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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安徽省

"贾而好儒"的徽州商帮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5 日 15 时 59 分 46 秒　
来源: 华侨大学闽商研究中心 2006-12-31 16:04:57

    安徽徽州，在三国时为新都郡，晋太康年间改为新安郡，隋开皇年间改为歙州，北宋末年又改为徽州，从此，便有徽州之名。明清两朝的徽州府下辖歙县、休宁、黟县、祁县、婺源（今属江西）、绩溪（今属安徽宣城）六县。徽州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至迟在东晋时期，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的活动就已见于历史记载，以后代有发展。到明中叶形成了一个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俗称"徽州商帮"，简称"徽商"。徽商称雄商界达400多年之久，其中明成化（公元1465～1487年）、弘治（公元1488～1505年）年间为其形成时期；从成化、弘治之际到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中叶的100余年间为其发展时期；从万历后期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初年的近100年间为其波折受挫时期；从康熙中叶到嘉庆（公元1 796～1820年）、道光（公元1821～1850年）之际的100余年间为其兴盛时期；从道光中叶到清末的近100 年间为其衰落时期。
    徽州商帮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地区出现的最大的地域商帮。徽商不仅活跃在大江南北与黄河两岸，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还远涉重洋，拓展于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治生谋术之精，从业人数之众，在当时中国商界均是首屈一指，几执商界之牛耳，与晋商并称商界两大劲旅。明代万历时人谢肇制在其《五杂俎》中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按：新安为徽州的古名），江北则推山右（按：山右为山西的别称）。"
一、徽州商帮的经营业绩
（一）主营行业
    徽商经营的行业门类众多，在明成化年间以前，以经营文房四宝、漆、木、茶叶和米谷为主；成化年间以后，经商范围不断扩大，涉足行业多种多样。从经商人数和资本流向来看，以盐、典、茶、木四业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具体而言，徽商主营的行业主要有：
1.盐业
    食盐是上至天子贵胄、下至平民百姓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食盐的销售作为一大利薮，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实行盐铁官营或官督商销。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才可获得官府酬发的盐引（食盐经营许可证），商人持盐引再到特定盐场支盐，贩运到特定地区行销。此间，山西、陕西商人由于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成为明初盐商的主体。尽管也有不少徽州商人跻身于盐商之列，终因徽州距边塞太远，纳粮办引敌不过山、陕盐商。明朝中叶，明政府改行新的盐业制度：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理盐引，就地支盐销售。这种称之为"中中折色"的盐业制度为徽州盐商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许多徽商纷纷前往离徽州较近、设在扬州的两淮盐运司以及设在杭州的两浙盐运司纳银买引。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丰，成为了徽商竞趋逐利的风水宝地。明嘉靖、万历年间，徽商在扬州致富者甚多，明后期，明政府又改行纲运制度：将各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编成纲册。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凡被编入纲册的盐商即可获得永久性的世袭垄断销售权，而没有编入纲册的盐商则无售盐的资格。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随着纲法的推行，许多在两淮业盐的徽商成为盐商世家。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实行纲法到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间，为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在扬州的徽州盐商中，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与运商，有的还招募盐丁自行产盐，牟取厚利；或为运商，专事办引销盐，以极低的场价购进食盐，贩运各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甚巨。徽州盐商不仅活跃在两淮盐场，而且也称雄于两浙盐场，在两地均处于执牛耳的中坚地位。据光绪《两淮盐法志》所载的80名客籍商人中，徽商就有60名，占75% ，而山、陕商各有10名。在嘉庆《两浙盐法志》所载的35名著名盐商中，徽商有28名，占 80%。
