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工商管理系,福建福州　350012)

    摘　要：　按区域划分、由个体组成、代代传承的商帮,尽管在“重儒轻商”的封建社会里发展缓慢,但是一个商帮的兴衰历程却往往跨越几个朝代,其市场生命力比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顽强。商帮的兴衰是一个历史范畴,有他内在的规律和外在影响。本文从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兴衰历程,分析各商帮兴衰的共性,并从“顺天时、占地利、得人和”方面提出促进闽商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　商帮;兴衰;持续发展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作为一个“商帮”,应该同时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较悠久的商业历史和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 第五,跨越了若干个封建王朝,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按照这些条件,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历史上,中国商人曾形成过十大商帮,即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以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为中心的徽商、以临清、济宁、聊城、烟台为中心的鲁商、以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为中心的宁波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江山、开化等县的龙游商、以苏州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为中心的洞庭商、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江西商) 、以广州、潮州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
一、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兴衰历程
(一)晋商
晋商的商业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先秦时期,晋南就有了“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的安邑、榆次等地成为商业名镇。秦汉时期,山西的太原、平遥、平陆、汾阳等地成为商贾云集的重镇。隋唐五代时期,又出现了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宋辽边贸的发展和国家的大一统,晋商开始渐渐形成。明代是晋商走向辉煌的时期,明代后期,晋商垄断了西北市场,开拓了国外市场。清代前期和中期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清末由于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晋商开始没落。晋商在民国初期走到了末路。
(二)徽商
徽州人经商早在《晋书》中就有记载: 徽州人好“离别”。唐代祁门茶市兴盛。北宋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推动了徽商的发展,开始形成一股势力。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明朝成化、弘治年间( 1465 -1505) ,徽商进入盐业领域,借助地利优势,开始崛起于中国商界。明朝嘉靖以后直到清朝乾隆、嘉庆时期(1736 - 1820) ,徽商达到极盛,在商界称雄东南半壁长达300余年。清末和民国时期,洋货倾销、军阀官僚勾结、战乱频繁、苛捐杂税加重,徽商逐渐走下坡路,颓势已无法挽回。
(三)鲁商
山东是儒学的发源地,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山东人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重视农业和仕途,轻视商业和商人。自汉唐到宋元近2000 年时间里,山东没有出现过有影响的大商人和商业团体。明代中叶以后,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山东人开始较大规模经商。到了清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山东显示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鲁商随之崛起,并称雄于四方。清朝末期,由于外国商人的大肆倾销和晋商、徽商的排挤,鲁商逐渐失去了优势,走向了没落。
(四)宁波商
宁波商帮的经商历史悠久,自秦朝开始就有宁波人经商的记载,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乃至海外各群岛都有宁波商人的影子。在明代以前, 宁波只是有“商”无“帮”,宁波商帮的形成始于明末崇祯年间的“鄞县会馆”。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四处营生,商旅遍于天下”,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进入20 世纪,宁波商帮走向了辉煌。民国中后期,随着战争的加剧和时世的变换,宁波商帮也走向了没落。
(五)龙游商
《衢州府志》记载:“衢为浙上游,居广川大谷之间,南际鸥闽,北抵歙睦,诸县之水,会于城下达于浙江以入于海。”这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南宋初,赵氏宗室南迁,将北方文化带进了浙西地区。南宋建都临安后,龙游商人乘机而起。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江南经济大发展和商人地位提高,龙游商帮影响逐渐扩大,清中期,活跃于江南、京师、秦晋、云南乃至海外,达到鼎盛。鸦片战争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和水运交通工具的滞后影响,龙游商帮失去过去的声势而走向衰落。
(六)洞庭商
据可查的史料来看,最早经商的洞庭商人出现在北宋元丰年间,洞庭商帮的崛起大约在明嘉靖、万历年间,其崛起的原因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丰厚的物产。最初的洞庭商人靠贩卖水果与水产起家,明末时,由于洞庭一带不受战乱影响,洞庭商帮开始崛起,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洞庭商帮的辉煌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后,洞庭商帮转移到上海滩,实现了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20世纪30年代开始,洞庭商人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战乱环境,一步步走向衰落。
(七)江西商
