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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吴文化)

长三角究竟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4 日 16 时 7 分 41 秒　
来源: 浙商网 2006-4-13 16:08:59

谁来一体化
　　一方面，在推动一体化方面政府最积极主动，另一方面，谁都知道政府是一体化最大的障碍；一方面，长三角各地政府欲通过“一体化”来减轻或消除割据的弊端，另一方面，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政府主导的一体化过程所导致。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目前在长三角，有三个层面的定期举行的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自2001年起每两年由三省(市)省(市)长参加；二是由“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上形成的决策和方针。
　　其实，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启动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各政府间在“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上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协调工作，但总体讲，一体化的主角由政府来担当总不是长久之计。浙江社科院葛立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以为一讲一体化，又到了政府大有作为、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从招商引资到产品推介，官员们频频亮相，微观领域时常都可看到各级政府活跃的身影。须知，一体化不是政府的进，而是政府的退，而且是大家一起退。长三角各级政府现在迫切需要联手“有所不为”。今后的趋势是企业、NGO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尤其是民营企业壮大之后，应该让他们一展身手。”
　　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三个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要求和基础是市场一体化，即一般人们所关注的四大自由流通：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在区域内自由流通。没有市场的一体化，其它的一体化都将是扭曲的。产业布局由政府出面，肯定不行。
　　无锡市市场协会会长蒲文昌担心，现有的政府体制会束缚民间对一体化的要求。他举例说，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荣氏家族在无锡办了“三新”系列的许多工厂，但公司总部还是搬到了上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的几个主要城市都办了自行车厂，目的是向上海的“永久”、“凤凰”叫板，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基本都成建制的并入了上海两家自行车厂。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很正常的事。也纯粹是企业自己的事。现在就不同了，“春兰”要把总部搬上海，苏沪之间必须先商量一个税收的分成办法。
　　无疑，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是非常强大的利益主体。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上级和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财政权力和政治好处之间的交换；在同一级次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必须展开竞争，这就是所谓投资环境的竞争；在同级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市场制度的竞争，因为产品的区际贸易以及服务、人员和资本是否可以在区际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区域市场向对方的开放程度；在地方政府和选民之间，存在着公共品和资源两者与选民同意之间的交换；在中央政府和选民之间，也存在着公共产品与服务和资源这两者与选民同意之间的交换。这种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交换是很普遍的，根据交换理论，可以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利益流动的网络。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得到的收益取决于个体向其他人提供的利益。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上述交换过程被浓缩为一个词组，即“政绩工程”，而政绩主要是由GDP来表现的。因此，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发展型的强势政府，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各地都是高度一致的。而且，由于中国原来是计划体制的国家，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和配置资源行政权力。传统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还有另一面，就是“高度分散”。“块块”有很大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块化”、“条化”，到了地方就是“碎片化”。这样，政府就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去主导本地经济的发展，包括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名义去争夺更多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追求自己控制下的小区域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众多一体化甜言蜜语和口号后面，隐藏着各级政府的现实意图：“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已经修建好从太湖引入饮用水到盛泽的全程管道，距浙江省嘉兴市仅十里之遥，嘉兴却不能接过水去；同样，嘉兴已修建好直通至海的排污管，盛泽也不能利用，仍须重建一条。太湖流域涉及两省四市，无锡市区离太湖最近，岸线比较曲折，主要的风景区都集中在无锡，但无锡对太湖的水面管辖权只有28%。而常州市拥有几公里的湖岸线，对太湖却只有1%的管辖权，如果常州在这几公里的湖岸线上排放污水、废水，处在下游的无锡就会苦不堪言；又如同样是在江苏，在同一座山上，江阴在搞旅游，张家港则在开山炸石。