    在两淮地区业盐的商人称为散商。为了便于管理散商，政府往往在商人中择家道殷实者担当总商，充任官府和散商之间的联系人，实际上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盐业政策的制订。清代两淮设有八大总商，徽商就常占其四。徽商中的精英人物程之歆、汪应庚、江春、汪廷璋、鲍志道等人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其中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两浙盐业的总商也多由徽商充任。
2.典当业
    经商和放债是徽商牟利生财的两大手段。经营典当业既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厚利，又有官府保护而无风险可虞，自然被徽商视为最理想的行当，所以当他们积累起巨额的货币财富之后，总是热衷于广开典铺，牟取暴利。明清时期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巨，均非其他商帮所能比拟。
    徽州典商遍天下，从南北两京（南京和北京）到各省省会，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徽商典铺的招幌，以致社会上竟流传着"无典不徽"的谚语。明清时期北京城内典铺众多，绝大多数为徽商、晋商所开。北京徽典之多，以至徽州方言竟成为了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南京更是徽典聚集之所，明后期南京城内的500多家当铺大部分为徽商所开。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每个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大批徽州典商更是活跃在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江浙一带财富之区，典当业几为徽商所垄断。如扬州、泰兴、常熟、上海、嘉兴等处的典业全都操于徽人之手。
    徽州业典人数众多，不仅出现了一批业典世家望族，而且还出现了区域性典商群体。前者如歙县许姓家族就是一个十几代业典的典商世家，资本多达数百万，开设的当铺达40多所，布列于江浙各地，所雇员工不下2000人。后者如休宁商人几乎视典业为他们的专门职业，世人称之："典商大多休宁人"，"治典者亦惟休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人者，以专业易精（许承尧《歙事闲谭•歙风俗礼教传》）。歙商也多热衷于经营典当业，据歙县县志上记载：歙县商人经商以盐、典、茶、木为最。
3.茶业
    地处皖浙赣交界的徽州盛产名茶，是茶叶的故乡，早在唐代就已成为全国的主要产茶地之一。明清时期生产出了不少茶叶名品，诸如产于休宁县松萝山的的松萝茶、产于歙县屯溪的屯绿茶、产于祁门县的祁红茶、产于黄山的黄山毛尖峰茶、产于歙县老竹岭的老竹大方茶等等。宋元以来，徽州商人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商贸活动，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量大增，茶叶贸易渐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商中也出现了不少世世代代业茶的专业茶商。徽州茶商的经营足迹遍及天下。北京是徽商在北方的主要经营地，清乾隆年间，徽商几乎垄断了北京的茶叶市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号有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徽州茶商除在北京经营外，还将茶叶销往北方其他地区，如辽东、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在长江流域地区的汉口、九江、苏州、杭州、上海等城市以及江南城镇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活动的身影。如据《歙县志》记载：歙县商人开设的茶行、茶号遍布浙江各大城镇。抗战前后，歙人在杭州开设的茶行、店、庄达70余家。抗战胜利后，浙江崇德、桐乡县的茶业几乎全为徽商垄断。又如光绪三十四年（公元 1908 年）苏州茶商成立同业公会，当时入会登记的商户有46家，其中仅歙籍茶商就有40家。清末民初苏州城内的六大茶叶名店全为歙县商人所开设。1935年苏州茶叶同业公会的16位委员均为歙人。可见苏州茶叶市场也为徽州茶商垄断。明清时期，还有不少徽州茶商活跃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积极参加边境茶马互市贸易。此外，茶叶还是明清时期的一种重要出口货物。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茶货多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萝茶。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徽商贩茶如粤者也越来越多，称为"漂广东"、"发洋财"。徽州当时流传着一句谚语;做广东茶发财如去河滩拾卵石"，说明经营茶叶获利颇丰而且容易，因此徽州茶商纷纷奔赴广州逐利争富。
4.木业