王勃在《藤王阁序》中说:“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殴越。”江西的水路交通发达。江西的商业历史悠久,早在唐朝,江西就有不少地方成为商业重镇。宋代后期,由于江西部分地区人口过剩和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外流,“江西填湖广”运动使江西商帮在这场大移民中崛起,形成了各种商帮组织,造就了这个独特的商帮。但是江西商帮的辉煌时间较短,到了清代末期,由于沿海一带迅速崛起,只掌握传统经营艺术的江西商帮渐行渐远,最终在历史的自然选择中被淘汰。
(八)粤商
唐贞观年间,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宋代与元代,广州的造船业更具规模,广州至世界各地拓展了多条航线。明代,航运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广东商帮应运而生,将广东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与海外。清代中期,广东商帮开始取得了商界的影响地位,民间商业异常兴盛。“广东一省, 金山珠海, 天子南库。”清乾隆22年,乾隆下令仅留广州粤海关一口通商,广东商帮真正进入极盛时期。民国后,广东商帮因为战乱而开始走下坡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广东商帮又重新崛起。
(九)陕商
陕西的商业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长安成为当时的商业重镇。唐代,陕西的商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文化特征。明代朱元璋建国以后,陕西商人抓住“九边重镇”的设置和“开中制”的契机,开始崛起并称雄于商界。明中叶以后, 由于“开中制”逐渐被“纳银的折色制度”所取代,陕西商人失去了对盐业的控制权,明末受农民起义的影响,陕西商人元气大伤。清代立国后,长城失去了其边防意义,陕西失去了地利优势,陕西商帮烟消云散。
(十)闽商
中原先民大量移入福建始于西晋,历史上有三次移民入闽的高潮,分别是西晋的永嘉年间、唐高宗时期和五代时期。福建的商业历史悠久,唐代,海外贸易兴起,宋代,福建的对外贸易如日中天,同时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元代是福建对外贸易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福建的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在当时并称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明清时期,几经反复的海禁政策使福建沿海百姓铤而走险,亦商亦盗。鸦片战争时福建商帮开始衰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却在南洋各地悄然崛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漂洋过海到异域充当苦力,其中有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企业家。
二、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兴衰的共性
纵观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兴衰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商帮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发展繁荣。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也影响了商帮的兴衰演变。当然,“内求团结、外谋发展”的各种帮会组织也规范和促进了商帮的发展。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兴衰的共性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天时决定商帮兴衰
“天时”是指一切客观的机遇和条件,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对外交流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军事政策和政局的稳定性等。中国最早的商人产生在夏朝,到西周时有了“士、农、工、商”四民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代商业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秦朝至宋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没有间断过,抑商轻商的传统成了封建社会一脉相承的理念。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传统抑商政策的削弱,商人地位的提高,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从而使商人队伍不断壮大,终于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商业革命”,在全国各地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商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总体来看,十大商帮中的绝大多数商帮萌芽于宋、元,繁荣于明及清初中期,没落于清末及民国。这是由于宋、元特别是明及清初中期,国家统一,政策开明,社会经济发展,政局稳定,从而促进了商业交流和商帮发展。清末及民国时期,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苛捐杂税日益加重,军阀战乱频繁,外国商品入侵,内忧外患,从而使各大商帮先后衰落。从各大商帮的兴衰历程看,天时决定了各商帮的兴衰。
(二)地利影响商帮特色
“地利”是指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交通运输条件、资源优势、风俗民情等人文地理因素。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间,既有相似的发展历史和文化背景影响因素,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各大商帮从一形成就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他们的经营项目、活动范围、经营风格、经商观念等都有所不同。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中,粤商、闽商、宁波商滨临大海,由于当时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局限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贫苦的生境迫使其凭借良好的海运条件从事海上商品贸易活动,广州、潮州、泉州、福州、宁波等都是当时的东方大港,表现出外向型的蓝色海洋文明特色。晋商、徽商、鲁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陕商处于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些区域大都水患连年或土地贫瘠,但在当时以水路为主的贸易交通条件却颇具先天优势。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相对于广大中部地区优越的农耕条件和边关地区的战乱,这些地区更适合发展以货物流通和商品交换为职能的商业,主要从事地方特色产品的内陆贸易。