这种心猿意马的经济协作，往往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2003年8月13日，上海杭州两市政府签订《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杭两地合作交流的协议》。这份协议中一个实际的亮点是：杭州将会逐步实现对上海市民的“同城待遇”。上海市民到了杭州，就可以享受到杭州市民能享受到的正常待遇与优惠政策。据说其中可以马上落实的一项就是，当年“国庆”之后，只要是上海人到杭州旅游，在餐饮、住宿、门票等方面都能享受六折待遇；连购买女装也能打六折。这件事情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政府非要在这些已经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插一杠做什么？如果规定杭州的衣食住行对上海游客打六折，那么北京、南京的游客怎么办？退一万步说，只要不是在特殊的旅游旺季如五一国庆期间，杭州的宾馆，什么时候不能打折？至于女装，从标价算起，最后的成交价格又何止六折？
谁的一体化
　　众所周知，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集中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两大中国经济发展范式，还有上海这种强势政府主导下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即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已经基本完成(虽然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市场化程度仍有明显不同)，正面临着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市场经济或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从初级市场经济到高级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伴随着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一历史性的转型过程，因缘际会，集中体现为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进程。因此，长江三角洲一体化过程，除了会有如上所述种种区域经济的表征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制度转型过程。
　　从总体看来，长三角各地一体化“决心已定”，但江浙沪经济基础各异，市场化程度有别，所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也不同。这些都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由哪个省市来主导一体化？以哪种模式来推动一体化？将来的一体化会又将更接近于哪一个省市的理想？这些问题，其实质是一个模式之争。这在各省市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发表的观点中已经端倪可察。
　　2003年，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朱荣林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由国务院批准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别行政区(或称上海经济特别行政区)；二、仿美国密西西比河管理局例，成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统一规划、协调和实施三角洲经济的互动。而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设想：把隶属于江浙两省的部分地区划归上海，适当扩大上海的行政边界，构筑大上海经济区。
　　沈教授认为，作为第一步，可以成立统一的、跨区域的职能机构，取代目前分头管理的体制设置框架。使原来隶属于各省市的相应职能机构成为对应的分支机构。在其具体设想中，包括成立长三角警务交通管理署、工商管理署、环境署、水务署等跨省市的职能管理部门，由这些机构统一监督、统一管理、统一执法。据沈教授介绍，成立这些机构并非没有依据，英国伦敦大区警察署就是例证。
　　上面观点可能并不代表上海市政府的真正想法，但确实与上海市一贯的强势政府形象相一致。从上海市官员的公开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上海强调政府应负担起主持、规划、协调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之责，而没有明说的潜台词就是，依托国家浦东开发的战略安排，利用其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现实的龙头地位，以“服务长三角、服务全中国”为口号，坚持“四个中心”为发展战略的上海，是三省市中理所当然的主导者。
　　不可否认，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就是上海做大的一个过程。但让江浙人不服的是，上海借助其特殊地位，往往能够直接“领秉”最高层的意图，取得尚方宝剑。上海市的领导人历来兼任党或国家领导人，但上海挟国家战略和中央政策以自重，往往在一些利益攸关的竞争中占据上风。尽管上海一直也在加快与江浙地区间包括城际交通、标准互认、人才流动等方面一体化的进程，但在涉及地方利益的时候，上海却并没做任何让步。比如，江浙修到上海的路，一到与上海接口的地方就成为“断头路”；在移民问题上，上海只对高学历和有钱人开放。上海几乎所有的招聘广告上都标明必须有上海户口。此外，上海在外地产品的进入上，设置的障碍也比江苏浙江两省要多很多；上海嘉定青浦凇江的“173工程”专门针对昆山、太仓和嘉善而来。上海许诺的制造业转移纯粹是虚晃一枪。本来上海就享有特殊政策，浦东的开放有责任、有义务拉动起周围地方的经济发展。为此，江苏的部分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对上海提出抗议。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央在区域方面的不平等政策已经趋于取消。洪银兴指出，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中，上海的主要走向是发展现代服务业，长三角制造业国际基地的依托于上海的中心地位及其现代服务业。上海没有必要继续发展一般制造业。
