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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晋商比较研究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5 日 16 时 37 分 41 秒　
来源: 北京大学儒商文化研究中心 2008-9-19 16:42:59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是声震遐迩的两大著名商帮，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乃至近代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像银河中的双子星座，在茫茫夜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徽商与晋商分别进行了很多研究，推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就两个商帮的比较研究而言，此前学者或是从某个侧面进行比较，或是就其代表人物进行比较，但对两大商帮整体比较研究迄不多见。[1] 其实，早在明代就有人对两大商帮进行比较了，谢肇淛在《五杂组》卷四中曾指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这已是从资本大小、经营行业、生活奢俭上对徽商与晋商进行比较了。当然，这时的两大商帮刚刚走上兴盛之路，后来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全貌远没有表现出来，这种比较只能是初步的、表象的。今天，当两大商帮已成为历史回忆，而且学界对这两大商帮也分别有深入研究的时候，我们便可以全面审视和比较这两大商帮了。本文拟从两个商帮的兴衰轨迹、商帮性质、经营机制和价值取向几个方面进行比较，进一步探讨两大商帮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一、极为相似的兴衰轨迹
    徽商、晋商是如何兴起的？这是研究者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此前的研究见仁见智，尚未达成共识。但只要认真研究两个商帮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地少人多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是两个商帮兴起的最根本的共同原因。
    徽商故里徽州是一个川谷崎岖、万山环绕的“四塞之地”，这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就是这可怜的“一分田”，也不是旱涝保收之地，由于山高难以蓄水，十日不雨，土地便旱得龟裂，人们只得仰天而叹。可是等到一场骤雨过去，山洪暴发，其粪壤之苗又被冲得荡然无存。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口却不断增加，明初已近60万。地狭人稠，必然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故顾炎武指出，“徽郡……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3] 在这种情况下，务农可以说是难以为继。为了生存，必须另谋出路。古代士农工商四业，务农不行，只有从事士、工、商了，而入仕之路，犹如万人挤独木桥，不仅非常艰难，更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谈何容易！手工业固然不失为一条谋生之路，有些人也是走上了这条道路，但它所吸纳的人口毕竟有限，剩下的唯有经商一途了。
    山西何尝不是如此？据《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山西人口达到4030450人，是同期河南人口(1891000人)的2.1倍。早在明代，晋省的生存危机就日益严重。明人李维桢在谈到泽州时说：“(泽)州界万山中，枉得泽名，田故无多，虽丰年，人日食不足”[4]。同时代人张四维也说蒲州“界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5]。这种情况到了清代也毫无缓解，“太原以南……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太原以北岗陵丘阜，硗薄难耕，……无平地沃土之绕，无水泉浇灌之益，无舟车鱼米之利[6]。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晋民才“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走上经商的道路。
    正当徽人和晋人在经商道路上摸索的时候，应该说是开中法给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蒙元残余势力。明王朝建立后，逃遁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以及新兴起的蒙古瓦剌、鞑靼诸部时时入犯明朝边境。为了保卫新生的政权，明王朝不得不在北边长城沿线，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太原、延绥(一称榆林)、固原、宁夏、甘肃、蓟州等九个军事重镇，驻扎了80余万军队，马匹也有30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年需要大量的粮草、布匹、棉花及其他物品。当地所产粮棉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从内地运送。对此，政府显然无能为力。于是从洪武三年开始，政府实行了重要盐法——开中法，“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即商人按规定将粮食运到边区指定仓储，取得盐引——食盐经营许可证，接着再到指定盐场凭引守候支盐，最后到指定地区销售。这确是一个重大机遇。
