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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山西省

解读晋商——孔祥毅教授访谈录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8 时 40 分 31 秒　
来源: 山西新闻网 2006-5-1 18:41:54

晋商现象：历史遗留给今天的话题
　　晋商现象，是我关注已久的一个话题。
　　1997年深秋，我随几位友人到晋中游玩。散步在晋中大地上一座座气势宏大的深宅大院，祁县、平遥古城中林立的明清遗存商铺，第一次激发了我探究其背后故事的浓厚兴趣。粗略翻阅了几本有关晋商的书籍以后，我有一种非常惊讶的感觉：许多我们今天视为企业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在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在山西这块大地上，曾经得到广泛的实践、应用。权责明确的两权分离的企业治理结构、对人力资本的认可和实践(人力股)、有效的行会制度、个人信誉体系的构建……等等，尽管这些实践还远谈不上是最完善的，但在基本方法和思路上，与今天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管理思想颇多契合。
　　在日常学习和从事编辑业务的时候，我的时会因相关的问题联想起当年的晋商。在某些问题上，研究前人的东西与研究外来的东西同等重要，两者相结合对我们来说可能更有价值，简单照搬哪一个都难以奏效。在今天后者占尽强势的情况下，了解认识一下我们前人的成功实践肯定是有益的。
　　对比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在他们的管理文化中，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东方特色的思维方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比起我们国内的企业来，这一特色更加鲜明。应该说，他们对外开放的历史更长久，开放的程度更深。这个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
　　尽管长期以来关注晋商，由于自揣才疏学浅，未敢轻涉。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山西财经大学宋瑞卿先生引见，得以拜识孔祥毅教授。孔教授现任辽宁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孔教授从教近40年，以治学严谨著称，并且对晋商现象有着精深的研究。
　　不久前，我专程赴太原，与孔教授就晋商话题竟日畅谈，受益良多。现将谈话内容进行整理并经孔教授校正后在本期“特别关注”栏目中刊载。
　　记者：在我对晋商逐步加深了解的过程中，深感晋商的经营管理对于今天的企业管理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我们想请您就有关晋商与现代企业管理方面的话题谈一谈。
　　孔：晋商在其近五百年的历史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经营宝训，是一笔泽被世人、恩泽后代的遗产。500年间，晋商以其勤劳、智慧传承富裕、文明，足迹遍华夏，声名振欧亚，影响之大，在中国、在亚洲甚至于世界商史上都有一定的位置。
　　记者：请您先对晋商的发展脉络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好吗?
　　孔：明清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开始由盛向衰转变，同时，封建的自然经济、习俗经济也开始出现了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萌芽。明清时期，中国商业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清代初期，山西商人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同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对答如流。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著名字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由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除了国内贸易外，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我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记者：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其中一定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代企业管理学习、借鉴的地方。以下我们分别围绕有关晋商的两权分离及其制约、人身股的实践及其与当代企业的改革、晋商行会对现代行业协会的借鉴、晋商“相与”与现代社会信用、“官商相维”的传承与扬弃、晋商精神的现代意义和晋商衰落的历史教训等方面的话题进行探讨。
两权分离及其制约
　　记者：一般人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权责明晰的企业治理结构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我在许多资料上看到，在明清时代山西商人有代表性的知名企业申，普遍采用的是这种方法，尽管在细节和具体操作方法上略存差异，但其共有的特征是两权严格分离，权责高度明确，而且这一治理模式存在、运行了数百年之久，很少有因为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导致严重问题的记载。这是我在研究晋商现象时最感到惊奇的地方。请您先谈一谈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孔：晋商实行的两权分离的制度到底是何人首创、何时形成的，史料尚未发现明确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随着明清以来晋商迅速成长、崛起，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氛围，经营管理人才大量涌现而逐步形成、完善起来的。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作掌柜，并在有中证人参加的宴请席上，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在今天看到的许多商号遗存的史料上，晋商普遍采取的是这种两权分离的治理结构。
　　记者：晋商的两权分离与今天我们正在大力推广、借鉴的西方企业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经理的权限非常大，许多在今天看来应该由所有者的代表(董事会)来决策的问题，都是由掌柜决策。
　　孔：是的。晋商的经营者权力确实非常大，财东对于企业具体的经营过程采取了超然的态度，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不加干预，日常的盈亏也不过问，让经理大胆放手经营，静候账期(一个会计年度，一般为4年)决算。财东的子弟就业，也不得进入本号。财东连举荐人的权力也没有。在大德通商号的号规中有这样一条：“各连号不准东家举荐人位，如实在有情面难推者，准其往别号转推。”经理在商号内部实行高度集权制，同仁们虽然有建议权，有身份、有资历的伙计在一些小事情上也可以便宜行事，但大事则由经理裁夺。经理每年年终汇集营业报告表，造具情册，向财东汇报一次，这时财东对经理的经营策略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财东只能在结账时行使权力，平时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或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办事，只有经理才能对外代表商号，财东不得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
　　记者：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现象呢?或者说财东这样大胆授权的根据是什么呢?