　　与洪银兴文章相对应的是，苏州市政协在2003年12月邀请环太湖流域江浙各城市参与打造以沪杭宁为极点的大三角内的小三角———环太湖经济圈，试图在物流和旅游方面率先打破各地间的壁垒，建立以苏州为核心的小经济圈。对上海的不信任，迫使长三角走上历史的老路：江浙联合，抵抗上海。而浙江大学的史晋川非常直率的指出，浙江的制度创新远远走在上海前面，以上海为主导的一体化，对浙江而言，无疑是一种倒退。
　　从三地学者的争论中，我们隐约可以感受到对“谁的一体化”的不同理解。江苏和浙江的一致性可能更多。但对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产业转型的紧迫性、区域制度竞争与创新等问题与一体化的关系上，由于其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浙江方面的认识又更深刻一些。应该承认，浙江的市场化程度、区域制度创新能力都走在江苏的前面，而江苏又走在上海的前面。然而，上海的龙头地位已然成为事实。江浙两地到处可见的“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口号后面，总该是有些无奈吧。
　　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区域经济的现实情况，在南方，面向香港推出了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方案；在北方，提出了振兴东北战略。中央政府政策倾斜的北上、南下的趋势基本形成。这导致优势要素向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集中的倾向开始变化。原来，上海又建磁浮铁路，又筹划京沪高铁，但现在，京沪高铁已明显拖慢，中央已着手筹划新的京广铁路建设。
　　CEPA的迅速实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向中部转移的一步好棋。事实上，CEPA之后，泛珠三角大计(由广东、湖南、江西等九省区及港澳特区组成)便应运而生，成为完全不亚于长三角的一个新热点。而计划中的新京广铁路很有可能跟筹划中的广州至香港的高速铁路对接，从而香港也可以直接与中国的广大内地相通。届时香港将拥有不亚于上海的腹地。这从都市圈竞争的角度看，对“大上海”可能会是一个打击。
谁来一体化
　　一方面，在推动一体化方面政府最积极主动，另一方面，谁都知道政府是一体化最大的障碍；一方面，长三角各地政府欲通过“一体化”来减轻或消除割据的弊端，另一方面，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政府主导的一体化过程所导致。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目前在长三角，有三个层面的定期举行的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自2001年起每两年由三省(市)省(市)长参加；二是由“长三角”15市的常务副市长参加的“经济协调会”，也是每两年召开一次；三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存在的“协作办主任会议”，其主要职责是落实前两个会议上形成的决策和方针。
　　其实，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启动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各政府间在“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上已经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协调工作，但总体讲，一体化的主角由政府来担当总不是长久之计。浙江社科院葛立成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以为一讲一体化，又到了政府大有作为、大展身手的时候了。从招商引资到产品推介，官员们频频亮相，微观领域时常都可看到各级政府活跃的身影。须知，一体化不是政府的进，而是政府的退，而且是大家一起退。长三角各级政府现在迫切需要联手“有所不为”。今后的趋势是企业、NGO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尤其是民营企业壮大之后，应该让他们一展身手。”
　　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包括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三个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要求和基础是市场一体化，即一般人们所关注的四大自由流通：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在区域内自由流通。没有市场的一体化，其它的一体化都将是扭曲的。产业布局由政府出面，肯定不行。
　　无锡市市场协会会长蒲文昌担心，现有的政府体制会束缚民间对一体化的要求。他举例说，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荣氏家族在无锡办了“三新”系列的许多工厂，但公司总部还是搬到了上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南的几个主要城市都办了自行车厂，目的是向上海的“永久”、“凤凰”叫板，但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基本都成建制的并入了上海两家自行车厂。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很正常的事。也纯粹是企业自己的事。现在就不同了，“春兰”要把总部搬上海，苏沪之间必须先商量一个税收的分成办法。
　　无疑，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是非常强大的利益主体。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上级和下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确存在着财政权力和政治好处之间的交换；在同一级次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必须展开竞争，这就是所谓投资环境的竞争；在同级政府之间，还存在着市场制度的竞争，因为产品的区际贸易以及服务、人员和资本是否可以在区际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区域市场向对方的开放程度；在地方政府和选民之间，存在着公共品和资源两者与选民同意之间的交换；在中央政府和选民之间，也存在着公共产品与服务和资源这两者与选民同意之间的交换。这种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交换是很普遍的，根据交换理论，可以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利益流动的网络。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得到的收益取决于个体向其他人提供的利益。