(三)人和促进商帮发展
“人和”是指内求团结,外谋发展。在封建半封建时代,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网络,是地方性商帮增强内聚力和外拓力的有效实现途径。各商帮一般很少相互排挤,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惟有这样,才能以势取利,形成形势。而要形成形势就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这种商业思想与现代“产业要有规模”如出一辙。其中,最能突出商帮互帮互助“人和”思想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商帮组织。如晋商的商帮群体精神在商业经营中的表现有三种形式:一是从朋合营利到合伙经营;二是按地区形成商帮;三是以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业缘群体组织。徽商网络构建的基础是地缘纽带和宗族血缘纽带,通过会馆处理内外的商业问题。宁波商帮注重乡情友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在它的内部形成了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增强了抵御经营风险和超经济因素干扰的能力。龙游商内聚血缘地缘,外容纳其他商帮商人。洞庭商利用东山、西山乡帮的力量展开商业竞争。江西商形成“木纲会”、“鲁班会”等形形色色的行会。早在12世纪闽商建造的妈祖庙(天后宫)是后世商帮会馆的雏形。另外还有鲁商、粤商、陕商等都通过会馆等组织规范促进商帮发展。
各种帮会组织强调会员对商帮的义务与责任,强调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强调团体合作、信息交流与共同发展。有利于商帮势力的巩固和扩张,有利于协调解决商业活动中的矛盾纠纷,有利于建立公平的商业秩序。另一方面,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参与市场竞争,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也占有很强优势,它与当时的商业发展环境和形势是相互适应的。但是这种传统的以地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帮会组织与现代开放流动的市场是矛盾对立的,对建立“大商业、大流通、大贸易、大市场”的现代商业新格局有阻碍作用。
 三、闽商可持续发展
自闽商产生以来,经历了多次发展的活跃期。宋元时期是闽商奠定重要影响的时期。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当时泉州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十分发达,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宋代古船是当时闽商兴盛的见证。至少在宋代,闽人已完全掌握海上安全航行的各种技术,每年选择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选择在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商船往返安全系数很高。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带动闽北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建阳麻沙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现在图书馆藏的宋版书中还有很多麻沙版的图书。德化的瓷器,漳州的年画在宋代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宋元时期中国三大外销商品:丝绸、瓷器和茶叶,其中后两种商品大量产自福建。
明清时期是闽商的又一次活跃期,航海业及对外贸易十分发达。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相当部分海船是在福建制造的,许多船员都是闽籍人士。明代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全盛期,明末清初的郑氏航海集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从史书上也可以找到许多明清时期闽商在内地从事商贸活动的信息。《天工开物》中说:“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明代王世懋也有描述:“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清朝初年,中央朝廷一度实行禁海令,控制着东南沿海制海权的福建海商受到严重打击。1684年(康熙23年) ,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但元气大伤的福建海商,在经营范围和活动能力方面与明代相比已显颓势。清代中后期以来,福建海商走向衰败。
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却在南洋各地悄然崛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漂洋过海到异域充当苦力,其中有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企业家。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华人1100 万人,分布在世界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120 多万人,闽籍台胞900万人。这些闽籍乡亲资产存量超过3000 亿美元。从19世纪末至今这100 多年间,闽商帮中涌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如陈嘉庚、林绍良、胡文虎、郭鹤年、黄双安、陈永栽、林文镜等。据《亚洲周刊》公布的“2003年度国际华商500强”显示,除台湾企业之外, 264家华商企业中,闽商有101家,其中东南亚国家83家,香港地区18家,累计资产达2560. 1亿美元,分占上榜企业数和资产总额的39. 9%和36.8%。改革开放以后,许多福建籍新华侨华人象他们的先辈一样,走出国门创业。据估算,遍布世界各地的福建籍新华侨华人接近100万,约占中国大陆新华侨华人的四分之一,主要从事餐饮、贸易和实体企业。
近二十多年来,许多海外华商回闽投资,带回许多外界商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有了海外闽商的大力配合,不少“本土派”闽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国内外市场上迅速崛起,带动晋江“中国鞋都”、德化“中国瓷都”、安溪“中国茶都”的兴起。晋江更是创造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培育出“安踏”、“浔兴”、“劲霸”、“柒牌”、“雅客”、“亲亲”、“安尔乐”、“七匹狼”、“德乐惠”、“富贵鸟”等在全国知名的品牌。闽商在福建省内崛起后,很快向内地寻求发展空间,近年来在省外投资扩张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数超过250万,目前已在20 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百余家商会组织。闽商中的“泉州军团”有70 多万人外出经商办企业,在外企业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外再造了一个泉州市场。“莆仙军团”也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木材市场,拥有固定资产300亿元。