　　孔：晋商的财东们之所以敢于对经理们如此大规模地放权，我觉得主要是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如何选人、用人，包括选人的程序、选人的标准和选拔人以后如何培训教育、如何使用；第二个层面是对于人的约束，这又可以分为两个约束，一是用伦理思想约束，这种约束是潜移默化的，贯穿在日常的企活动之中，二是用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约束，属于内部约束，是通过制度来规范约束人的。由于晋商在选人、用人以及约束、制约员工几个关键的环节处理得比较好，所以财东能够大胆地放手、大胆地授权。
经理的选择：“认真察看者得之”
　　记者：我从史料上看到，晋商在经理的选择上是非常的慎重、认真的。他具体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孔：山西票号业的著名人物李宏龄总结说：“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者得之，不认真察看者不得之”。财东在开办企业之前，第一件要务是物色合适的经理，或是由介绍人引荐，或是由自己注意查访。财东心目中理想的经理应该是能攻善守，有谋有为，特别是要德才兼备。经过反复考察、比较、筛选以后，一旦确定人选，财东便具礼相聘。在正式聘用之前，财东与被聘的经理还要面谈一次，以便当面做最后考察，被聘者也借此机会考察一下财东，看他对自己是否有信心、有决心，在经营思想和方略上是否相一致。这一切都没有问题以后，双方便正式合作。所以说尽管财东在企业正式运作以后采取一种超然事外的态度，但在选人上是从不畏烦难、毫不含糊的。
　　记者：这样看来，在当时的山西，拥有一支人数可观的职业经理人队伍，使出资者可以有充分的选人余地。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这支队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孔：山西商人在选拔、培养后备人才时也充分表现出“慎于择人”的管理风格。晋商在选择新人时，一般都是在总号所在地本县和邻近地区的青少年中选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通常，新人进入企业工作还要有可靠的介绍人作保。比如山西商号中最著名的大盛魁在选择人时，都是从祁县、太谷选择十五六岁的孩子，有一定文化，举止正派、聪慧机灵，而且其家族及上代人均没有污点。选定后让他们步行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的分号，然后换乘骆驼一直到科布多(位于外蒙古的西部与新疆交界处)总号，在那里进行培训，主要是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如俄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及商号里的各项规矩，随后分派到各个分号，跟着老职工学习业务，叫学徒，主要是端“三壶”(水壶、茶壶、尿壶)、扫地、抹桌、上下门板等杂活，晚上练习写字、打算盘，向老职工学习各项实用技术，此外还要学习企业里的各项规矩。三年学徒期满，方可以做一些具体业务，经多年实际业务考验，选能任贤、委以重任，不分门户，不问私情，量才任用。晋商财东认为：“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独不然?”他们求贤若渴，一旦发现可用之才，便登门相求。
财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记者：选拔合适的人选并加以培训后，下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涉及到用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晋商又是如何去做的呢?
　　孔：刚才讲到的只是选拔、培训方面，这仅仅是使员工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员工的主动性、责任感、归宿感、忠诚心和道德觉悟等，则是要在用人的过程中巩固、升华的。晋商深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之道，即使遇到年终结算发生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失职或能力不足造成的，财东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多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期来年扭亏为盈。这种充分信任，从而使经理们确立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的准则。可以说，这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最宝贵的资源，它更具有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大胆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如何用人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之一，它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
　　记者：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来说明财东和掌柜这种信任关系的?
　　孔：举个例子说，当年太谷曹家觉得沈阳是个很有前途的市场，想在沈阳开设富生峻钱庄，曹财东四处求人推荐合适的人做掌柜，亲自查访候选者的身世、家世，多方面考察其品行、道德、能力，最后又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家道殷实的保荐人，正式聘用了一位掌柜，并将七万两白银交付他作本钱，令其赴沈阳上任。这位掌柜经营了几年，不仅没有为东家赚到钱，反而把东家的本银也赔了进去，掌柜只得回太谷向财东汇报亏损的经过。曹财东听了掌柜的全面汇报，感到导致亏损并不是因为掌柜不能恪尽职守或能力不足，实在是一些意外的因素所致。因此，他没有责怪掌柜，又给他拨付了第二笔资本。不料几年过去，本钱又亏得一塌糊涂。这位掌柜觉得很羞愧，提出引咎辞职，可曹财东听了他的第二次汇报，又进行认真分析，认定这位掌柜断非无能之辈，于是又拿出第三笔本钱，并鼓励这位经理不要灰心，放心去做。掌柜回到东北后，重振旗鼓，整顿人事，在总结前两次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调整了经营策略，没几年，富生峻钱庄不仅赢回了前两次亏赔的钱，而且获得巨额盈利。掌柜利用这些盈利，利用当地盛产高粱的优势，为东家在四平开办了富盛泉、富盛成、富盛长、富盛义四家酿酒商号，富生峻钱庄也在沈阳金融界确立了稳固的大户地位。
道德与制度：谁更有效?
　　记者：财东这样大胆地用人，并不能绝对保证对方也是赤胆忠诚、忠心耿耿地为东家效力的，必须有所约束，并要灌输一定的思想来进行说教、劝勉。
　　孔：对，这就是伦理思想。晋商推崇诚信义利的伦理道德。东家对待企业的职员，企业的职员对待东家，都讲究诚、信、仁、义。对于职员来说，东家对我信任，我不能对不起东家。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晋商在外经营赚钱后，首先要修关帝庙。晋商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不盖关帝庙的，一个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就有七个关帝庙。山西商人把关帝庙修遍了全国，就是青藏高原的西宁、拉萨都有关帝庙，甚至于海外，也都有山西商人建的关帝庙。如日本的兵库县至今还有关帝庙。晋商把关云长奉为财神，恐怕主要是因为关云长讲义气，在外经商要讲义气，相互支持。因此，儒家思想在晋商中体现得很突出，这种伦理思想对于晋商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记者：通常人们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更多地是体现为人治，而法治精神不足，但是我从有关材料上看到，晋商企业普遍制定了一套近乎严苛的管理制度。晋商是如何通过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对经理和普通员工进行有效约束的?
