织,发展出一个全球性的信息通讯与交流体制,它是很容易促使全球客家人长期互相整合与交换各地区的讯息与资源,也很有条件将客家人的生意和客家文化推动到世界各角落,甚至有助客家文化的内容以产业化的形式出发,又或者使客家人的事业带着鲜明的文化品牌,具体的全球性落实到各地区。这无论对个人到全球客家群体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现实来说,它首先反映的是客家人的困境,这也说明无论客家人去到哪里,对比于当地国家的人口总数,客家人总是少数群体;在客家人必须说当地的语言和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的同时,最先遇到的还是一个客家文化如何能保存下去的问题。我们不能不认清,在全球社会,中华民族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于少数民族的地位,而作为中华民族的亚文化群体的客家人更是弱势群体,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去考虑,我们知道没有具体的放诸各族各地域皆准的单面向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绚烂,也只有通过客家文化等等亚文化都能同时性的具体存在,才会实现。在各地区,不管客家人是当地华人的多数又或者是少数,若方言群文化在当地不能受到尊重、缺乏传承和发扬,即使大家能像洋人学汉语那样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缺乏文化价值内涵的统一话语是很可能失去真正民族文化的生命力的。这也就等于华人社会失去了具体的传承的体现,不利于当地国家结构体制和心理情境真正趋向多元化社会。换句话说,作为华人亚文化圈的客家人等各方言群的文化权具体同时存在,就体现出整体中华文化的主权受尊重。
    全球化面临着一个西方企图以文化作为软势力操控政经主导权威的不平衡进程,各国客家人在当地主要政治权势主导的主流文化中基本上都是居于少数的弱势,是不争的事实。但消费型社会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领域消费的需求,以及公民社会对实现全球平等与民主的要求,又取决于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的要求。这一来,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在各地必须受尊重,也必须自省与自重审时度势,正是回应全球化首先要有的立场。对全球客家人来说,保存和发展客家文化,是同时间对传承祖先文化和丰富人类未来文化色彩各有负责,既是权力也是义务。
    我们必须认识到,强调差异与强调认同之间,不一定就是相反的方向。过去以来,中国各地聚居区的地方政府以推动长汀“母亲河”等类的客家认同为纽带去推动主办各种国际客家活动,吸引投资,固然有助改变客家地区经济面貌,但是,从全球化的局势来说,中华民族,尤其是已有全球落地生根优势的客家人的长远发展肯定还是“走出门”而不是“跑回家”。要争取中华民族在一切曾经流血流汗的土地上能树大根深,首先就表现在客家人等亚文化圈的存在与发展权,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与民主权益,要能够受到当地其他人尊重。承认各自的差异、说明差异的合情合理与重要性,较之以向内的认同作为出发点,更能进一步否定他人也否定自我的狭隘族群中心意识,这正是全球化的多元格局的原则。反过来说,一旦客家文化与客家人对本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认知模糊,表述得自我认识朦胧,无从体现出来,就谈不到客家的存在。如此,也就不可能谈论客家人如何能在当地争取文化的自由,也很难进一步谈论在全球社会如何以自己的群体特征作贡献。
    因此,如何在各个具体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客家人的存在与贡献,是以客家传统的得以保存(preservation)作为基础,最后讨论寻求客家传统在当代社会的再现(conservation)。这还是当前最基本的目标。
 
