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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安徽省

论明清时期徽商的敬业精神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5 日 16 时 22 分 53 秒　
来源: 安徽师范大学历文系吴晓萍 1999-3-1 16:22:53

    摘要  群体意识中整体向上的志向和追求，这一特别重要的因素构成了徽州商帮与明清时期其它商帮之问不同的内在素质，其中敬业精神乃是最重要的方面。
    关健词  明清时期  徽商  敬业精神
    明清时期，徽州商帮在商界“称雄”于东南半壁，固由多种因素使然，但其群体意识中整体向上的志向和追求，应该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因为正是这一因素，反映了徽州商帮与明清时期其它商帮之间不同的内在素质。徽商群体意识中整体向上的志向和追求由多方面构成，其中敬业精神乃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信念和深沉投入意识。据史籍记载，明清徽商帮的敬业精神主要表现在:
一、徽州商人对商业一生无悔的投人。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甚众，几逾全郡人口的大半。《豆棚闲话》说:“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就要出门做生意。”还有一则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五六，往外一丢。”也是说徽州男子一到十五六岁，绝大多数都要外出经商。所谓“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1]，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史籍记载徽州“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新都(徽州)业贾者什七八”、“其业诗书礼乐修正业者什二三，大半以贾代耕”，无不说明徽州商人口之众。这些人一入商海，对商业的执著和投入，在中国商业史上可谓罕见。许多人离家别妻，终岁奔波于江湖，一生营商不止。万历《休宁县志重修休宁县志序》说:休宁县之民“往往挟轻资以贾四方，贸平而取廉，多获赢利，老乃倦息”。直到耗尽了青春和生命，方始罢休，这等投入，不可谓不深。其间，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徽州府附近地方经营者，每岁“一视其家”，而远者三、四年才得以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便又继续外出经营。如此年复一年，从黑发到白首，徽州商人从无怨悔。甚至有的徽州商人外出经商，专心致志以事其业，数十年而不归。民国《款县志》卷1《风土》说:“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以为常。”比如，清代婆源县有一位詹姓商人，在乃子降生数月后便辞家外出经商。如此一别竟长达十七年，直到后来其子长大成人，深入川滇、遍历楚蜀，才寻访到这位詹姓商人，相携而归[2]。还有撤县人程世铎，六岁时其父就外出经商，直到二十一年后才碾转归里[3]。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代歉县人汪洪度在《新安女史征》中讲述的一则真实故事:新婚甫三月的丈夫远贾他乡，妻子在家中刺绣为生。二十余年后丈夫终于回家了，此时当年的新婚妻子己离开人世三年多了。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4]。这里，徽州商人一生无悔投身于商业的行为，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
二、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据史籍记载，“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这里，“千年之家，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Csl，宗法制度一直十分牢固。因此，在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的徽州商帮，在其经营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特色，这就是“举族经商”。金声《金太史集》卷4《与歇令君书》说:“夫(欲、休)二邑人以业贾故，契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干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举族经商主要有二种方式:一是合资经营，即由族人出资，委托一人经营。如款县《济阳江氏族谱》中记载，该族商人江国政曾在淮阴做生意，“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公诚实持躬，丝毫不苟[6]。二是合伙经商，即同一族人各持本金，共同外出经商。如汪道昆《太函集》中记载，明代休宁人程琐“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络为合从，贾吴兴新市”[7]。