　　孔：是的，晋商企业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过号规即内部制度和行会纪律对从业者进行有效约束。比如，票号各分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工作人员的具体要求等，内容非常细致、严密。同时，还会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增删。而且，规矩一旦确认下来，不论经理、伙计、学徒乃至财东，都须严格遵守。如休假制度，总号人员一般两三个月可以休息7天，太原分号一年可休息两个月，其他各地分号大部分要连续工作三年，然后休假半年，路远的分号为五年一次，这种休假制度对职员和经理都是相同的。对企业职工日常行为的约束包括：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向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借钱；不得挪用号内财物；不准兼营其他业务，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不准从事第二职业；不准在号内外赌博；不准嫖娼、吸食鸦片；除非是因公事，不准到小号(即总号直接投资兴办的独立经营核算的下属单位)串门；回家休假时不准到掌柜和财东家闲坐；不准向掌柜和财东送礼；如有喜庆婚丧由号内送礼，同事间不准送礼；同事之间不准借钱；不得在外惹是生非；若有过失不得相互推诿包庇。此外还有打架斗殴者开除、搬弄是非者开除、结伙营私者开除、不听指挥调动者开除，等等。为防止贪污、挪用、做假的现象，对于所有从业人员的个人财产，也有一套严格的控制办法。职员每年的工资不发到个人手里随意支配，而是寄存在柜上随用随支，最后到期返乡时再算账取走。在外地分号工作，每月可以寄平安家信，但不准私寄银钱和物品，包括经理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属。一般跨地区经营的企业都有这样的规定：从外地分号回原籍总号的人员，一律要先回总号报到，即使中途路过家门也不得进家，到总号后将随身所带各种物品交付专职人员查验。离开分号时随身携带的物品、银两数目由分号开一张清单，到总号后——核对，看看是否相符。为别人捎带的物品交由总号登记留底后转寄，一切清楚无误后才能回家。
　　此外，在财务制度、、业务信函往来制度、报告制度、经营制度等多方面的规定，经过长期的修订、完善，可以说既细密又严格。山西商号在执行制度方面可以说严酷无情，违反这些制度的，不管是谁，通常的后果是开革出号。
本地人策略：让试图违规者望而却步
　　记者：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付诸实施、执行是保证企业正常经营所必须的，但是再周全的制度也难免有漏洞可钻。今天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不同层次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浩如烟海，远远多于晋商的制度设计，但是常常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使制度失效。比如您提到的回家前先回总号交验行李那一条，只要我中途安排个人接应一下就可以使这项制度形同虚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孔：道德和制度要想真正对人起到约束作用，离不开一定的伦理环境和社会基础。由于晋商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且晋商企业用人也不是五湖四海，基本限于本县及邻近地区，无形中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圈子，一旦某个经理、某个职员违反了号规，违反了公认的道德准则，被某企业驱逐，别的企业根本不会使用，这个人就完全无法在这个圈子里立足，惟一的出路就是回家务农，潦倒一生，再也没有换个环境重新作人、东山再起的可能。换句话说，就是上了“黑名单”。因为企业的规章制度是依据当时人们公认的道德准则和习俗制定的，违规就意味着违反道德准则。在传统道德观念中，这种人是为人所不齿的，回乡之后也会遭乡邻唾弃。传统的中国人讲究“树高千尺，落叶归根”，不论是经理还是伙计，无论在外是否发了财，最后总是要回归乡里。违规行为要冒巨大的人生风险，而且更要命的是，我们前面谈过，商号在选人的时候要从本地挑选，考察人品时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查三代”，就是看家族内、特别是近亲、长辈当中有无带有污点的人，如果有，就会重新考虑。这就是说一个人违了规，一旦被发现，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影响到自己的家族、子孙的前途。而在传统中国人的意识中，很重视后代的福祉，要为子孙留有“遗泽”，同时，家族意识也很重。这样看来，违规的成本确实大得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记者：这种约束确实是非常强有力的。晋商中相当一部分是跨地域经营，分号的经理和职员远离总部，好几年才回总号一次，违规的机会很多，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恐怕难以为继，这也是今天许多跨地区经营的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为此也有人设计了许多办法，比如江苏的一家乡镇企业集团，1997年前曾发生多起在外工作的营销人员坑害企业、携款私逃的事件。为了加强控制，他们做了规定：在外地工作的营销人员，第一必须是当地人，第二必须结婚，第三必须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第四必须安排其家属在本企业上班。这个企业的老总说，他是想用诸多的社会关系分解营销人员犯错误的风险，这与晋商的做法似乎有相通之处。但是一个关键问题是，晋商那种约束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今天这样一种开放、流动的社会背景下，个人信誉已经不构成对行为的强力约束。比如一个经理人在北京坑了老板，到深圳、到广州，同样做他所喜欢的营生，一个造假的商人，另起一个名字、换一个执照也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晋商的这种道德约束手段对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
　　孔：晋商从业者看重个人的信誉，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和道德环境，照搬过来希望以此来约束人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妨看一看西方的经理人，他们为什么就那么珍惜个人的信誉?一个经理人因为自己的能力所限或者道德方面的原因办坏了事情或干了坏事，对他终生的职业生涯都会有影响。比如在美国，如果一个人的企业发生倒闭破产，那么他三年内不得开办任何企业；一个经理人在一家企业工作不称职，他就很难再在其他企业受到重用，甚至找不到工作。至于违规坑人，那后果就更加严重。有这样的一套信誉体系，就不会有易地做官或者改头换面、卷土重来的机会，这于晋商企业的用人制度有异曲同工之效。
　　社会形态改变了，封闭的、地域化的用人策略失效了，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更多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给每个从业人员建立起个人信誉档案，形成严密的体系，这从手段上看不是没有可能。只有个人信誉成为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都不得不认真敬业，检点自己的行为，制度约束才可能发挥其作用。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秩序比较乱，政府正在花大力气治理。我觉得，单靠严打重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能依靠信息化手段建立起严密的个人信誉体系，让每个人不得不爱惜自己的声誉。企业选人、用人也是一样，有了这样一套体系来约束他，才能使人自觉地敬业、忠于职守。
　　记者：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晋商的管理制度和其他约束机制申，有很多是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精神和道德相违背的，比如只用本地人，比如企业对员工私生活的深度干预，还有翻检个人物品，可以说对员工个人人格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对有些规章制度，我甚至觉得带有一些奴隶制的色彩，这是有违我们时代发展的。
　　孔：按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晋商的某些用人策略是经不起推敲的。从本地选拔人这种做法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可靠”。前面我们谈到，制度的约束和道德的教化无法解决全部问题，还必须营造一种让每个人视自己的信誉为生命的机制，使违规的成本最大化。那时候的本地人与现在的本地人概念是不同的，那时的儿子必须听老子的，人老了要回归乡里，死了要进祖坟，所以本地人很容易控制。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本地人便于考察，这就极大地降低了用人方面的风险。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是在晋商存在的数百年间，很少有掌柜或伙计坑害企业、欺骗财东的记载。当然，在清末和民国时代，社会动荡、战乱频发，晋商企业的经营管理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违规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证明晋商的两权分离这套办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当然，只使用本地人的做法的确限制了晋商在更大范围去罗致经营人才，对其发展壮大、扩大视野、形成更加开放的企业文化是不利的。但在当时，这可能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吧。
　　记者：对于这些规章制度及其历史局限性，您是如何评价和看待的?