三、客家人与客家文化认同的底线
     
    我们必须基于全球文化基因库的观点,从保护多元文化的出发点,允许客家和客家文化维持差异化,同时不断的维持与创造“差异”。这其中,客家话作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会馆、庙宇、宗祠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客家认同标志,它们共同拥有相同的一种社会功能,都是对内促进认同与对外表达差异,体现为客家人之所以互相区隔于其他群体的特征;客家子弟以它们作为日常重要共同活动的载体以及人际联系纽带,培养出的日常生活习惯、庆典、仪式等,就是客家文化。
    在客家人之间,要维持与构建起群体本身有异于其他族群/民系的文化景观,最大的资源是客家话。有声的语言相较之无声的文字,两者同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承与传播文化的媒介,但前者更能立体的传达感情、文化感觉与消息。正由于客家话是一种差异于其他文化圈的话语氛围,才能把客家人一代又一代联结在一起,在方言里形成独特的、只有学会客家语或甚至在客家人之间一起生活后才能理解的语境感觉,也才能凝聚出历史以来有别于其他华人的客家人这一特定的群体。20世纪华语华文世界长时间的主要倾向,如语言学家周有光在《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一文中所言,是“语言从方言到国语,文体从文言到白话,注音从反切到字母,字体从繁体到简体”,过去马来西亚华社也强调“多说华语、少说方言”。殊不知,单凭单一语言集中表达华人整体的生存团结,不能“发展汉语、保护方言”,就等于只剩下概念上的中华文化,失去构成其具体的多姿多彩基础的各种亚文化语言的表述力量,中华文化失去了历史以来真正落实在常民生活中的各处地方文化,就有纯粹浮在概念上的失根之嫌。汉语话语强权隐藏着的威势,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消解、遮蔽了方言文化的语种生命以及语言特色,以至用语言构建的文化景观,都逐渐模糊弱化,造成多元话语权力的失衡,也极容易使到方言所承载的文化元素的流失。所以周有光同一篇文章中针对台湾,认为只要提倡台语不反对汉语,也是可行,毕竟还留下空间给方言和地方文化。
    我们建议再反思,把方言视为家庭或社群中的母语去重新定位,不一定就是让它成为社会上的主导或主流语言,但一定要维持客家话作为客家人的生活语言,才能让它作为多元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也确保多元文化的实现。反之,一旦客家语消失,或客家语成为无法在当代社会使用和沟通的死语言,就无从支撑客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且,相对于地缘或血缘的认同,客家人的认同,不一定能表现在地缘或血缘的一致,语言的特征就变得重要起来。
    除了客家话以外,在全球各地,客家人的乡团会馆、血缘宗祠,甚或在地崇祀集体祖神的香火庙,既是对内认同又是对外差异的精神外延。先辈节衣缩食去集资解囊、修建会馆或祖祠,附设庙宇、医馆或公冢,是为了让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承载着相同文化的群体成员,拥有共同的遮荫屋瓦,让集体承担个人的各种从养生到送死以至年年祭魂的社会与信仰文化需要。在客家人作为开荒拓殖初民的社会,不能靠个人独自谋生,更是非要如此。这些硬体和硬体内曾经有过的典章制度与风俗仪式,流传到今天,其实是历代参与的成员日以继月的建构本群体不与外界共同拥有的集体历史记忆。除语言之外,这是当地最能表达客家历史与客家文化落地生根与贡献社会的实体符号。
    在各国各地的客家人聚居地区,这一类的实体建筑往往被整个地区人民认同为共同社会组织与共同活动的中心点。但是随着战乱、人口迁移、城市化等因素,纯粹的客家人聚居区不一定能保留,这些实体建筑就是客家聚落不复原貌后的历史见证,也是当地客家人维持认同的凭依。另外,有些地区从一开始就由于不是以某一籍贯客家人为主,所以同籍的客家人才更需要组织起来,通过拥有实体建筑组成各种设施去保护乡人各方面的福利。
    以马来西亚来说,十九世纪中叶的客家人认同,表现在客家乡民在家乡或海外与其他族群的冲突,甚至是不同籍贯的客家人与客家人之间,互相的冲突、谈判与妥协,到处的矿区和农业垦殖区,常是以客家话作为生活语言的聚落。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始,马国境内这些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客家村落,逐渐被英殖的集中营政策从原地搬迁到异地、切割和重组人口成分,以后又在新的土地上市镇化,因此到了80年代后从乡村转向城市的客家认同,一旦离开乡村或客家乡村的特征转型消褪,个体认同的重心主要是跟城市中的客家社团关联。从80年代开始,客家社团积极参与国际会议,马来西亚的客家认同毫无疑问是城市化也国际化。但是对于在城市中的个体来说,除了有很多时候还是难于听到的客家话,最能够“耳濡目染”反映在心中的具体客家文化象征,就不能不是会馆的实体建筑了。
    如何使用这些硬体再现客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客家文化,而不是作非客家文化的其他用途,对当地客家人来说,是对历史负责也为群体未来谋划的一个挑战。后来者总不能模糊而不是发扬自己祖祖辈辈原来所流传的功能与特征,让客家文化只能成为口中说的“传统”,却不能在当代社会因其特殊而让人们选择、消费、享用。
    客家话与客家组织的物资性实体建设是体现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存在的根基。对于承载客家历史、作为精神文化与认同资源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历代的客家人既是接受者、使用者、消费者,也是资源的传承者、传播者与创新资源的再生产者。文化的创造者是人,使用者也是人,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给子孙的,脱离不了非单纯物质性质的经济财富的特质,它作为群体共同的资源也必须是有人再生产和再消费,才能持续的传承和传播。消费需求也是文化的主导需求和最终需求,它的扩大和缩小决定着文化市场中任何一项产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缩小。物质或非物质文化财富保存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性质是否能再生产和促进消费。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思考为什麽马来西亚会失去汉剧的踪影?为什麽一些会馆属下本属客家人祖神崇拜的神庙会突破原来的客家界限,由于各种灵异传说,发展出非我族群的信徒量,让其他人也来拜客家神。客家话和实体建设原本是客家文化与客家人从历史到当代的根基,如果这两者已无法在客家子孙之间持续、不被子孙重视,就不会再有人不断利用这一资源再生产和再消费;如此局面,即使对客家饮食文化的消费需求已扩大到其他族群,也不见的整体的客家文化能保全与发扬。
    在网络化的时代,即使不少地方的强势群体和文化,也面临被国际性的强势群体和文化“化解”的危险。从这一点看来,世界各地的客家话与客家组织的物资性实体建设,是具体表现出客家人分别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集中特征,也是客家文化可以从历史、文化、社会成员的对外差异划出界限、表述自己与他人差异的底线。以语言为基础,加上组织的实体建设以及其内部活动能够延续下来,形成对外差异的文化景观,才能确保表达客家文化的存在与生命力,是各地区体现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底线,也是形成全球客家网络的基础。
 