    面对机遇，抓住不放，徽商和晋商表现出同样的敏感。山陕因为临近北边，故晋商捷足先登。徽州虽与北边相距数千里，但徽人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不畏艰难，北上中盐。如徽商汪玄仪，“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策”[7] 歙人程金吾也是“捆载入河西，赢得过当，遂都河西主转毂，浸起不赀。”[8] 显然他们都是开中商人。可以说正是开中法催生了徽州、山西第一代商人。
    当前驱徽商、晋商赚了“第一桶金”以后，他们的示范效应立即显现出来。大批的后来者继之而起，一部分人跻身盐业，更多的人开始涉足茶叶、典当、木材、丝绸、棉布、药材等行业，全方位、多元化经营的局面初现端倪，商帮集团形成了。
    开中法行之既久，弊端日出。弘治五年(1492)，户部尚书叶淇采纳了一些商人的意见改弦更张，由商人边塞纳粮中盐改为商人赴运司纳银中盐，这是政策的一大调整，给徽商、晋商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纳粮中盐，晋商因地利之便，故占绝对优势。但改为纳银中盐后，由于两淮盐场运司设在扬州，距徽州不远，故大批徽商纷至沓来。这一时期虽也有不少晋商南下，但从总体上晋商已不占优势，徽商却独占鳌头了。正如万历《歙志•货殖》所载：“《传》之所谓大贾者……皆燕、齐、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在两浙盐场，徽商也占有优势。但在其他盐场，尤其是在长芦、河东盐场，晋商却建立了自己的垄断地位。很显然，徽商、晋商中的盐商都成为各自商帮中的中坚力量。在开中折色以后没有南下的部分晋商则开始转向旅蒙贸易，后来一直占据着蒙古市场。
    “小本起家”，艰苦创业，是徽商和晋商发迹的共同道路。如前所述，徽人和晋人之所以走上经商之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地狭人稠，难以生存，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非自有余而逐什一也”[6]，而是为了谋生，不得不弃农服贾。为了凑足经商的资本，徽人或变卖妻子的嫁奁甚至家产，或向亲朋借贷、甚或为人佣工。徽州著名大盐商鲍志道，“年十一，即弃家习会计于鄱阳”。二十岁即去扬州佐人业盐，大获成功。后来自己独立业盐，成为两淮总商。休宁大商人程锁，在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为了经商，邀了同族志同道合者10人，每人凑300缗，合伙创业，后来才渐渐发迹致富。像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晋商也是如此。祁县乔家始祖乔贵发，早年为人帮佣，穷困潦倒，后与人一起走出口外，先在萨拉齐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积蓄些许本钱即转到他地开草枓铺，兼售豆腐、豆芽、切面等零星杂货。几经曲折，才慢慢起家，以后成为著名大商人。清代太原曹氏资产六七百万两银，但其始祖、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开始只是随人至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租地种豆、磨豆腐、养猪，辛苦多年，才渐有积累，然后扩大经营，酿酒、开杂货铺，逐渐发迹成关外大商[9] (P217)(P234)。
    徽商、晋商以“小本起家”的道路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资本的最初积累是比较艰难的。官僚资本虽然很雄厚，但一般来说，由于商业所处四业之末的地位，官僚不愿意直接投资商业，商人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发展。
    不畏艰难，开拓进取，是徽商和晋商坚持的共同精神。徽人一旦走出家门，便义无反顾。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这正是徽商的写照。为了采木，他们可以深入云贵深山老林一待十几年。为了贩茶，他们可以南下广州，北到辽东。为了建立市场，他们大到都市，小到村镇，“足迹几遍宇内”，甚至把生意做到海外，终于创造了富甲一方的奇迹。晋商进取精神更令人钦佩，他们不仅在国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而且垄断了中俄恰克图贸易，甚至深入俄国腹地经商，在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地区均有晋商所设的分号，这又是何等的气魄！在金融业，晋商先后创立的钱庄、印局、账局、票号等经济组织，更反映了晋商的开拓创新精神。
    诚信经商，以义制利，是徽商和晋商遵循的共同准则。他们的所言所行，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代晋商王文显曾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心，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10] 晋商乔致庸认为经商第一是守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取利。徽商汪忠富命长子经商，告诫说：“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11]歙商吴南坡说：“人宁贸诈，吾宁贸信。”黟县商人舒遵刚的话更为典型：“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又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12] 上述言论虽然只是出于个别商人之口，但实际上是完全可以代表两个商帮的绝大多数商人的。他们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两个商帮中都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徽商吴鹏翔某年从四川运米数万石至汉阳，正值闹饥荒，米价腾贵，他没有见利忘义，乘机大捞一把，而是“减值平粜，民赖以安”。又有一次，他购进胡椒八百斛，尚未付款，发现此胡椒有毒。卖主愿意全部收回，但吴鹏翔仍照价买下，然后付之一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退了胡椒，卖主可能转售他人，这样就要坑害更多的人。晋商类似的例子也很多，如清末祁县富商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现后，立即指示将所有售出的掺假油全部换成纯净原油[9] (P150)。