    徽州山区盛产木材，早在南宋时期徽商就已从事木材贸易，将徽州所产木材通过山路或水路运至芜湖与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然后转销江西、浙江及其他江南产粮区，以木易米。明清时期，随着江浙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许多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商纷纷远赴江西、湖广、四川、云贵以及福建等地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徽州木商几乎垄断了江南广阔的木材市场，称雄达数百年之久，直至解放前夕徽州木商仍然活跃在江南各地。徽州木商中以婺源人最活跃，所谓"徽多木商…… 然皆婺人"（《歙事闲谭•歙风俗礼教考》），"婺源贾者率贩木"（乾隆《婺源县志》卷四）。
    徽州木商的经营方式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内采内销，即将采伐于徽州山上的木材行销于徽州境内。从事内采内销的木商为数并不多。第二种是内采外销，即将徽州境内的木材通过新安江→杭州和绩溪→青弋江→长江→江南沿江城镇两条主要路线销往江浙地区。其中芜湖、南京、镇江、苏州、杭州、常州、嘉兴、湖州与上海等地均为徽州木商活动的据点与木材货物的集散地。第三种是外采外销，即将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采伐的木材运至长江中游的汉口一带，再通过长江转销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城镇；将在江西采伐的木材沿长江销往江南地区；将在福建采伐的木材通过海道北运销往江浙一带。业木利润岷瘢罩菽旧?发迹致富者尤多。所以徽郡习惯把盐商与木商同等看待，以致流传这难栌铮"盐商木客，财大气粗"。
5.粮业
    "徽处万山中，绝无农桑利"。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商就已开始从事区域性的粮食贸易。明中叶以前，徽商经营粮业的形式主要是外采内销，即从江西、浙江等产粮区采买粮食，回销徽州境内。明中叶以后，四川、湖广地区成为全国粮仓，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而从富粮区一下沦为缺粮区，必须依赖长江中下游的接济。于是惯于业粮的徽州粮商便迅速扩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在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其经营方式也转向为外采外销，即从四川、湖广、江西以及安徽等产粮区采购米粮，长途贩运至江浙缺粮区销售。在汉口、苏州近旁的枫桥与平望镇、杭州府海宁县的长安（旧名修山）镇等全国著名的米市，处处活跃着徽州粮商的身影。
    明清时期，除了众多的专业粮商之外，徽商中还有不少兼业粮食，主要是盐商兼营粮食贸易。活跃于两淮盐场的徽州盐商每年都要把大量淮盐运往长江中游的汉口转售，利用盐船空回之机，再从汉口采买大批米粮运回江浙行销，所谓"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嘉庆《长沙县志》卷十四）。
6.布业
    布业也是徽商青睐的一个重要行业。早在明成化年间，徽商就已是经营棉布贸易最活跃的商帮了。据《云间杂识》（按：云间为松江别称）记载：成化末年，在盛产棉布的松江地区流传着"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的说法，表明松江棉布贩售之利尽被徽商所垄断。明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更进一步活跃起来。凡是江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或是设立色布字号、棉布字号（简称布号）对从农户手中收购而来的棉布进行进一步染（即染色）踹（即踹布）加工，使产品质量更为优良，然后销往四方。徽商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江苏淮安、山东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在此从事贩运活动，将江南棉布销往皖北、河南，甚至转销于西北等地。有的徽商还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江南棉布的一个重要消费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且占显要位置。
    徽商经营的行业除上述六大行业之外，还有不少行业徽商也涉足其间，诸如瓷器业、中药业、墨业、刻书业、饭店旅馆业等。举凡一切有关衣食住行用的商品，只要市场需求，有利可图，都有徽商插足其间。说徽商"其货无所不居"，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二）活动范围
    民间流传有"钻天洞庭遍地徽"（《古今奇闻》卷三）和"无徽不成镇"（民国《歙县志》卷一）的谚语，它们形象地说明了徽商活动范围之广，足迹几遍宇内。徽商的后代、现代著名徽州籍学者胡适对此解释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设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这个小村落变成了小城镇"。清代曾有文人写诗描述徽商的足迹（嘉庆《黟县志》卷十六《艺文•纪邑中风土•商》）：
    丈夫志四方，不辞万里游。
    新安多游子，尽是逐蝇头。
    风气渐成习，持筹遍九州。
