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根在中原,中原文化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传入客家人聚居区“闽粤赣”三角边地后,由于地域边缘性特征显著,村落环境、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护较好,就形成现代所称的“古村落”。同时该地区的古村落建筑均讲究恃险而建,深居山区腹地,为外界所难进入,恐怕是中国古村落的集中保留区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多角度去研究客家古村落。本文试图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客家古村落的文化境界。 
    自然空间的选择 
    晋朝末年以来,客家先民从古中原(河洛地区)南迁,途经吴、越、楚等广大地区,经历了“迁徙—侨居—再迁徙—定居”的过程,进入闽西北赣中南地区。对于饱尝战争之苦的客家先民来说,选择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是他们的首要渴求。时多为衣冠南下,出身望族,何尝不愿选择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客家村落选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环境总像。客家村落选址首先注意的是周围环境的总体印象。《地理五诀》中的“风水论”写道:“地理之道,首重龙,龙者地之气也,水界则聚,乘风则散。”“龙”即山脉,其走向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风水”。《阳宅》开篇对住宅选址的环境条件提出要议:“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这体现了人必须依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选择适当地址而栖。客家先民本为中原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这些道理定然清楚。正如江西省赣县白鹭客家古村落:该村落呈半月形,面积约0.2平方公里。北靠天屏山,南依岗山,前有群山叠嶂绵延,特别是北部的靠山是五条山脊延伸出来的“五龙山形”,鹭溪水九曲迂回环绕着村南而过,水口处有两座山岭,“狮蹲”和“象跃”两两对峙,把住水口,留住来龙,实为“风水宝地”。位于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周田村,这里群山环抱,有奇石、秀峰,南边流淌着静静的周田河,这里又是明清时期的古驿道,有“三省通衢”之称。还有江西吉安县横江镇唐贤坊村,福建连城县的培田古村,这些地方都有共同的地理特征。宋杨万里的《东园醉望暮山》,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富有意境的描写:“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这很符合中国风水学说的基本要求:住基地势要宽敞平旦,周围有山水环抱。前方有案山横搁,出水口要紧缩有情,外阳方有秀峰耸立。这种特有的中国风水观总体表现看有两派,即以江西为代表的“形势”派(又称峦山派)和以福建为代表的“理气”派。“形势”派以地势论风水;“理气”派以方位朝向论风水。不论怎么说,总体上必须具备“藏风”和“聚气”的风水环境。这些客家古村落的选址,不仅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而且要与中国风水学理论的要求相一致。 
    景观具象。现存的客家古村落反映了客家人追求的理想居住环境,这些居住环境在景观上的表现通常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的山水胜地。风水学里所说“山为骨架,水为血脉,草木为毛发,烟云为神采”的总体环境观。其中,自然景观的要求至为重要。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何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由此可见程颐亲近自然之美的渴望程度。所以很多先贤往往“慕山水之胜而居之”。客家人的祖先们选址何尝不为美景而动情?群山绵延的白鹭村,奇石秀峰的周田村,青翠欲滴、古木参天的培田村等客家村落,都是南方青山绿水的典型代表,都体现了卉木葱倩、土衍草肥、牧笛横秋的江南秀美之景。 
    趋吉意象。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中,对环境的吉凶意识早已在人们心中形成。《地理五诀》风水论说道:“水之用有吉凶两端,而风之害实为阴宅之大忌,故虽龙真穴,砂环水抱,而一经风吹,纵不至为弃地,亦难免破损矣。”所以古村落的选择,除优厚的自然环境外,还对周围环境的凶吉赋予人文意味,成了传统村落选择的共识。所以,古代人们在风水学方面引入了“四神兽”的概念,把地形四个方位比拟为四种神兽之形,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种神灵依次组合成的自然环境,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理想的、护卫严谨的安全环境。所以,风水学理论解释道: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当然在现实选址的解释中又不一定完全如此。一般来说,在山水生成中,选址要素有:来龙问题,来水问题,去水问题。如果背靠绵绵大山,水来宽阔,水口紧缩,并迂回曲折,前有层峦叠嶂,即是理想环境。白鹭村北有“五虎山”形,南有九曲迂回环绕的鹭溪水,更有“狮蹲”和“象跃”二山拱护水口,总体为依山傍水,能够体现“藏风聚气” 的吉祥地理模式。其他客家古村落大体都是山间盆地,依山傍水,吉象亦然。当然,自然环境不可能十全十美,在自然缺陷的条件下,人们通常用后天人工补救的措施,主要方法有:一是造池引水,即开凿池沼,蓄水聚财;一是植林补基,即有些地方水口不够紧缩,用植树来囊风聚气。如福建龙岩的银澍村通过植树,形成“密林蔽日”、“茂林修竹”等景观。一是造“兴文运”的建筑,即在村水口处建阁塔,称“文笔峰”。如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记道:“水口之间宜有高峰耸峙,所以贮财源而兴文运者也……芳溪四面皆山……惟东南隅山势平远……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砥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可见客家古村落对水口的重视。其他方面的人工补救的方法还很多,此处暂不多举。
    文化空间建构 
    客家古村落在追求和谐的自然环境的同时,还追求一种建筑布局的合理性,就是通过古村落的规划创意来体现客家人的文化境界,从中我们看到了迁徙型村落自身所体现的特征。 