　　孔：看一项制度的好坏，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晋商企业及其一整套治理企业的办法，其产生的背景是封建社会，人们遵循的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西方强调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我们更加强调规范、秩序，崇尚“天、地、君、亲、师”，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觉得对这两种价值观的评价是不能用先进和落后来定论的，而必须同当时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晋商对从业者的约束不仅仅限于工作方面，对个人工作时间以外的私生活也有严格的约束，从实际结果来看，这种约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过去许多晋商企业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设有分支机构，由于交通不便，员工只能三年五年回总号一次，通讯条件也很不发达，如何保持对员工、对分支机构的控制是一个关系企业命运的大问题。员工每天经手大量金钱、货物，如果对于私生活不加检点的话，势必会增加其作手脚的动机和机会，而且旧时商号非常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员工个人在私生活上不加检点的话，会对商号形象产生不良影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全程跟踪、考察人，不仅仅看八小时以内，企业的规章制度也不仅仅限于对人工作时间内的控制和约束。一般商号、票号都规定不得在外住宿，包括掌柜在内，全部吃住在号内，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等级森严，掌柜又像是家长，行使管理、约束的权力。
　　再比如回家前要验看行李这一条，类似的在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的规矩还有很多。但是在那时人们是普遍接受这一规定的，甚至愿意让人验看，以证明白己的清白，没有人认为这样做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晋商企业的制度在很多方面体现的是具有东方色彩的人情味道。
人力股：激励与约束的双刃剑
　　记者：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所有者无法也没有必要对他的资产进行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但是晋商的经理人员拥有如此大的的权力，仅仅凭借长期考察、信任、培养、教育以及道德因素来约束，恐怕还不能保证这些经理人正确的使用他的权利，这从我们当今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当中可以得到证明。所以我们今天在企业改革中特别强调建立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晋商在这方面有一整套独特的做法，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企业改革最具有启发性的內容。
　　孔：晋商企业管理机制中最有特色、也最具创造性的就是晋商普遍推行的人力股制度，也称“身股”、“人身股”或“顶生意”。其确切的发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在明末清初已经广为流行，从现有的史料看，晋商的劳力股制度至少曾经历了300多年，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这个制度在山西商人的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清代著名大商号“大盛魁”、“长裕川”、“大德通”、“日升昌”等都实行这种“人身股”制度，这不但使经营管理人员获得极大的利益激励，并且为他的财东带来了极高的经济效益，这同未实行“人身股”制度的商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记者：人力股制度的基本內容有哪些呢?
　　孔：人力股制度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身股”的确定问题。企业(商号)的主要职工(并非全部职工)可以顶零点几厘到几厘，以至一股的股份，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顶一股或九厘，二掌柜(副总经理)顶八厘、七厘，会计主任顶五厘、四厘，学徒工不可以顶股。
　　其次是“人身股”的分红问题。在一个财期结束时，“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一般资本股一万两白银为一股，而总经理(即大掌柜)顶八到九厘，最高十厘即一股。最典型的是太谷商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组建的大盛魁。该企业历经230多年，职工人数最多达到7 000多人，它规定每3年为一个大账期(会计年度)，进行一次决算分红。分红时首先把公积金的积累和运用放在重要的地位，以公积金的增长作为衡量三年内经营成果的主要标志。然后才是每股分红，最盛时一股可分到一万两白银，财东和掌柜及顶股员工均受其益，每当遇到账期总结，都要评定职员功过，检查三年的成绩和问题，整顿人事，调整“身股”厘数，并记人“万金账”即股本账，包括银两股和人身股。据说，大盛魁后期“人身股”总数已经超过了股东的资本股总数。大德通票号光绪十五年(1889年)分红账记载，光绪十一至十五年(1885一1889年)账期共获利24 723．03两，资本股和“人身股”共二十九分(股)七厘，每股分红850两。其中乔在中堂等资本股二十分(股)，马培德等23名职员“人身股”九分(股)七厘。在这23名享受“人身股”待遇的职员中有3名是已经去世的职工。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905—1908年)账期获利743 545．25两，资本股和“人身股”共计四十三分(股)九厘五毫参与分红。每股分红16 917．8两，其中，资本股仍为二十股，而“人身股”达到了二十三分(股)多，顶股职员增加为57人。
　　第三是“人力股”的衡量与考核。根据史料，山西商人的“人力股”不是每个职工都能得到的待遇。商号新招员工学徒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合格，录用为正式职工。一般要经过几年的锻炼，在思想和业务等方面表现良好，德、勤、能、绩表现优秀者才能顶股，最快者一两年，最慢者可能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不能顶股。可见，山西商人的“人力股”制度是根据劳动者的品质、能力和绩效来决定的。晋商对人力资本的衡量和考核，已经注意到了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劳动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在企业利润分配中是平等的。
　　第四是劳力股的继承和退出问题。一般股份企业，实物资本股是永远不清退的，但可以转让。劳力股不能转让，顶股职工辞退或解雇后，当即终止劳力股。在职工退休后劳力股照常分红，死亡之后仍可以享受一个或二个会计年度的分红，叫“故股”。可见人力股代表的是活劳动资本，所以只能在有劳动时享受，无劳动时不能享受，退休职工劳力股只是一种情感性的照顾而已。劳力股不转让，永远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也不存在子女继承问题。
秦家山——晋商人力股今鉴
　　记者：晋商的人身股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我听说在人力股实践方面，如今山西企业界也有成功的例子，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孔：历史常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山西省秦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嘉集团)的前身是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的一个乡镇企业，他们通过“人身股”的尝试，由一个普通的村办煤矿发展成为今天具有一定实力的山西省秦嘉企业集团，其中在人力资本股方面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记者：他们实行人身股实践大约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呢?
　　孔：改革开放不久，大同市左云县秦家山为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优势办起了煤矿，大力发展煤炭产业。从1978年到1988年，原煤产量增加到13万吨，固定资产达到1 000万元。但挖煤的工人，大部分是从外地雇来的，当地村民与外地打工者之间的矛盾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外来打工者数量的增加日益显现出来，并且越来越突出。这是他们当时进行人身股实践的背景。
　　记者：他们是如何想到将人身股制度运用到当代企业的管理申去呢?