    徽商既有行商，也有坐贾，但大多数徽商主要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在明代中期以后日渐兴盛的南北贸易和东西贸易中，几乎到处都可看见徽商活跃的身影，足迹遍及天下的徽商大多是依托以下5条商业运输线路进行商品贩运活动：第一条是由新安江泛舟余杭，连接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第二条是贯穿东西的长江；第三条是由淮河溯流西上，经颍河、沙河、贾鲁河而达开封，这是一条从东南地区通向中原、西北各地的重要商运路线；第四条是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这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第五条是我国近海的北洋航线和南洋航线，这是沿海数省的一条重要商运路线。这5条商运路线都是以当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为中心，呈辐射状伸向全国各地。徽州行商主要是通过这5条商运路线将江浙出产的大批丝绸、棉布、纸张、食盐、海货以及皖南的茶叶、景德镇的瓷器等运销于全国，同时又将江浙所需要的米粮、棉花、木材等通过上述5路从四面八方运销江浙。他们在异乡经商，需要结帮营运，而徽州商帮的形成也是首先始于行商。
    以横贯东西的长江商运路线为例，众多的徽商往来于大江之上，奔走于川楚吴越之间，从事商品贩运活动。在长江流域的各大商业都市都有徽商活跃其间。如今上海市所辖的地区，自明清以来就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是徽商中的盐商、典商、布商竞相趋赴的一块宝地，徽州商帮是上海最活跃的商帮。苏州在明清时期号称"江南首都"，是江浙地区商业的中心，徽商在苏州的米、布、茶、木、丝绸、颜料等各行商业中无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杭州既是全国丝织业中心，又是两浙盐运司所在地，徽商赴杭经商者络绎不绝。徽商在杭州钱塘江畔弃舟登岸的地方被世人称之为"徽州塘"；歙县江村人在杭州聚居的里弄被称作" 小江村"，由此足见徽商在杭州的影响。扬州为两淮盐业的经营中心，也是徽州盐商最集中的地方。徽商在扬州的各行各业中都极其活跃，尤其是扬州的典当业几乎全为徽商所垄断。所以后人认为"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陈去病《五石脂》）。南京城内的木业、典业、粮业和丝绸业均为徽商所控制，特别是南京的上新河一带为徽州木商的聚居之地。芜湖地处吴头楚尾，该地各行商业几乎全为徽商所操纵。地处"九省通?quot;的汉口为东西南北贸易的枢纽，不仅是"楚省咽喉"，而且云、贵、川、湘、桂、陕、豫、赣等省的货物均在此转输（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角逐于此的徽商在汉口的盐、当、木、米、棉布、药材6大行业中都占极重要的地位，他们把汉口称为"船马（码）头"（黄卯《锡金识小录》卷一），不仅在此建立会馆（初名徽宁会馆，后改为徽州会馆），而且还辟有"新安街"、"新安码头"、"新安市场"。在沿长江一带的其他城镇中，徽商的势力极为活跃。既有许多徽商入蜀经商、并由四川进入云贵等边远地区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众多徽商奔走于湖北的黄陂、黄梅、京山等县以及安徽桐城的枞阳等镇。至于沿长江支流北上陕豫，南走湘赣的徽商也是为数众多。徽商最为集中的城镇当数江浙地区工商业市镇。如苏、松、杭、嘉、湖五府所属的各个县、市、镇均是徽商辐辏之地。
    又以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商运路线为例，徽商沿运河北上，往来苏、鲁、豫、冀、晋、甘、京以及辽东等地从事商贸活动者甚多。淮安地近运河、淮河交汇之处，是运河沿线的一大商业枢纽，是众多徽商趋利侨寓的宝地。地处运河咽喉的临清更是徽商聚集之所。明万历人谢肇制称："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 "（《五杂俎》卷十四），就是说，外地人因占商籍而取得在临清参加科举考试资格者，9/10都是贾于临清的徽商子弟，足见徽商在临清势力之大。作为明清两朝都会，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的北京更是徽商辏集之地。明朝隆庆年间，歙县商人聚于京城者就以数千、万计。清乾隆年间，徽商在京开当铺、银楼、布店、茶行、茶店者更多，仅徽商经营的小茶店就有数千家。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明清时期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商入粤经商的交通要道。徽商经由此道把内地的茶叶、瓷器、丝绸、大黄运至广州，转销海外，又把外洋进口货物运销内地。江西饶州（今江西鄱阳）、江西新建县吴城镇以及广东广州均是徽商辐辏之区。徽商把徽州的茶叶、景德镇的瓷器运集于饶州后，或运销于长江、黄河流域，或经由赣江运往广东。徽商的货船一般经由吴城镇从鄱阳湖入赣江，扬帆南下直抵大庾岭下，在赣州、南康、南雄一线，为徽商盘运货物的挑夫络绎不绝。尤其应指出的是，还有不少徽商从闽、粤扬帆入海，直接从事海外贸易。据有关材料记载，徽商的足迹远至日本、暹罗（泰国）、东南亚各国以及欧洲的葡萄牙。
    总之，正如康熙《休宁县志》在概括徽人的经商活动时所说："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粤、闽、燕、齐之郊，甚则狄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禹（宇）内"（康熙《休宁县志》卷一）。
二、"徽骆驼"精神
    "骆驼"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它是主要的畜力。在人类的眼中，骆驼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等优秀品质。徽州籍学者胡适曾把徽商比喻"徽骆驼"，把徽商刻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赞之为"徽骆驼"精神。