四、客家文化产业与全球市场
       
    无论如何,“保住底线”虽然是客家文化在维护与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社会理想的必要步骤,但它无疑的也并不是客家文化应对全球化的唯一方式。在市场经济的体制里,讲究品牌即是追求差异的一种表现,能带有经济效益和带进经济效益的传播也是最有效的传播,因此,文化产品化与产品文化化,不能不是推广客家印象和提升客家形象的一个选择。
    首先是城市的兴起使到客家文化的产业化随着市场化成为可能。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论述,没有市场就没有城市,没有城市就没有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市场。我们要借着论述,就由于在构成各地市场的城市里都存在了可能的全球网络的据点,世界各地的客家品牌都有流动渗透到每一国家的地方性市场的可能。而且,城乡文化的起源不同的原因也就是由于各自背后蕴含了关于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不同理解,反过来就构成对他人的探索与好奇,这也构成客家城乡的文化创造个性、形成观光市场的可能。
    其次是市民阶层作为大规模消费群体,必然催生大规模的城市消费要求。然而,正由于人们购买产品或服务时也是在购买感觉,人类之所以会选购产品而不是接受分配的一个理由,其实正是由于在消费中可以寻找差异,以满足自己个体的口味和精神感觉。因此在盛行体验式的消费之当代市场,市场的细分使到以客家文化作为元素的产品,还有在原来的客家人市场之外拓展的可能。
    其三是全球化本身的作用,它拉动了各种带上本身文化色彩的商品又或者其相关资讯在全球流动,也拉动和刺激了各种文化形态的对流碰撞。当我们说传统意义下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越来越失去空间,其实是在说明一个两面的事实:客家文化的边界正在被消解,没有一个客家地区或客家人可以闭关自守;但客家文化也可以走过其他文化原来的以地区版图或族群意识形成的边界,看到了更大的可能会形上客家文化以及其产品的市场。
    文化产品的核心是无形的精神内容。就客家人来说,开发与经营客家文化产品,是研究如何把精神内容为主体的客家文化资源转换为资本,他人对文化产品消费的原因,是花金钱购买对客家的经验。在物质资源组成的经济资本以外的这种文化资源,一旦转化成的产品的附加资本,产品也就由于文化构成差异,成了他人不容易取代的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以文化作为发掘、生产和经营的对象,是很难把文化的精神内容从整体的产品物资或纯服务操作的部分切割开,当然更不可能在切割后单纯用数目字估计文化部分的价值与回酬。但同时间,这种非金钱投资的回收可能比物源成本的回收还要大。市场经济效益的刺激,加上消费群的存在与扩大的可能,有利于客家人创造财富,也更进一步推动客家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向其他社会传播。用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式推动客家文化的现代发展,是客家面对全球化再现传统的一个方法。
    在中国大陆和在台湾,其实20年来,已各自都出现朝向开发客家文化的资源、以客家文化资源投入产业开发的努力。他们的经验也许可供我们思考,这说明了客家人社会,其实已经进入这一方向的实践。但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客家人,海峡两岸的努力毕竟有更多的政府行为介入支持:
 