　　孔：秦家山党支部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反复讨论，联想到50年代初期搞初级农业社的时候，土地人股，生产资料人股，还有人头股的历史，他们创建了新的秦家山股份有限公司，后改为秦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构成为：集体资产股、个人货币资金股、劳力股。该公司章程中规定，户籍不在本村的煤矿工人可以折劳力股；凡在本公司有劳力股者，均属于本公司的股东；本人中途退出公司或不从事本公司的工作，股份均自行取消。到1995年，公司总股数达到2 757 410股，其中集体资产股250万股，个人资金股43 800股，劳力股216 llO股，分别占90．66％、1。59％、7．84％。1996年，劳力股的股东为467人，其中本村村民127人，外来劳力股340人。外来劳力享有与本村户籍股东的同等的权利，这种做法正确处理了劳资关系，劳力股东的主人翁意识愈来愈强，在企业集团中起到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秦嘉集团在人力资本股方面的积极实践，使秦家山村民的经济收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当地村民深切地感受到了通过人力资本股给他们带来的“富民强村”、“共同富裕”的福祉。当地村民人均纯收入在80年代末为4 500元，1997年达到7 100元，生活得以明显改观。现在没有贫困户，最穷的家庭也有万元存款，外来劳力股股东年平均工资7 000元左右，加上资本股和劳力股分红，达到8 000多元。劳力股富了秦家山，富了外来打工者，他们的经济活动与开发正在向周围地区扩展。现在，秦嘉企业集团已经成为山西省大同市经济实力最强的乡镇企业，秦家山也跻身于全国千家先进村行列。
　　记者：秦嘉集团的做法在实践和理论上仍然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通过其具有代表性的尝试，可以为当前的国企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TZ．-身股制度有什么时代意义或借鉴吗?
　　孔：溯源在于创新，在于指导今日之实践。当今，以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技术覆盖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世界成为“地球村”，纷繁复杂的市场环节被缩短和拉直。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知识经济下的发展动力将更多地依靠于人力资本。结合国内外的实践，可以预见，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以人力资本股为主的企业组织模式将成为推动知识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信息社会的发展中人力资本股将会起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记者：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的动力问题势必影响到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可以说人力股拓展了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概念，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整合在一起，这对于企业产权制度提出了挑战。
　　孔：一个不明晰的产权制度是难以同人力资本挂钩的。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生产不能离开劳动力这个最基本的要素，它与生产资料共同构成了剩余产品生产的前提条件。在现代人类生产活动中，劳动力和知识、技能、信息、素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只有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才能够将人力资本股和实物资本股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分配机制，奖勤罚懒，责权利统一，促进企业的发展。
　　记者：刚才我们谈了晋商的人身股制度在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意义，那么，我们在实践中如何进行操作，或者说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孔：首先，哪些人力可以折股，并非所有在企业干活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折股。秦嘉集团1989年规定了劳动者每年劳动出勤200天以上折股0．5股，300天以上折1股，连续折到10股后不再增加。1995年又进行了改革，劳力折股分为三个层次，副经理以上的人员每年出勤250天以上折60股，300天以上折100股；一线体力劳动者当年出勤200天以上折60股，260天以上折100股；二线管理、勤杂人员当年出勤250天以上折30股，300天以上折60股(原来l股合1 000元资本股，改为1股合资本股10元)。1995年的改革，体现了劳动者的质量和贡献，也体现了危险和脏累岗位的不同劳动情况，这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工龄、技术级别、文化程度等涉及劳动者价值，即劳动者身上凝结的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投资，仍未加以考虑。其实，劳动者因受教育的投资使智能、技能的积累程度和个人奋斗提高的程度，以及迁移性投资使劳动者掌握的信息和经验，等等，都应当在折股中予以重视。
　　第二，人力折股的标准问题，即劳动者的智力、能力、工龄、级别、贡献、危险及脏累岗位等等各类因素中折股中的比重和权数如何确定问题。明确因素，明确各因素的权重，进行积分计量看来是可以探索的路子。
　　第三，人力资本股与实物资本股的折合问题。多少劳力股可以顶多少元的实物资本股。这个问题，晋商没有定制，当代晋商也没有在理论和经验上作出结论，还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不同的企业还会有不同的规定。我认为，把实际工资收入(基本工资加奖励)与折股建立某种联系，不失为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子。
　　第四，劳力股数是否封顶。这涉及到每个劳力最多可以折多少实物资本股，也涉及到在全部利润分配中，实物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在分配中各占多大比重。古代晋商劳力股虽无封顶一说，但总经理一般到一定程度时不再增加。少数老企业劳力股总数至清末民初超过了资本股总数，以至原来的财东无法控制企业。这又涉及到劳资双方在企业中的地位问题，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第五，人力资本股与实物资本股是否同股同酬问题。秦嘉集团1995年集体资产股每股派息1．4元，个人货币资本股每股派息2．1元，劳力股每股派息2。1元。1996年集体资产股每股派息1．6元，个人货币资本股和劳力股每股派息2．4元。笔者认为，同股同酬这一原则还是应当坚持，操作也会方便得多。
　　记者：晋商的人身股制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是积极的，相信会引起企业界的关注的。
　　孔：人力资本股制度，是晋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创新，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它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实践成果。
晋商行会：自治自束自卫的商人组织
　　晋商的行会是商人自己组织并管理的，不是官办的，所以数百年间，一直有效的发挥着管理和协调的职能。
　　记者：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在当年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留下了很多会馆。晋商在中国明清两代称雄数百年，与行业协会组织强有力的经济管理和协调恐怕是分不开的。
　　孔：山西商人不论是在何地经营，均要建立会馆，成立行会，如钱行、颜料行、面行、布行等等。行会由各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地举行集会，商量会事。山西商人的行会最初发生于何年已不可考，史料记载很少，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晋商行会已经较为完善了。晋商行会的基本功能是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及利益自卫。有时候，政府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管理也通过行会来实现。如今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遗留的山西会馆就是当年的行会办公地点，如江苏省戏剧博物馆所在地苏州全晋会馆，就是当年山西钱业会馆所在地。
　　记者：我想晋商的行会如此普及，如此众多，一定有其重要的作用。晋商行会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作用呢?