徽商的"徽骆驼"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敬业精神
    所谓敬业精神，即指从业者对所从事的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信念和深沉投入意识。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甚众，几逾全郡人口的大半。在徽州地区流传有这样一则民谚："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五六岁，往外一丢"。也就是说徽州男子一到十五六岁，绝大多数都要外出经商谋生。徽州史籍中关于徽人"以贾代耕"、"以货殖为恒产"、"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的载述累见不鲜。为了创业，徽商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一生营商不止。《休宁县志》上说休宁之民"往往挟轻货以贾四方，贸平而取廉，多获赢利，老乃倦息"（明万历《休宁县志 •重修休宁县志序》）。按徽州当地的民间风俗，在徽州府附近地方经商者，每年探视一次家；而远者则三四年才得以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便又继续外出经商。如此年复一年，从黑发到白首，徽州商人从无怨悔。有的商人甚至数十年而不归家。如清代婺源县有一詹姓商人在其子出生数月后便辞家外出经商，如此一别竟长达17年，直到后来其子长大成人，深入川滇，遍历楚蜀，才寻访到这位詹姓商人相携而归。因此，有人说，徽州商人常常是数年一归，甚而"出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归则孙娶妇而子或不识其父"（《魏叔子文集》卷十七《江氏四世节妇传》）。徽商一生无悔投身于商业的行为体现了他们深沉而执著的敬业精神。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仆后继的执著追求。地缘和血缘是徽商成帮的粘合剂，在宗法文化根深蒂固的徽州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徽州商帮在其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特色，即"举族经商"。举族经商的方式主要?quot;合资经商"和"合伙经商"两种。所谓"合资经商"，即由族人出资，委托一人经营。如歙县《济阳江氏族谱》中记载，该族商人江国政曾在淮阴（今江苏淮阴）经商，族中亲友见其为人谨厚，交付数千金本钱委托他经营，江氏 "诚实持躬，丝毫不苟"（《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清故处土国政公传》）。所谓"合伙经商"，即同一族人各持本金，共同外出经商。如休宁人程锁率领族亲10人，每人各持300缗本金奔赴江浙一带合伙经营布业。举族经商的结果即在徽州形成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家族，诸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和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许多徽商家族都是几代人前赴后继，勤恳敬业，潜心营商。这类事迹在徽商谱牒文献资料中处处可见，充分体现了徽商强烈的敬业精神。
（二）拼搏精神
    所谓拼搏精神，是指徽商在经商过程中不畏艰险、奋发努力、积极营商的坚强意志和积极心态。闯荡商海，并非平湖荡舟，常年奔走在外的徽商在经营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到种种磨难：诸如商场的无情、商旅的险恶以及情感的折磨等等。但绝大多数的徽商都能在逆境中奋起，愈挫弥坚，百折不回，万难不屈，体现了勇往直前的顽强拼搏精神。因此，世人称道：徽州的商事风俗是"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犹未厌?quot;（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每一个成功的徽州商人几乎都有一本艰苦创业史。如明成化正德年间，休宁商人查岩振一生经商，奔走于岭南塞北，饱受寒暑之劳；往返于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可谓吃尽了经商之苦。但查氏不避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终于成为了"誉驰江湖"的一代名商（《休宁西门查氏祠记•凤湖处士彦辉查公墓志铭》）。又如明嘉靖年间，歙县木绦砩兄饰瞬晒?珍贵木材，深入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常年跋涉在深山老林中，后归居时终成一代富豪木商。他晚年在回忆其早年艰难起家的经历时不禁感慨系之："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坚"。为了使晚辈不忘先辈创业之艰辛，了解经商之不易，许尚质将其平生艰难辛苦状"勒石堂右"，时时教育子孙（《歙县许氏世谱•朴翁传》）。