    为什么这两大商帮都能坚持商业道德呢？这与他们各自的信仰有很大关系。新安为朱子阙里，儒风独茂，人们无不崇奉朱熹。朱子之教是正统的儒家学说，儒家强调信义，徽商深受影响，表现在商业上，就形成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制利的商业道德。晋商信仰乡贤关公，关公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在民间一直被视为忠义的化身，尊崇关公的晋商自然也把忠义作为经商的准则，并化作自己经商中的自觉行为。此外，理性经商也是重要原因。在生意场上，欺诈只能得逞于一时一事，决不能见效于久远，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徽、晋两大商帮的商人大多懂得其中的道理，从他们留下的大量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经商富于理性，善于从现实中和历史上总结商人成败的经验教训，他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坚持商业道德，就能发展，反之，就会失败。
    在发展的道路上，晋商比徽商时间更长。道光以后，整体上说徽商衰落了，晋商在此以后却因创办了票号又辉煌了几十年，但最终也难逃没落的命运。比较两个商帮衰落的轨迹，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
    从客观上说，或因政府政策调整或因社会大环境的恶化，导致两大商帮的衰落。两个商帮都是依靠政府的政策而起家的，因而都紧紧依附于封建政府，变成了政府的附庸，以后又都因政府的政策调整而受到致命打击，并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而与之同归于尽。真正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对徽商和晋商中的盐商而言，道光年间的废引改票，这一盐业政策的重大调整使徽晋盐商的垄断地位尽失，从此一败涂地。同时政府的腐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及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得社会大环境日益恶化，又给了两个商帮致命的打击。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败亡，与太平军交战十几年，尤其是在皖南的拉锯战，徽商的身家性命以及财产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难振。兵燹给晋商带来的损失也极惨重，清朝官员徐继畲说：“山西买卖十五一存，太平各县向称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另无长物。”[13] (P134)
    由于清廷的腐败，列强在华的肆虐，更使商帮蒙受巨大的灾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众多特权，俄商可以深入我国内地买茶、制茶。此前中俄唯一的交易市场恰克图一夜之间万马齐喑，市场上的中方主角晋商顿时歇业撤庄，元气大伤。虽然后来晋商一度获准在俄国腹地进行贸易，并取得不小的业绩，但当晋商请求像俄商那样在中国内地由水路运茶，以降低成本时，竟然被清政府断然拒绝。俄国政府更乘机提高关税，俄商又赖账不还，清政府竟毫不抗争，晋商只能背起空囊洒泪返国。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晋商在华北、东北的商号遭到巨大损失。庚子之变使两个商帮在京津的店铺悉遭破坏，典铺更被洗劫一空。票号虽然在后期一度辉煌，执国内金融界的牛耳，但也因清政府的倒台，所有的放款荡然无回，存款纷纷逼提，富埒王侯的票号转眼倾家荡产，甚至沦为乞丐。
    从主观上说，两个商帮同样因为保守僵化，未能跟上时代步伐，从而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两个商帮在兴起、发展过程中，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创造了辉煌业绩。但当他们的事业发展到巅峰时，他们的思想却日趋保守、僵化。尤其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已经转型。面对这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及时转型，而徽商、晋商却表现出迟钝、冷漠，熟视无睹。近代以前，两个商帮很少投资产业，当近代工业出现后，也少有人对此感兴趣。根本看不到它是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两个商帮都是以长途贩运见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新型的运输工具轮船出现以后，他们又是那样的无动于衷。外国的机器制茶已经在市场上对中国茶叶形成巨大压力的时候，无论是徽州茶商还是三晋茶商仍然抱残守缺，继续沉湎于落后的手工作坊。尤其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当山西票号如日中天之时，作为一种新事物银行业出现了，票号与银行只有一步之遥，但后者的优越性却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当有远见的分号经理纷纷吁请将票号改组为银行时，却被总经理断然否定。甚至政府在筹办大清银行时，派人前来协商，希望票号加盟，也被婉言拒绝。就这样，机遇一次次失之交臂，充分反映了两个商帮思想保守，昧于大势，终于被时代所抛弃。