　　孔：晋商行会的作用，首先表现于组织市场公平有序的交易。商人做生意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因此行会经常会请求政府的支持，制定一些管理市场的办法，并付诸实施。例如雍正初年，由山西人把持的河南赊旗市场上衡器混乱，经当地几个行会协商约定，统一戥称，并立石为凭，“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可以看出，行会的这种约束手段是得到政府支持的，只有行会解决不了问题时，再由官府出面采取强制手段。再比如清代光绪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市场民间私铸的沙钱——就是含铜量低、品质不好的铜钱——越来越多，正常的市场交易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各行会的负责人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足制钱，费用由各商户分摊，最后将换来的沙钱溶毁，铸成铜碑一块，碑上铸有“永禁沙钱流通”字样。
　　记者：这种严格的自律性的行会组织，在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障行业利益的同时，还颇有点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的味道呢。
　　孔：可以这么说吧。行会的第二个作用就是维护本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当共同利益受到其他行业或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冲击肘，单一的商户难以应对，一般是由行会出面解决。其次是维护行业内共同利益，也就是行会是维护和发展本行会利益惟一的机关，积极发展与各方面的联系，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及时调整本行业的发展战略。
　　行会的第三个作用是调解、仲裁行内外商尸之间业务纠纷，约束行会成员恪守行规，维护社会秩序。
　　记者：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类似于今天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仲裁委员会等的组织机构，这些职能大部分就依靠行会去承担了，看来，行会当时在维持经济秩序方面作用确实是巨大的，一定程度上它承担了社会申介的监督作用。
　　孔：行会的第四个作用，晋商行会一般还负责团结、教育商人，举办有利于本行业发展的社会公益事业，比如兴办学校。明代时，山西运城盐商就兴办了商人子弟学校，为本行业培养后备人才。清道光年间，山西商人行会在归化城兴办了所谓“四大义学”。为了树立自身的形象，晋商行会有时还会积极支持地方修路、架桥、建庙等公益事业。
　　记者：从上述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晋商的行会组织是非常发达，并且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它是真正产生自成员共同的需要，由行会成员自愿组织、自主管理的。
　　孔：作为行会，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与我们今天的许多所谓行业协会是有很大不同的。某种程度上讲，今天企业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经营环境不良、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等等的问题都与缺乏真正的行会组织有关。换言之，今天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市场管理方面，我们的行业协会还需要真正在加强自律性管理这方面下功夫。晋商行会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既然行会是一种自律性的行业组织，那么，行会的负责人绝不应该是官员身份，不应当由外部的政府官员去充当这样的组织领导者，它必须真正是由业内最有威信的企业经理人员组成。哪些事应该由政府管，哪些事应由行业协会出面，应该有个明确的划分，对于行业协会正常地发挥职能，政府应予以支持、协助。
　　记者：这同现代法制建设又是密切关联的，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将他律与自律、法治与德治有机地统一起来。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晋商的诚信观
　　记者：刚才提到行业协会自律的时候，使我联想到了社会信用问题，您能不能就晋商的信用方面给我们做一介绍呢?
　　孔：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当今社会信用日下的情况下，重提这点尤其显得重要。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建立“相与”关系。须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是“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可中途绝交。
　　记者：我想，这方面也一定流传着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孔：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山西汾阳人)，在东家发生破产，为了还债需要抽回商号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此时“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2万银元，同事们坚决反对，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20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说：“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济。”
　　记者：晋商视商誉如生命，坚持信用第一，做买卖脚踏实地，不冒险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值得钦佩。
　　孔：正因为这样，所以晋商在维护商誉方面有许多典型的故事。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房，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掌柜发现后，即令另行换装，经济虽受了损失，却招得近悦远来。咸丰年间，复盛西面铺掌柜立账把斗秤放大，比市上加一成，市民争相到该号购买。
　　记者：晋商的“相与”既是一个维护商业信誉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氛围的问题。
　　孔：孟夫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纵观山西商人的成功，“天时”、“地利”固然是重要因素，但以诚信、耐劳、节俭、朴实著称于天下的山西商人，其“人和”的内在因素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人们追求功利的行为不能纵欲妄为，而必须受到一种为人们公认的社会行为准则的规范和制约，这就是义。孟子曰“义，人之正路也”。《左传》说“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义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与人们的具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崇尚功利的同时，更注意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甚至舍利取义的思想。
　　记者：在儒家义利思想的影响下，山西商人身入财利之场而不污，守信耐劳，堪称商界典范。
　　孔：山西商人重商誉，以诚信取胜，他们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利均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晋商王文显，初涉商海不成而经商。但善心计，识重轻，适时机变，恪守信义，四十年间，足迹几半天下，成为富庶大户。他训诫其子说：“夫商与士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人清以后，山西商人曾以票号垄断金融界。票号在培养人才时，除业务训练外，还有专门的职业道德教育。凡人店练习生必须“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诚信、重义是职业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可见，义利思想对山西商人的经营观念，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记者：由于山西商人把儒家的传统做人准则融入到经营理念中，所以晋商有着良好的社会信誉，重建全社会的信用，在当今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
　　孔：当代社会信用低下，经济诈骗日趋猖獗，市场信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已成为商家经营中最为困惑的问题之一。“债权人成了孙子，债务人成了爷爷”，有人说是“黄世仁怕杨白劳”。一种不良社会现象一旦形成普遍性，就应当从制度上寻找根源。现在商业环境急待治理，尤其是社会信用低下，坑蒙拐骗，敲诈勒索，骗钱逃债，已成为社会公害。看来整顿社会信用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信用交易不能实行，商业汇票不能使用，这是对现代信用经济的极大讽刺。从企业讲，看来提倡晋商的“相与”，恐怕还是一个商业自救的好办法。
稳健、厚实的经营风格
　　记者：市场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企业在经营中有时难免会因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发生亏赔倒账，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想善待“相与”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看来，企业间要想做到完全相互信任是不可能的。
　　孔：为防御风险，晋商设计了一套较完善的办法，叫做“预提倒款，严防空底”，也叫“预提护本”。也就是在账期分红时，从利润中提留一定的比例，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倒账损失，建立风险基金的目的，在于防止拖欠倒累，亏折资本，以防出现“空底”，即今日所谓“空壳企业”。
　　记者：我还听说在晋商的经营管理申有“倍股”、“厚成”及“公座厚利”等说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孔：为使流动资本保持充足，山西商人在资本运营中创造了“倍股”、“厚成”、“公座厚利”等办法。所谓“倍股”就是在账期分红后，按股东股份的比例，提取一部分红利留在企业参加周转使用，充作扩大经营的资金来源。所谓“厚成”，就是在年终结账时，将应收账款、现存商品以及其他资产予以一定折扣，使企业的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这种做法与西方的现代会计制度有相同之处。另外，还有一些企业实行“公座厚利”的制度，就是在职工身股和财东银股未分配之前就提取一部分利润，作为“公座”，它与倍股不同，倍股是由股东分红中提取的，公座是从职工身股和财东银股应分红中提取。不论是倍股、厚成或公座厚利，其目的在于增加商号流动资金，以扩大业务，反对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
　　记者：晋商在流动资本管理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借鉴、思考的东西，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值得借鉴的作法呢?