    徽商不仅与自然界的恶劣环境作顽强斗争，而且还同商场上的惊涛骇浪英勇拼搏，涌现出了一大批在逆境中崛起的商界巨贾。其中以祁门县商人程神保和歙县商人江遂志最具代表性。祁商程神保从小跟随其父行商于山东济南等地，蒙霜露，沐风雨，备尝经商之辛酸。成家后以其妻李氏养蚕纺织所得的30金为本钱，行商于峡江，因邻居不慎失火，致使程氏数年辛苦积聚的家财化为灰烬。程神保毫不气馁，又多方筹资再行商于福建，终于赢利70 0余金。其后程氏挟700金为资本入楚经商，不久又遇上楚地连续五年闹饥荒，民不聊生，程氏贷出的银钱无从收回，最后只得身携百金狼狈离楚。商海几度沉浮并未磨灭程氏的拼搏之志。他再次奔走南海，贩运当地土特产品到清源淮扬间销售，终于成为了一名颇有成就的商人（《大泌山房集•程神保传》）。歙商江遂志因家贫不得已奔赴北方经商，天涯羁旅，不辞劳苦，渐渐致富。不久，因得罪税吏，囊中财物被搜刮一空，又遇上翻船事件，结果一无所有，赤手返回故里。虽受此挫折，但并不气馁，又前往江西经商，天有不测风云，江氏途经彭蠡时，所乘之舟被大风刮坏，货物折损殆尽，仅以身免，又是两手空空回归故里。年届 50的江氏回忆自己经商数十年间，是累经坎坷，"不出则已，出则未有不蹶且罹祸者矣，颠倒崎岖不知复有生人之趣。"尽管如此，他仍不屈不挠，又以破釜沉舟之决心，奔赴江淮产盐地区经商，终成一代著名的大盐商（《歙县济阳江氏族谱•明光禄丞乡饮大宾应全公原传》）。
（三）进取精神
    所谓进取精神，是指徽商在商场经营活动过程中永无止境、不断追求更高目标的意志和心态。徽商不仅在失利时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就是在经商致富以后，也没有小富即安，仍然是进取不止，到老到死仍追求不已。在这种进取精神的激励下，徽商中不少曾经是受雇于他人的小学徒，最后发展成为拥有独立资产的大商人。如著名的徽州大盐商鲍志道，年少时曾先后在鄱阳、金华、扬州等地受雇于人，做小伙计，一直未取得任何成功。但鲍氏并不气馁，20岁时到扬州辅佐他人业盐，当别人起家致富以后，鲍氏;退自居积，操奇赢，所进常过于所期"，"自占商数于淮南，不复佐人"（《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一《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成为一代大盐商。类似鲍志道的事例在有关徽商的历史文献中并不少见。
    在进取精神的激励下，一部分人白手起家，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而更多的小商人因不断开拓进取，其经济实力也逐渐由弱转强。徽州商人以小本起家而发财致富成为大贾者，史不绝书。探究其成功的奥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进取精神往往是他们从小商人发展成富商巨贾的主要精神动力因素。
    徽州商人所体现出的进取精神，对徽商的具体经营活动以及徽州商帮势力的不断拓展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徽州商人的不断开拓进取拓展了徽商的经营活动范围，使徽州商帮发展成了一个足迹遍布天下的商人集团。如歙县商人许秩先是行商于河北，后又奔走于闽、粤，纵横大江南北开拓商务。如此10余年后，其所积资财已是十分可观，但许氏并不满足于现状，又趋利于山东、湖北、湖南等地拓展基业，成为了富甲乡里的大商人。乡邻劝他：你年岁已大，应当享乐于乡间，又何必再苦历险阻。许氏不为所动，认为大丈夫应当"射四方，明远志"（《歙县许氏世谱•平山许公行状》），又买舟溯江而上，直达成都，在蜀地与齐鲁之间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类似许氏的事例，在徽州商帮中不胜枚举。
    二是徽州商人的不断进取使徽州商帮发展成为了一个从事多种经营的商人群体。许多徽州商人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并不满足在某一行业中所取得的商业成就，而是利用其雄厚的资本积极开拓新的经营行业，寻找资本财富的新增长点。因此，商人"兼业"或"兼营"是徽州商帮中一个十分突出、而且较为普遍的现象。诸如业盐于两淮盐场的徽州盐商，每年运盐到两湖地区之后，便船载当地的粮食、木材等货物，顺江东下，转销江浙地区。
（四）竞争精神
    商场服贾，如同战场克敌，只有随机应变，巧运智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明清时期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徽商敬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以"治生之祖"白圭、范蠡等古代著名商人的商战理论为指导，积极投身于商业竞争的洪流中，他们不仅勇于竞争，而且善于竞争，体现出了一种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显示了他们卓越的经营谋略和商战艺术。
    一是利用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即利用家族关系，通过联合、结帮经营以减少内耗，依靠群体的力量壮大整体竞争势力。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形成后，徽州固有的"以众帮众"的传统从自发转向自觉，徽商经营的行业呈现出地域性和家族性相对集中的现象。如歙县人大多经营盐业，婺源人大多经营木业，而祁门人则以业茶为多，至于典商则大多为休宁人。通过传、帮、带，一姓一族集中经营同一行业的现象在徽州地区也非常普遍，如歙县江村的江姓、丰溪澄塘的吴姓、潭塘的黄姓、岭山的程姓、稠墅潜口的汪姓、傅溪的徐姓、郑村的郑姓、唐模的许姓、雄村的曹姓、上丰的宋姓、棠樾的鲍姓、蓝田的叶姓等大多麇集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徽州的大盐商多出自他们之中。这种自发到自觉的联合，并由此而形成的经营行业的相对集中，使徽商的实力大大增强，竞争力大为提高，从而使江南地区的盐、典、茶、木、粮诸行业几近全为徽商所垄断。