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比如掀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婆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经商不休。比如祁门人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水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尚在极棍之中，长大后立志继承父业，“习撇迁，以义为利”，终成富商[8]。在徽州《许氏世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唤道善，早年曾在清源经商，有不俗的业绩，《世谱》称他“致富千金，卓冠商流”。后道善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道善所携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许家从此衰落。几年后，永京“慨然思振家声，继述商业”，遂告别母亲与妻子，挟资行商。这一去涉历江湖，有十年无暇归省，最后竟夭段在外。永京妻子在家悉心抚育婶氏所生三子，俊其长大成人之后，捐出己产作为经商资本，命三子继续外出经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富厚不货，恢复前业’[9]这里，许家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追求，反映了他们对商业的执著。其实，类似于许氏的“事迹”，在有关徽商资料中不胜枚举。这类事迹，充分体现了徽州商帮的敬业精神。
三、徽商的敬业精神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个方面是徽州商人对经商之道的探讨。这种探讨，同样倾注了徽州商人对商业的无限热情和执著追求。
    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徽州商人不断总结经商的经验，分析失败的教训，探讨经营之道。其目的是想尽办法做好生意。他们认为，一个成功的经营者，首先必须有良好的自身素质，包括高尚的品格、丰富的学识、儒者的修养、坚定的意志、敏锐的观察力等。其次应当讲究商业道德，包括以诚待人、崇尚信义、以义为利、注重质量、杜绝伪劣、薄利生财等多方面的要求。第三还要尽力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营造和谐的内外经营环境，比如借助宗族势力、攀援政治势力等等。这一整套的经营之道及其在经商实践活动中的灵活应用，帮助徽州商人在商界成就了“大业”。此外，为了有助经商，徽州商人还总结了千百式的经营技巧，从店堂布置到柜台语言，从商品采购到运输销售，五花八门的诀窍表明徽商对商业一途已是深入其中，用尽心思。他们编纂了各类有助于经商的书籍，如标明天下道路里程的《水陆行程图》和《路程图记》等。这类图书较早的有黄注编刊于隆庆四年(1570年)的《一统路程图记》，而最著名的则推倍漪子编纂的《新刻士商要览天下水陆行程图》.黄汁与'fly漪子均是徽州人。其中蟾漪子一书不仅列出了当时全国水陆路线100条，而且“旁搜广撅”，详细记载了每条路线之起讫城镇，沿途站点，以及侮站点之间场记里程，甚至各站点的物产、旅舍、民情风俗、运费等均有记述。这是一部富有实用性的交通图，大大方便了徽商的“出贾”和经营。有助于经商的各类书籍中，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类是医书。因为这类书对旅途中紧急处理伤病和自我保健大有裨益，所以徽州商人十分重视。许多学者均指出，新安医学之繁荣以至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安医派，离不开徽商的支持。比如业盐于扬州的著名徽州大盐商黄履退曾延请名医叶天士于其家，与诸名医一起考订药性，刻《圣济总录》，又为叶天士刻《叶氏指南》一书。还有徽州名医程杏林所著《医述》一书，也是在盐商八大总商之一包松溪的关心和资助下，历时4年才最终刻成。总之，徽州商人把经商作为一项毕生追求的事业，为做好生意，可谓煞费苦心。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徽商之敬业意识十分强烈。
    从上述三方面来看，徽商的敬业精神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就徽州商帮发展的历史来说，正是这种敬业精神为其不断壮大注入了活力。那么，为什么明清时期的徽商会有如此强烈的敬业精神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第一，来自于生活环境的压力。
    众所周知，徽州地处皖南丛山竣岭中，可耕上地很少，向来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在这里，农业生产受到了自然环境的限制，很难有大的起色和发展。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其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一段描述徽州情形的话，反映了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顾氏说:“徽郡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清确，所产至薄，独宜寂麦红虾粕，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日不过数亩，粪奎缉栉，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人，不能支什之一。