　　孔：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有“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即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加快资金流动，扩大利润的做法。因为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为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理应当调运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要费时等待，又不安全。对此情况，山西票号的作法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就是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
　　记者：这种“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具体操作是如何做得呢?
　　孔：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办法，实现抽疲转快，酌盈济虚，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在京师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叫逆汇。这样不仅乎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运现之外，晋商还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帖(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如上帖、上票、壶瓶帖、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并无多大差别。
“官商相维”的喜与悲
　　没落时期的山西商人，热衷于捐纳官衔封典、花翎顶戴，交结官僚、出入王府衙门，生活方式也以官吏为榜样，前有随从喝道，后有保镖护卫……
　　记者：我国历史上的历代封建王朝采取的都是重农抑商的政策，士农工商，商人居于最末，晋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那么他们与政府和官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孔：尽管在传统思想中，商人的地位一直受到压制，但由于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商人在当时还是比较受政府重视的，官府对商人的正常经营不加干预。晋商在明清时代的崛起，与当时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民族方面的政策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清代后半期，由于晋商积极为清政府办理筹款、办理捐纳汇兑，代理财政收支汇解等，与清政府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可以说，与官府的密切勾结使晋商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巨大收益，但到清末民初，与官吏的过往太密，也是晋商迅速垮台的原因之一。
　　从清后期晋商的史料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都或高或低地有着“官员”的身份级别。例如祁县的渠氏家族，清朝末期的七代人中，大多有各种各样的职衔，如员外郎、大夫等等。这在当时十分普遍。这些官职无疑都是花钱买的，并不用到任，该经商的照常经商。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财政拮据，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山西票庄乘机从中代买官人办理融资，这项“业务”利润远高于其他业务。山西票号结交官吏，互为利用，到清后期成了普遍风气。比如“蔚盛长”结交庆亲王，“百川通”结交内阁学士张之洞，协同庆结交慈禧太后的亲信李莲英，志诚信结交两广总督叶铭琛等等。有些票庄经理与督抚来往密切，为得信任，亦步亦趋。如大德通的经理高钰追随赵尔巽，赵调到东北，高也追随到东北，赵调回北京，高也同宋，赵后来调到四川，高又跟到了四川，“大德通”几乎成了赵尔巽的账房。此外，高钰还与陕西巡抚端方、雁平道恩大任等一批官僚私交甚密，互相称兄道弟。结交官吏，为山西票号拉到了很多利润极高的生意。但到清代末期，终因清政府的垮台和官吏日趋走向没落而受到极大的牵累，许多票号、钱庄竟因此而倒闭。
　　记者：对这种官商关系如何认识?
　　孔：一个有利的经商环境，不仅在顾客、交通诸方面，更在于政府及其官员对企业的态度及管理。清太宗皇太极未人关之前占领抚顺时，山西商人就与其建立了联系，进行人参、貂皮交易。清人关时，曾以招抚山西商人为一大急务。人关后顺治皇帝召见介休商人范永斗等，赐张家口房产，隶内务府籍。康熙三十五年(1694)平定噶尔丹事件时，山西祁县、太谷人张杰、史大学、王相卿等一批商人随军进入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从事随军贸易，以服务军需为要务，得清廷赏识，后得以授“龙票”从事蒙俄贸易。这是封建社会的山西商人能在竞争中取胜并不断开拓业务的重要特色。
　　记者：山西商人尤其是票号与政府的关系为什么那么密9％7
　　孔：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密切，是他们一致的阶级利益造成的。票号需要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局的业务利益，政府需要票号的汇兑机构和资金融通。
　　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它本身是直接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但是它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与官吏勾结，攀结政府，逐渐把其业务转向了对政府的融资，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与商品流通的关系逐渐疏远了。对于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额存、放、汇业务不看在眼中，限定汇额非白银500两以上不办，脱离了中小商人阶层，并且追求捐纳官衔封典，花翎顶戴，交结官僚、出入王府衙门，生活方式也以官吏为榜样，不少经理出入要肩舆、轿车，前有随从喝道，后有保镖护卫。在清政府财政危机一天天加深的情况下，二者一步步加紧了勾结，各票号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这可以说是山西票号业的一种异化。
　　记者．：如此看来，山西票号有着与申世纪欧洲银行业一样的历程。
　　孔：是可以这样说。地中海沿岸国家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在公元u世纪到15世纪，形成了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等商业城镇，出现了威尼斯银行、热那亚银行、圣乔治银行等等。东西方的早期银行业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一是存放汇业务与帝王贵族往来居多；二是封建币制混乱、乎色不一是他们共同的利源；三是以银钱过投为主，很少发行钞票，基本没有创造代替金融货币流通的信用流通工具；第四是命运相似，大多数都因对政府放款过多，随着政权的灭亡而倒闭关门。
　　记者：这种“官商相维”，对于我们今天又有何现实意义呢?
　　孔：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是“官商相维”。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到底是规律、必然，还是一种悖行或特例呢?这反映了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需要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如经济秩序、社会治安、交易规则、纠纷处理等等，完全依靠自行的行会组织未必能解决所有问题，政府的必要的保护、支持或干预也很重要。当代经济更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立法和执法保护，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这样的官商关系一定是要传承的。但是，那种行贿于官吏，纳钱以换得商业便利与特权的做法则是古今中外所不齿的行为。
　　记者：“官商相维”的史实确实值得我们今人发思，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记者：从史料中我看到，晋商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进行地域扩张、开拓，而且有些商号、票号将业务成功的扩展到了国外。比如介休的范永斗等作为皇商为政府采办铜材，垄断中日海上贸易200年。太谷曹家、榆次的常家对俄国和蒙古地区的市场垄断。在骆驼、骡子、牛车和人力肩挑的交通运输年代，山西商人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在清朝中前期，对外贸易年年出超，欧洲白银滚滚流入中国。清朝晚期，祁县“合盛元”票号在日本大阪、横滨、神户和朝鲜的仁川建立了支行。但是晋商并没有沿着这条开拓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反而随着国门的开放迅速衰败下去了。
　　孔：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要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中加以分析。1644年清朝人关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所谓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变革，用今天的话叫体制改革，没有制度改革，就没有现代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晋商又如何能以一种大的视野去看待世界，进而开拓市场呢?严格地讲，晋商在开拓国外市场方面做得是不够的，这也是晋商衰落的历史教训之一吧。
　　记者：晋商在称雄中国商界几百年后，到清朝末年开始迅速的衰败下去。对晋商衰落的历史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您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
　　孔：晋商衰落的原因可以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从客观原因方面分析主要有：一是交通改变，商路转移，失去地理优势。
　　山西商人的贸易重心在蒙古、俄国，由于科技的进步，19世纪末铁路、轮船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海上贸易迅速扩大，沿海、沿江(长江)商路扩大，欧洲以及俄国亚洲部分商品多经海上输入中国，出口商品亦由海上输出，原来的经山西北出归化、库伦、恰克图的路线顿时冷落，而京包线的开通，也改变了晋商货运的格局，失去了山西商务的地理优势。这是自然条件造成了交通方面的变化。
　　记者：其他客观原因还有哪些?