    防御性突出的实用功能。在晋末到宋明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客家先民被迫背井离乡,南下迁入闽粤赣三角边地而形成一支汉族民系。后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民不断发生斗争和融合,由此他们的防御意识特别强烈。因而,在建筑房屋时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安全问题,建造坚固的围墙来抵御外敌入侵,“五凤楼”、“围垄屋”和“土楼”三种房屋最具代表性。“五凤楼”是三堂两横,层数逐渐增高,前低后高,似展翅欲飞的腾跃之势。“围垄屋”是厅堂与横屋为方形或长方形组合体,两侧及后面以圆形成列的围屋。“土楼”是以厚土垒墙体成圆形或方形,沿内墙周建屋,将堂屋横屋连成一体而成。其他客家古村落房屋类型也大体是典型的传统天井式“围合屋”,墙体高大雄浑,亦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功能。 
    以祠堂为主。客家古村落形成是建立在以礼制为前提的传统伦理基础上,礼制是凌驾于一切现实生活之上的精神支柱。魏晋时期封建门阀制度已经形成,南迁的客家先民受其影响相当深刻,门第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高低。同时修谱牒之风盛行,出现了“睦族宗”,修谱联宗,建祠以祀的风气。因此,象征着宗族村落核心的宗祠在聚族而居的客家人的生活空间中,祠堂建设的地位特别突出,其他居住建筑则围合在其前后左右,这样构成了客家古村落建筑生活空间的组合原则。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的“唐贤坊村”的萧氏宗祠就是个例子。据萧氏族谱记载:“萧氏宗祠”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横江镇滩头村(现为江边村)的萧懋爵按“以世之贤,莫盛于唐”的构思,于江边村东立“唐贤坊”,建村称“唐贤坊村”,命次子萧登分居该村。现可见该村居中屹立着一座雄伟气派的砖木结构的“萧氏宗祠”,祠堂正厅,中堂横匾上刻着“敦伦堂”三个苍劲庄重的红底黑字,可见伦理教化的重要性。在客家村落中,宗祠往往是全村最雄伟气派堂皇的建筑,可以说无一例外。 
    崇文重教,重修学堂。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素养较高,故注重文教,力求子弟“知书识礼”,乃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因此,很多客家古村落都建有学堂。自明朝永乐至清朝康熙的300余年中,白鹭村运用大量的财力办学。家族与私人办私塾、学堂和书院数量为全县第一,“四留书院”、“白鹭学堂”甚为有名。明清时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中,出现过568名秀才,17名举人,更有钟谷、钟学遴等名人流芳于世。 
    福建省连城的培田村,在历史上教育最繁荣时有18座书院、私塾和学堂,那时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据史料记载:从乾隆三十年到光绪三十一年的140年间,仅百余户人家的培田村共有邑庠生、郡庠生、国学生、贡生等130人,出了3名举人、1名翰林、1名武进士;19人入仕,官至五品者5人。当地所传唱的“十户一书院,五户一祠堂,三户一店铺,一户十牌匾”,便是培田古村落当时文化繁荣的写照。科举功名成为客家社会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尺度,“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弟是书香”,这显然是客家人开办学堂的文化心理依据。 
    江西省乐安县西南流坑村,始建于后梁开平初年,全村皆姓董,尊奉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先祖。据明代流坑村《董氏族谱》载:流坑董氏原籍安徽,其祖董晋为唐朝宰相,其后裔为避黄巢之乱,遂迁江西。董氏家族历来崇尚耕读,全村建有书院28所,先后出过进士32名,其中文武状元各1名,会元1名,解元10名;培养出县以上的文武官员及文化名士达300余人,其中师保6名。流坑村正是这种山环水抱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如此众多的文人学士。 
    灵山秀水的自然环境和浓郁的重教传统,世代耕读文化氛围的影响,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名士,从中体现了独特的客家古村落文化意蕴。 
    文化境界的蕴含 
    客家古村落的文化境界主要特征是田园山水与耕读文化的结合,把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进行统一关照,并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钟情于田园山水的耕读文化由来已久,在历史中早有端倪。《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述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场圃筑前,果园树后。”魏晋时期,一些文人雅士纷纷兴起对田园山水的热爱,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等最具代表性。在此情况下,诗歌创作方面也很快孕育出山水田园诗派,唐代的孟浩然、王维等把它推向顶峰。其实,这种理想境界的思想来源是儒道的结合,“儒主入仕”,“道主归隐”。历来中国文人采取的人生策略,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客家古村落和其他地方普通百姓的耕读生活,并非如历史上隐士们怀有的那种无奈和旨趣,而只是一种普通百姓对“知书识礼”的传统习惯的保持,只是中国传统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也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客家古村落里尤显突出。 
    如前所述,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先民基本上来自于中原望族,南迁后仍讲究耕读传家,并为这种文化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当然,客家古村落的耕读文化的产生有赖于独特的自然环境,闽粤赣地区(特别是闽赣丘陵地区)山水奇秀,建构客家古村落的先贤们,借助山水来勾画自然与人和谐的环境,通过“水口园林”、“文笔塔”等把人之意识寄托于自然的重构中,把人的意识渗透到自然中。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蕴含潜藏在客家古村落旖旎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中,衬托出理想的耕读文化至真至美的理想境界。

    (作者单位:福建三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