　　然而，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上述交换过程被浓缩为一个词组，即“政绩工程”，而政绩主要是由GDP来表现的。因此，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发展型的强势政府，在这一点上长三角各地都是高度一致的。而且，由于中国原来是计划体制的国家，政府手里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和配置资源行政权力。传统计划经济的“高度集中”，实际上还有另一面，就是“高度分散”。“块块”有很大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块化”、“条化”，到了地方就是“碎片化”。这样，政府就既有愿望，也有能力去主导本地经济的发展，包括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名义去争夺更多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追求自己控制下的小区域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众多一体化甜言蜜语和口号后面，隐藏着各级政府的现实意图：“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已经修建好从太湖引入饮用水到盛泽的全程管道，距浙江省嘉兴市仅十里之遥，嘉兴却不能接过水去；同样，嘉兴已修建好直通至海的排污管，盛泽也不能利用，仍须重建一条。太湖流域涉及两省四市，无锡市区离太湖最近，岸线比较曲折，主要的风景区都集中在无锡，但无锡对太湖的水面管辖权只有28%。而常州市拥有几公里的湖岸线，对太湖却只有1%的管辖权，如果常州在这几公里的湖岸线上排放污水、废水，处在下游的无锡就会苦不堪言；又如同样是在江苏，在同一座山上，江阴在搞旅游，张家港则在开山炸石。
　　这种心猿意马的经济协作，往往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2003年8月13日，上海杭州两市政府签订《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杭两地合作交流的协议》。这份协议中一个实际的亮点是：杭州将会逐步实现对上海市民的“同城待遇”。上海市民到了杭州，就可以享受到杭州市民能享受到的正常待遇与优惠政策。据说其中可以马上落实的一项就是，当年“国庆”之后，只要是上海人到杭州旅游，在餐饮、住宿、门票等方面都能享受六折待遇；连购买女装也能打六折。这件事情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政府非要在这些已经充分竞争的行业中插一杠做什么？如果规定杭州的衣食住行对上海游客打六折，那么北京、南京的游客怎么办？退一万步说，只要不是在特殊的旅游旺季如五一国庆期间，杭州的宾馆，什么时候不能打折？至于女装，从标价算起，最后的成交价格又何止六折？
整体制造业，还是单纯加工业
　　浦东开发时，引资门槛高，只是盯着世界500强，但江苏、浙江拼命降低门槛，25%的增值税只收12.5%。尤其是昆山、苏州抓住了机会。但不可否认，门槛太低也有太低的问题。
　　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指出：目前，在长三角区域的两省一市中，江苏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珠三角“贴牌”经济的弊端
　　而且最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一讲“引资”和“优惠政策”民营企业就遭殃了。那些本地的中小民营企业被彻底边缘化了。在长三角北部，外资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本地生产力的衰落。
　　长三角正面临着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型。这个产业结构转型就是中国的重化工业化，这恰恰也是与国际上产业转移的趋势相一致的。这也要求长三角产业升级要呼应国际产业转移。
　　从产业发展的规律看，世界各国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轨迹向前发展。在这条产业转移的链条上，中国经济正处于重工业的启动阶段。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的中期阶段。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呈现给国际资本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首选之地是中国。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
　　从历史上看，世界制造业中心曾发生过几次大的转移。二战之前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二战以后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资本和产业很明显地向中国内地转移，而且这一次的转移不仅是生产的转移，还逐步扩展到研发、营销等方面的转移。
　　一般而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起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加工工业，而后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所承受的外资主要是来自加工工业的产业转移，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开始的这一轮长三角吸收外资的热潮则与国际重化工业向中国的转移分不开。因此，今后长三角利用外资的定位应当是改造传统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
　　虽然长三角地区的初级原材料和燃料都比较匮乏，但中国的矿产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而且品位不高，无论是石油、黑色金属矿石还是有色金属原材料，目前都已经大量依赖于进口。因此，沿海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石化等行业，其成本优势反而更明显，因为一来东部地区的消费能力大，二来东部地区可以就近进口。这也是国外重工业转移到长三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整体制造业和重化工业能在长三角新一轮引资中与本地经济相配套，这或许是长三角一体化的福音。因为资本密集型的整体制造业和重化工业，是一种规模经济，也是需要更高水平服务业支撑的经济，这必将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促进力量。
不缺资本，缺的是“公平竞争”
　　长三角各地为抢外资，拼地价、拼税收政策，已到了“跳楼”和“割喉”的惨烈程度。各地为了与昆山、苏州竞争，不仅赔上土地和税收，还要为外资企业垫付职工培训费。但另一方面，为平衡财政，土地低价出让给外商的同时，政府又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的高价来弥补亏空。“商业用地100万元／亩很正常”，而承担高地价的是当地居民。