    徽商和晋商在封建社会中是最优秀的商帮，他们已习惯满足于在封建经济轨道上运行，他们不去观察、思考社会的变化，缺乏远虑。当社会没有大变化时，他们也许还能继续辉煌，一旦大变局出现，他们就会茫然失措，只能束手待毙了。
二、别无二致的商帮性质
    判断商帮的性质，一是要看这个商帮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二是要看商人的资本流向和出路。恰恰在这两点上，徽商和晋商又是别无二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封建性的大商帮。
    首先看看商帮和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皇帝是封建政治势力的总代表，徽商和晋商都仰攀皇帝，受到皇帝的垂青。康熙曾六巡江南，当时的扬州盐商因其财力雄厚就曾参与接驾，徽商江演就是其中之一，并得到皇帝的赏赐。到了乾隆年间，扬州盐商发展到兴盛阶段，在乾隆六次南巡中，扬州盐商出钱最多，贡献最大，因而也得到皇帝的褒奖，如徽州盐商江春就是其中的典型，“上六巡江南，两幸山左，祗候供张，胥由擘画”[14]，深得乾隆嘉许，被誉为“以布衣上交天子”。两淮其他盐商也是悉心承办差务，其中绝大多数是徽商，可见徽商对皇帝的态度。
    晋商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早在清政权未入关前，著名的介休范氏家族就进出辽东贸易，帮了很多的忙。待清入关后，顺治皇帝甚至召见范永斗，赐给张家口房地，并将其隶于内务府籍，继续从事贸易，成为著名的皇商，逐渐发迹。整个清朝统治时期，晋商中的典型代表始终和皇家保持密切的关系。皇帝大庆，他们慷慨捐助；皇室落难，他们又解囊效忠。如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皇西逃，途经山西时，拮据不堪。晋商雪中送炭，很快筹措几十万两白银奉送以解燃眉之急。
    对封建政权，他们也是忠心依附。尤其是盐商，他们的巨额利润正是凭借经营的垄断地位得来的，而这种垄断地位又是政府给的，他们对政府的依附性最强。政府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以清代徽州盐商为例，每逢政府军需、河工、灾济、大典之时，他们都是半是情愿、半是无奈地大量捐输报效，仅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七年到嘉庆九年(1671—1804)的100多年里，两淮盐商以各种名义报效政府银两达3930余万两，米21500石，谷近33万石。如果加上两浙盐商的报效，数字更大。与徽商相比，晋商别无二致。乾隆年间镇压大小金川起义，晋商一次报效110万两白银；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晋商又捐输218万两。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军费不足，晋商再次解囊，掏出200万两。咸丰年间，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政府急于筹款，晋商捐银最多，高达287万两。以后又不断捐输。正如徐继畲在《复阳曲三绅士书》中感叹道：“晋商前后捐输五六次，捐款逾千万”。[13] (P139)由此可以看到晋商与封建政权的关系。清入关后，山西介休范氏等商人摇身一变为清内务府官商后，“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后从康熙六十年(1721)到乾隆十三年(1748)20多年间，当清廷用兵平定准噶尔叛乱时，范永斗的孙子范毓馪多次为清军承运军粮。范毓馪及其后代还充当官商为政府去日本常年采办洋铜。尤其是山西票号与清政府关系更是密切，在清政府的关照下，票号从最初承办商业汇兑，逐步囊括了京饷、协饷汇兑、海防、铁路、河工等经费汇兑以及赈款、赔款、借款汇兑，简直成了政府的财政部了。
    至于和封建官员的关系，两大商帮都是千方百计巴结逢迎。徽商非常善于同各级官员结交联谊，所以在商人的家谱中，关于他们和官员“过从款洽”的记载比比皆是。徽商甚至对一些应试士子、诖误官员也倾心交纳。此外，他们还通过联姻、行贿等手段交结官员，所以时人评说：“徽多高赀贾人……又善行媚权势”[15]。更有甚者，有的徽州商人还将权势的贪赃之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享厚利。当然，晋商也不例外，票号堪称典型，他们的“功名”生意做得十分热火。只要儒士入京应试，一旦考中，票号便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网络代为活动，放任外官。新官上任，急需大量银两，这又得到票号的帮助。从此这些官员必然与票号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清代后期，政府又广开捐纳之门，一些急于捐官而又缺少银两的人，恰恰成了票号争取的对象。他们热衷代办捐纳代垫捐银，其目的既是为了谋利，也是为了广泛结交官员。后期的山西票号，每一家都有一位或几位过从甚密的王公大臣以及政府官员，其他商人也莫不如此，只不过结交的官员，职位有高低之分、关系有亲疏不同而已。
    徽商、晋商虽然都是富甲一方的商帮，巨额的商业资本基本上仍活跃在流通领域。也就是说，其商业利润，或用于捐助报效政府，巴结官员；或用来购置土地，走上“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或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更有的大量“窖藏”，或消耗于奢侈生活中。虽也有极少数商人投资产业，但终究难成气候，所以他们都是封建性商帮。