闽商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与其它的商帮一样,有没有出现较长时间的断层现象,这是理论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众多学者认为,闽商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唐代的崛起、宋元的辉煌、明清的持续、鸦片战争后的衰败,继而是现代新闽商的兴起。在鸦片战争后的衰败和现代新闽商的兴起之间存在较长时间的断层现象。如果是这样,闽商与其它商帮并无多大不同之处,都有出现或早或迟、或长或短的断层现象。但是如前所述,闽商既包括海商,也包括陆商,既包括本土的闽商,也包括祖籍福建的侨商。在闽商的发展进程中,海商和陆商的发展呈相互交织状态,有时是海商独领风骚,有时是海商、陆商齐头并进,有时是当本土的闽商走向衰败时,海外的闽商却悄然兴起,他们的确做到了时间上的前后继起和空间上的左右并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觉得闽商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较长时间的断层现象,这是闽商区别于晋商、徽商、鲁商等其它商帮的一大特色。
改革开放后,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现代十大商帮分别是:在历史上已负盛名的晋商和徽商、日渐崛起的浙商、苏商、沪商、京商、粤商、闽商、正悄然发展的鲁商、豫商。另外还有现代五大商帮之说: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福建商帮、珠三角商帮。与传统十大商帮相比,这些商帮大多位于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城市群落,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扶持与推动下,依托其良好的海外贸易便利通道优势实现了快速发展。现代商帮已大大突破了以往的经营规模和区域范围,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全球产业分工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我国当前外向型经济的主导力量。可以看出闽商不仅是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十大商帮或五大商帮之一,从而凸显了闽商的持续创新和经济实力。
众多学者认为,当代闽商与其他商帮相比具有系列优势,如世界多元文化的新优势、世界华人五缘文化的新优势、沿海大通道交通的新优势、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闽籍华商发展的新优势、三大中心城市经济崛起的新优势、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等。闽商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为了保持闽商的可持续发展,广大新闽商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也要正视自身的不足。第一,很多新闽商的产业是建立在单一劳动力资源的廉价输入和利用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技术、品牌核心价值有待开发,这种廉价低层次竞争不利于产品的平稳出口,经济持续增长容易受制于人。第二,新闽商依然大量存在承袭传统商帮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国际化的战略需求,缺乏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保障。第三,伴随新闽商发展而隐蔽相随的官商情节,是极易滋生政治腐败和商人投机暴富的温床,对建立公开、平等、自由、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安定、团结、和谐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的破坏,也会阻碍闽商经济的发展。
学者苏东水在《泉州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闽商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拓展发展路径,稳健地推进跨国经营,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第二,不断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创新能力,真正做强做大强项产业,既要避免力量的分散化,又要把握好世界产业发展的脉搏,及时抢占发展先机。第三,促进家族资本与社会资本融合,重点是结合家族企业组织优势,进行制度创新,保持和扩充自身优势。第四,增强闽商网络的开放性。我想我们对传统闽商文化承接的历史态度应该是借鉴地继承传统闽商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发扬传统闽商文化的巨大优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在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福建经济发展战略中,催生出能够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质闽商文化,这是永葆闽商文化特色的时代要求。
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十大商帮兴衰的共性来看,闽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顺天时、占地利、得人和”。在“顺天时”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央支持海峡西岸发展的历史机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拓宽融资渠道,简化投资项目审批环节,成立民营企业成长辅导机构,实施人才支撑战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企业成长环境。在“占地利”方面,要充分发挥“海西”的临海优势以及毗邻台港、对接珠三角、长三角两大经济区的区域优势,贯通沿海大通道,完善基础设施,扩大经济腹地,进一步调整产业布局,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在“得人和”方面,要进一步改善政府的角色定位,根本改变“重引进轻服务”现象,充分发挥现代商会和海外侨商的作用,加强国内外闽商交流合作,定期召开闽商大会,不断光大闽商精神,寻求现代商帮之间的合作,以全球化的视野发展闽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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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