　　孔：二是外商入侵，洋货泛滥，失去了旧有市场。自鸦片战争，五口通商，洋货输入，洋行人侵，旧有的中国市场上插进了一支坚船利炮为后盾、经营现代机器生产和成本低、质量好的洋商品的洋行这样一支竞争对手。晋商拜倒在清政府下，清政府拜倒在洋人下，自然晋商不是洋商的对手。三是清廷退位，政治动荡，贷款荒废，存款逼提。随着清政府跨台，官吏四散，山西票号对政府的放款，一夜之间成为荒账，而官吏个人的存款却需如数支付，挤兑风潮，将票号逼得只能关门破产。另外，俄蒙革命，晋商财产被没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继而外蒙独立，没收私人资本，驻俄、驻蒙失去了一个巨大的北方市场。
　　记者：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辉煌了500年的山西商人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晋商主观方面分析一下衰败的原因，可能更对我们有警示意义。
　　孔：晋商衰落的主观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缺陷，股东无限责任企业破产后累及老家的财产。晋商在企业组织制度上，采取股东无限责任制，在商号破产倒闭时，对商号所负债务有无限责任，用商号全部财产抵债后仍不能付清时，可向股东追索，股东只得用自己的家产来偿付，最后搞得平遥、太谷、介休等多家商号财东倾家荡产，土地、房产等全部赔光。二是财东腐败，不理号事，管理混乱。清末，山西商人的财东已渐渐失去其创始人的精神和风貌，只知坐家享受，不知业务艰辛，嫖娼纳妾，赌博吸毒，不理号事，而各地商号管理人员见财东腐败，也乘机捣鬼，亏赔增加。三是拒绝改革，固守旧制，失去发展机会。清末，在外商入侵，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传人后，江浙商人逐渐摆脱中国封建企业的组织形式，与外商联系，日趋买办化，使其业务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是山西商人在商路改变、失去地理优势，和洋货深入、土货滞销、市场缩小的情况下，旧有的组织管理形式、经营方针受到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却迟迟没有重大的改革和创新。不少有识之士一致呼吁改革，在京票商经理李宏龄联合在北京的祁、太、平三帮票号经理，倡议各票号共同人股，组建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三晋汇业银行，得到了重庆、汉口、西安、济南、营口、兰州、广州等十处票号响应，纷纷寄信山西总号，劝导财东和掌柜改组票号，设立银行，与大清银行等现代金融业抗衡，以保晋商之利益。然而总号负责人骂他们“自谋发财”，“勿庸审议，束之高阁”，以致坐失良机，终被历史淘汰。
　　记者：在上述众多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孔：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自然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亦即明清商业革命造成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没有发展的大环境。所以，显赫数百年的晋商与其他徽商、鲁商等各大商帮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如果光绪年间戊戌变法成功，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在国内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可能会有不少商业资本转化为现代工业资本，如日本的住友、三井等转化为现代企业一样。
　　记者：可见，晋商衰退是同大环境有密切关系的。
　　孔：是这样。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是制约工商业发展的关键。商人固守成规，拒绝改革更是企业发展的致命伤。停止创新也就停止发展，长此以往，注定要走向衰亡。
晋商告诉了我们什么
　　记者：孔教授，我们已就晋商的两权分离、人身股制度与现代企业改革、晋商行会对现代行业协会的借鉴、晋商“相与”与现代信用、“官商相维”的传承与扬弃、晋商衰落的历史教训等话题进行了交谈，请您再就如何学习晋商精神、借鉴前人经验谈一谈看法。
　　孔：晋商精神，也是晋商文化内涵的核心，我始终认为晋商精神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我们先来看重商立业的人生观。山西自宋元以后，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始点的价值循环和增殖过程。这种与传统伦理观念相伴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思想基础。
　　其次是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山西商人同全国各地人一样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的成功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的。
　　第三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而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山西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饮冰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尤其经商于新疆、蒙古、俄国、日本的山西商人，更需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等等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难以称雄于商界的。
　　无论对一个企业还是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创新精神就不可能有发展。晋商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以及由此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有商业与金融机构创新、制度创新、业务技术创新、商业与金融工具创新以及商业与金融观念、理论的创新。诸如人力资本、两权分离制度以及银行汇票、转账结算、旅行支票等都早于西方。因此，在晋商的成功因素中自然包括着其创新的因素在内的。
　　最后一句话叫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是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
　　记者：在许多人看来晋商现象已经象晋商大院一样，只有欣赏价值，没有使用价值了。对此，您如何看呢?
　　孔：研究、了解晋商，重要的是在于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脱离今天的实践，抽象地谈论晋商意义不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连续性，近代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渗透了外来势力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中国内在发展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晋商的以企业制度为核心的经营管理之道，在当时是很完备和先进的。今天，我们需要把晋商的决策、领导、监督、控制等管理机制及其与内外环境的协调，同当代经济学、社会学及管理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对研究、探讨今天的企业经营管理会有很高的价值。
　　目前，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而要搞好改革开放，就必须具有世界的眼光。这种世界的眼光，不仅应具有现实的广度，而且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只有从历史方面更好地了解环境，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深化改革，解决当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研究晋商不是醉心于颂扬他们当年的辉煌业绩，也不是要沉溺于繁琐的历史细节，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去和现实相结合，去指导今天的实践。
出处：原载《金融票号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