    二是相度土宜，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运行特点选择适宜的经营地点、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必然会出现物产此丰彼歉、物价此贵彼贱的现象。徽商利用这一市场运行特点，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徽商经营的几个主要行业如盐、典、茶、木、粮、布等业，除典业外无不是转迁四方、长途贩运的。他们把江浙一带的棉布、丝绸，徽州的茶叶、竹木运销到四面八方，又把长江中上游的木材、粮食贩运到长江下游销售；还利用运河航道，把北方的棉花、大豆运销到江南，把江南的物产又运销到北方。正是在东--西、南--北大规模的双向商品流通中，徽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三是趋时观变，先发制胜。徽商非常重视也善于收集商业信息，他们凭藉一叶知秋的敏感，及时采取行动，往往先人一筹，占尽商机。徽商收集市场信息，可谓不遗余力。其方式大致有：或是利用"伙计"充当耳目，收集商业信息；或是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广泛收集商业信息；或是通过同业、同乡会馆和公所了解市场信息。徽商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和运河沿岸的各重要城镇都几乎建立有会馆和公所。会馆和公所既是徽商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互相交流信息的场所。
（五）和协精神
    所谓"和"，即指和谐，"协"即指协调。"和协"即指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达到的融洽境界。徽商好儒，深受儒学所倡导?quot;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学说的浸润，深谙和协之道，并用之指导自己的经商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
    徽商的和谐精神，首先表现在一个个商业团体之中。徽州最重宗法，举族经商的现象十分普通，一个商业团体往往就是一家人或同族人。在人数众多的商业团体中，徽州商人一般都十分重视按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选拔商业人才；遵循知人善任、因材器使、用人不疑的用人原则，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促使各人各尽其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才能。如歙县商人许翁在江浙两省开设有典肆40余所，每个典肆都聘有专门经理从事管理，在具体经营活动上，经理不受雇主限制，有着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许翁自己则长年憩居乡间。因上下同心，配合默契，典肆生意非常兴隆。
徽商的和协精神也表现在整个商帮内部。徽州商帮是以血缘、地缘为粘合剂发展而成的。徽州商人经商在外，一般都是依靠商帮作为后盾，同舟共济，以众帮众，以商帮的整体力量雄居商界。众多的徽商慷慨解囊、共同襄助在各地建立林林总总的会馆、公所，藉此联络乡谊，声应气求，从而增强了徽商之间的凝聚力，发扬光大了互相帮助的和协精神。
    徽商人和"：一是与当地的达官贵人、名流闲士、文人墨客过从甚密。其目的就是要攀缘权势，寻找靠山；结好文士，增隆声誉，力求营造一个"和协"的外部环境。这方面以盐商与盐官的结交最为明显。二是在经商社区内兴办各类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热情万分地建桥、修路、筑堤、浚河、救灾、赈荒以及捐资建殡房，置义冢，收葬无主尸骨，置救生船以拯溺，设药局以疗疾。徽商经商一方，往往是造福一方，赢得了社区民众的赞誉，使其美名传遍遐迩。徽商之所以能在人生地疏的地方立足、扎根，不断发展壮大，应该说与徽商的和协精神所营造的"和协"的商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徽商的商业道德
    "道德"一词中的"道"，是指人所共有的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原则；"德"则是指这种道理和原则对个人的影响，即个人的品质和行为。在商业活动中，商人所持的为人处世原则及其品质和行为，就是商业道德。
    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素称"文献之国"、"礼仪之邦"，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有所谓"儒风独茂"的说法。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而且还在家典、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总之，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熏陶，大多"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虽孜孜追求"厚利"，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名高"。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自明代开始，徽商就已享?quot;儒贾"之美称。所谓"儒贾"，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徽商多是 "业儒"出身，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二是指徽商以"儒道"经商。因此，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