    (一) 客家文化产业化:中国大陆各县市地方政府/侨办,以及台湾各县市客委会所主导的各种名堂的“客家文化节”大抵都在促销“客家文化”,推动诸如客家农村的民俗手工艺饰品以及食品的推销、支持客籍或非客籍的表演艺术家/作家/音乐人投入相关客家主题的创作,以及研发具有客家意象的各类周边性商品,又或者为当地传统工艺品进行市场开拓;
    (二) 客家产业文化化:将农业转型为休闲业,又或者将产品与客家地区或者创办人/品牌的来源,结合客家的祖籍或在家乡的历史作推广,赋予产业的故事脉络或者生产背景一层客家色彩,使消费者从引发消费欲望到接受了商品或服务的事后回味,都包含了一种走进客家文化历史/常民生活的想像。
 
   这其中较鲜明的例子是客家的食疗与医药文化,客家医药应对着世界对中医与中国饮食的兴趣,似乎还有无限的潜能。 如果说,客家人对百草南药的认识和依赖在过去是山区里乡下的生活方式,那麽,过去我们从历史一路走来,已经看到了虎标万金油、看到市场上出现精美包装的袋装擂茶、看到了张裕的药酒销售全世界,也看到了余仁生在国际的挂牌。究其实,他们的品牌建立过程的重点都没有强调客家,但是这已让我们看到,庞大的客家医药体系,还有许多值得发掘之处。
    不过,在文化与产品的二重性结合当中,文化产品的价值并不只是经济价值,它的使用价值是代表了文化价值,即是一个群体的历史和生活凝聚的生命力,对消费者来说,价值的标准就在能否感受到精神需要的满足和提高。因此当我们提出客家文化产业化和客家产业文化化,我们也应注意到,开发客家文化产品,必须依靠文史工作者又不能停留在文史研究的成果上,必须要依赖企管、传播等领域的合作,而且不能是浮象的冠上客家的字眼附会杜撰。因为受影响的不只是产品,而使客家人与客家文化。
    无论如何,我们在谈论到全球市场时,就不能仅仅从认识到对外的我/他群差异去建立人们实践消费的基础,还应更进一步考虑全球化的差异是建立在许多在地化的经验,也建立在许多网络联系。这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从理论上说,客家人的人数与分布基本足以形成全球性的的人际联系网络,它很容易整合全球客家人交换各地区的讯息与资源,也很有条件将客家人的生意和客家文化具体落实在全球各地区。只是这条未来的进路,现今毕竟还是停留在理念的阶段,尚未有明显的机制建立。
 
五、继续思考
 
    进入全球情境并不等于不需要失去在地的生活环境。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多层面和多中心的进程,我们可以把一切异文化进入我们的世界看作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也是我们的社会自身变化和文化变化的一个产物。无论是其他人的文化进入客家人的文化/地理区域,又或者客家人的文化进入别人的文化/地理区域,互相之间的移动总是要牵涉到转换、突变与适应,文化的元素和文化产品也会根据在堤的品位和兴趣被调整、使用与诠释。因此在全球情境中的客家文化不可能是纯粹的、也不可能要求纯粹,但却必须保留着主体的意识。它可以不是山歌而是一首描写飘洋过海的摇滚乐,让听不懂客家话歌词的人也受音乐感染其中的激情,如此摇滚乐比起编写客家山歌去歌颂他族咒骂祖先,当然是更加客家文化。
    在这样一个许多客家子弟太会讲电脑语但不会说客家话的时代,各地客家组织不能不重视维修让自己显示出与他人差异美感的文化认同底线。就这样一个知识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也不能不加强国际联系整合各地客家人社会的资源,以成员素质提升补充人口数量不足,克服在当地社会的竞争劣势。
    在大部分人已经离开农村,不再唱山歌也不会唱客家山歌的时代,很大部分客家人也已经走入了城市、在国际都市忙碌的生存。我们要保留客家山歌,但不能只是顽强的年年组织几个人在客家人中唱山歌就以为尽了力。要让客家文化成为其他人也会欣赏的先进文化,只有让它的一切元素尽其可能的产业化、商品化、大众化,以确保它能以生动鲜明的形象在具体市场运动形态里抢占位置——全球各领域有越多与客家相关的品牌,就越能激发客家人自己的文化基因与自豪感,也就越教他人认识与尊重客家人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
    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周有光:〈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载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秘书处编《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通讯 第27期 》,2001年9月
 
    胡惠林:《文化产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英文
    Castells. M.(1996)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Vol.1 in hi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ic, Society and Culture), blackwell, Oxford
 
    Giddens.A.(1991)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Polity, Cambridge
 
    Thomlinson, J.(1997)   Cultural Globalisation: placing and displacing the west, in H.Mackay and O’Sulivan, eds, The Media Reader: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Sage ,London
 
    Thomlinson, J.(1999)Globalisation and Culture, Polity ,Cambri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