　　2003年以来，浙江在引进外资上频频主动出击，其成绩之大甚至令苏州有了危机感。浙江全省的产业升级已成为当地官员焦虑的中心，“借力外资”成为最现实的选择之一。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浙江官员直言不讳地说“何止是突破口，招商引资根本就是我们接轨上海的着眼点。”与之相佐证的是，在浙北某市的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招商引资是政府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引资要达到苏州的百分之多少”等字样。
　　在我国，资本比劳动更稀缺，这是一个长期的约束。然而，最近几年，我国资金供应状况发生明显变化。从内资方面看，至2004年1月，国内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11.63万亿元。从外汇储备看，至2003年底，我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达4032.51亿美元，截至2004年1月末，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含外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510亿美元。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我国已不是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既然国内资金供应已经大为改善，引进外资的着眼点理所当然应从数量转变到质量上来。但现在内资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外资对内资的“替代”情况已经发生。在引资政策上，应将以前的外资“超国民待遇”或者“非国民待遇”逐步取消，统一各地、各部门的有关法规政策，对内资和外资一视同仁，这也是与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要求相一致的。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温州炒房团在全国范围内炒高楼价的说法流传甚广，业界普遍认为，温州至少有10万人在炒楼，动用的民间资金高达1000亿元以上。这些资本原本可以投入制造业用作扩大再生产和产业结构升级，而现在则“流出”到了纯粹的炒买交易中。照理，在自上而下推行的一体化中，面对行政壁垒的拆除，浙江民间资本应该拥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但现实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投资取向已经开始分化，除了一部分企业家继续在制造业进行耐心布局，或是按地域延伸产业链，或是向产业链两端追溯以提升竞争力以外，还有一部分民间资本明显开始失去耐心，以短期获利为主要目的，房地产业便成了主要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四处炒房的只是浙江游资的一个方面军，它们主要由中小资本构成，而另有一部分制造业大资本则开始离开原来产业，大举进入房地产开发，准备“捞点快钱”。
　　浙江民间资本充裕，许多资金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只好东冲西撞，集群式地在地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期货市场活动。造成这种现象最关键的原因是市场准入问题。有很多行业和领域，被国家管理控制住了，民间资本进不去。同样的，在公共事业领域和许多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内，民营资本也受到了限制。而经验表明，任何领域，民间资本一旦进去了，投资需求和投资效益就会迸发出来。例如高等教育(大专)和职业教育，1998年之前政策不许民间资本进入，1998年政策放开后，当年浙江就出现36家民营教育机构，成百亿的资金一下子进去了。不出几年，宁波万里学院、上海剑桥学院等民资教育机构已经非常有号召力了。各地优惠政策专搞差别化待遇，尤其对财产保护不能一视同仁。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保外(外资)”、“保大(大资本)”、“保货币资本”，但却不保护人，不保护土地。相比于民间资本，外资受到的准入限制要少得多。在所谓必须“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中，公用性行业早就有外资在经营，“西气东输”项目也已经由外商参与或甚至一度考虑允许外资控股。至于在“大型项目由国有企业经营”的行业中，水泥、电子、电脑、汽车、新兴材料等行业，更有很多是外资企业，但却鲜见民营资本。外资银行可以在中国办代表处、分行，可以做人民币和外币业务等等。但是中国的民营银行到目前为止也只有民生银行一家。总之，在这些受到控制的行业中，外资进入所受到的限制比起民间资本要少得多。如果外资的市场在国内的话，本地中小企业更难进入市场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会刻意去保护比尔•盖茨，他们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的是中小企业的利益。对此，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指出：“长三角各地政府正在用土地换资本以损害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财产权利，以损害中小资本的权利为代价吸引外资，提高GDP。这个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只有政府取消这样的歧视性产权保护政策，公平地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产权，要素流动才不会被扭曲，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
　　歧视，再加上外资的过分密集，必然会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苏南一般民众“打工者化”。他们像浙江的小老板那样自己创业的机会要少很多，这反过来又使民营经济的成长更加困难。
　　新望，1964年生，甘肃靖远县人。曾任兰州大学助理研究员，江苏省张家港市委党校高级讲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改革》杂志主编。获得过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目前兼任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来源：新浪财经作者：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