    徽商以儒道经商为特色的商业道德具体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一）以诚待人
    "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先贤名儒无不以"诚笃"、"诚意"、"至诚" 、"存诚"等道德说教教化百姓。深受儒风熏染的徽商大多以"诚"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主张在经营活动中"以诚待人"，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智"、"巧"、"机"、"诈"之类的聚财手段，深知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三）。意思是说：只有以诚待人，人家才信服你，经常与你打交道，否则，终会对你敬而远之。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行商20余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却无怨无悔。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童叟不欺，名声大著。晚年，胡氏罢业还乡，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胡氏坚决拒绝这一要求，并说：你如果是诚实经商，又何必借我的店名。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感悟到要创出金字塔招牌，非以诚待人不可；如果待人不诚，极尽欺诈之能事，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
（二）以信接物
    "信"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儒家所倡导"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修信睦"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或信誉：
    一是童叟不欺，市不二价。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因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的原则，赢得了顾客的信任，生意极为兴隆，四方民众争购其货，从不挑剔货物的"精恶长短"（《古歙岩镇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
    二是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如休宁县商人吴鹏翔曾经营胡椒买卖生意，与人签约后购进3800斛胡椒，后经人辨别，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终止双方契约。然而吴氏竟不惜成本，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以免卖主售与他人以损害消费者。又如原籍安徽绩溪后寄居浙江杭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创办经营药号胡庆余堂之初，曾立下"戒欺"匾："凡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万不可欺。余存心济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则"戒欺"的店训实际上是告戒经营者不得欺谩顾客，更不能以伪劣商品牟取暴利。
    三是重承诺，守信用。凡借贷银钱，收取存款，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如歙商唐祁，其父曾贷某人银钱，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如数归还了债款。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还如婺源商人毕周通曾受邻村故旧王某之托收存银60余两，并专门立有一个帐本，记其存银的年月、利息，王某病死后数年，周氏拿出帐本，将王某的存款连同利息一并奉还给了王某长大成人的儿子，闻者无不叹服。
（三）以义取利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但作为商人，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利"字，与"义"似乎无缘。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以义为利、利缘义取"的旗号来调和"义"、"利"之间矛盾，主张"以义获利"、"义利双行"。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感触最深的体会是："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徽商以义取利的事例在徽州地方志、谱牒文献中俯拾可得，举不胜数。
    绝大多数徽商都是讲究商业道德，以"儒道"行商于世。但也有奸巧欺诈、唯利是图之辈，他们利欲熏心，不顾廉耻，采取坑、蒙、拐、骗等卑劣手段暴发致富，因而被时人痛斥为 "徽狗"，这类商人以典商最为突出。但这些商人并不足以代表徽商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