[10]明代万历年间徽州著名学者汪道昆之《太函集》中也多处记载了徽州农夫稼稿之艰:“新都故为痔土，岩谷数倍土田，无破池泽蔽之饶，惟水庸为骨骨，即力田终岁，赢得几何?[11]如此生活环境，逼迫徽人只有另谋生路了。选择的结果，一部分人通过读书科考而入仕，生活得以无优;而更多的人入仕无门，则只有负贩四方，以便养家糊口。明末徽州名士金声说:“郡邑处万山，如鼠在穴，土膺田狭，能以生业着于其地者，什不获一。苟无家食，则可立而视其死，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12]这就是说，徽人大多从事商业，实在是为生活环境所迫，用顾炎武的话来说，乃是“盖其势然也”。这些人从事商业活动之后，绝无退路可言，在他们身后，是一方贫膺的土地和缺衣少食的人们.所以他们对商业的投入，较之其余富庶地区商人而言，要深沉得多。因为唯有敬业，才可免受冻馁之苦，甚至能积聚一些传诸子孙的家业。
    第二，来自于徽商对商业的正确认识。
    商业和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不受重视。“士、农、工、商”的等级次序，千百年来已深人人心。大多数人鄙视商人，不屑经商，宁愿守着几亩薄地过着贫穷的生活，也不肯走南闯北赚取厚利，因而造成商人的敬业意识十分淡薄。其中全心全意投入者殊少，一侯机会，或捐资买官，或资助子弟读书入仕，以跳出“商门”为幸事。然而，徽州商人对商业的认识则不同。他们提出了“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的观点。换句话说，农耕取什一之利，而经商不贪暴利者亦取什一之利，其实经商与农耕不存在本末高下之分.因此，在教人和徽商的观念中，商业和商人有着相当高的地位。明代著名的传奇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13]确实合乎当时当地实际。顾炎武在《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中写道，商人“数奇败折，宁终身漂泊死，羞归乡对人也。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在他们的眼中，从商高于一切。男子长大成人，一年不出去经商，就要受到亲友的耻笑。若经商而致大富，就可以“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否则羞对家人乡人，宁肯在外“终身漂泊死”。正是由于商人、家人、族人、乡人所具备的这种重视商业之“共同价值观”.使得徽商在从业过程中，只有自豪感而绝无自卑感，敬业之心油然而生。
    第三，来自于高额商业利润的诱惑。
    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徽州从事农业生产者，辛苦一年，所获仅够糊口，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已。而从事商业活动者不同，短则三、五年，长则十余年即可致大富，无论是致富的速度，还是致富的程度，都十分惊人.比如，明嘉靖年间款县人黄崇德抉货经商于淮海，“一岁中其息什之一，不数岁致万金，以货雄于新安淮海间，堂宇田园日增于旧”[14]。万历年间祁门人倪处君以三百绪起家，“择人而任事，二十年所起业累巨万”[15]。还有休宁人程维中从事商贾不数年，“货利之获，多出望外，以一获十者常有之，若有神助，不知所以然者，由是家业大兴”。还买田筑室，成为“税粮冠于一县”的大贾[16].记载这类事迹的史料，在有关徽商研究资料中俯拾皆是。据谢肇制《五杂俎》说，明代的徽商，资本在二、三十万者，只能算“下贾”，四、五十万者，才称得上“中贾”。若是“上贾”，资本可达百万以上。万历年间编篆的《款志》也记载:“邑之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数十万以汰百万者。”[17]到了清代，徽商资本更是急剧膨胀，拥有百万以上资本者已不在少数，一些著名的徽州大盐商资本更超过了千万。这些情况说明，明清时期从事经营活动的徽州商人，不仅致富较快，而且致富程度根本不是从事农业生产者所能想像的。如此高额的商业利润吸引了众多徽人投身商业，乐此不疲.这也是徽商敬业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嘉庆《黔县志》卷16《艺文》。
[2]光绪《婆源县志》卷28《人物》。
[3]民国《毅县志》卷8《人物》。
[4]《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节妇传》。
[5]《寄园寄所寄》卷11,
[6]数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故处士国政公传》。
[7]《太函集》卷91《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8]祁门倪氏族谱》卷下。
[9]《许氏世谱.明故许母永贞孺人郑氏行状》。
[10]《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2o}e
[11」《太函集》卷7《新都太守济南高公奏最序》。
[12〕康熙《徽州府志》卷8《金声与徐按院书》。
[13]《二刻拍案惊奇》卷37,
[14]歇县《辣塘黄氏宗谱》卷5《黄公崇德传》。
[15]《祁门倪氏族谱》卷续《锦城特山倪处君夫妇合葬墓志铭》。
[16]《休宁率东程氏家谱》。
[17]万历《欲志》卷l00
    (来源：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99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