    为什么像徽商、晋商这样的大商帮都得依附于封建政治势力呢？这必须从社会上找原因。首先，明清时期仍然是封建专制社会，封建统治者掌握着优质资源配置大权，依附封建政权就能获得这些优质资源，以取得高额利润，盐的专卖就是如此。盐商之所以富埒王侯，就是因为他们从封建政府那里获得了盐的专卖权，确立了垄断地位。投桃报李，盐商自然要从利润中分割一部分报效官府，孝敬皇帝。其次，在封建专制社会，封建官员是各级政府的代表，他们不仅是商业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同时也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他们是一个强势群体，而商人作为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要能生存并得到发展，就必须依附逢迎强势群体，希望他们能够充当自己的保护伞。更高的追求则是希望他们在朝中多少反映一点商人的心声。在任何社会，只要权能够制约利的时候，钱依附势，或者说商人依附官员就是不可避免的。
    对封建政治势力的依附，正反映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明清时期，虽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人队伍也有了很大增长，甚至商人入仕也有了更多的途径；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商业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发端于宋代的“工商皆本”的思想，至明清时期也有了更多的响应，一些文人甚至官员纷纷为商贾正名。但尽管如此，商人四民之末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还没有迈进他们的理想王国。
    封建社会的传统国策是重农抑商，它是建立在地主制经济之上的，只要这个基础不改变，这一传统国策就会延续下去。明清社会经济仍然以地主制经济为基础，因此重农抑商的政策一以贯之，且不说政府的闭关政策、专卖政策对商人的限制，就是在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时期，统治阶级也没有放弃这一国策。只是在贪官污吏对商人盘剥过重，商人裹足不前，商品流通受到严重影响时，统治者才采取一些“恤商”政策，但其目的还在于“裕课”，即增加财政收入，而决不意味着商人迎来了黄金时代。
    社会地位的低下，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或则激起反抗的精神，或则养成懦弱的品格。体现在商人阶层的正是后者，所以康熙时的江宁织造李煦说：“商家原属懦弱”，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评价。
    低下的社会地位，动摇的经济地位，懦弱的政治品格，使商人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它只有逢迎、依附、仰攀封建政治势力，才能在忍气吞声中求得发展。徽商、晋商之成为封建性商帮，决不是偶然的。
三、各具特色的经营机制
    徽商和晋商虽然是同时代的两大商帮，但他们在发展中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机制，尤其是在用人机制、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方面，两大商帮各擅其长。
    商人在小本起家时，仅凭个人的奋斗或父子兄弟联手就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当商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单凭家庭的力量就不够了，就必须另择他人。而用人当否，直接关系到商业的成败。徽商的用人机制有以下特点：一是利用宗族制度，大量使用宗族人员。例如明代徽州商人程澧很善于经商，他任用很多族人，“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16]。程金吾遵父命弃儒从贾，在河西从事转运贸易，赢得过当，于是又带动大批本宗族的人，“诸程鱼贯从之，人人起富。”[17] 汪福光是个大盐商，随着事业的发展，经营规模越来越大，“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18]。像这样“艘至千只”的大规模经营，所需人员自然是很多的，这里的“子弟”当然不可能仅指自己的直系亲属，应视为本宗族内的人员。为什么徽商大多任用宗族人员呢？因为徽州是个宗族制度非常发达的地方，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宗族意识极强，因而宗族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就极强，任用宗族人员非常可靠。二是任用僮仆。由于徽州佃仆制度也很发达，因此，不少商人也大量任用奴仆于经营之中。如休宁商人程事心，“课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指画意授，各尽其材。”[19]《清稗类钞》也记载：“徽州之汪氏、吴氏，桐城之姚氏、张氏、左氏、马氏，皆大姓也，恒买仆或使营运，或使耕凿。”[20] 商人为什么会任用奴仆？就是因为徽州等级制度极其分明，这里“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21]“苟稍紊主仆之分，始则一人争之，一族争之，既而通国争之，不直不已。”[22] 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使用僮仆营运，当然可靠放心。三是慎择掌计。掌计又称计簿，是掌管账簿之事，这是非常重要的位置。对这样的人选，徽商非常慎重，挑选那些忠诚可靠的人担任。如休宁典商孙从理在浙江吴兴开典，由于“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生意兴隆，于是“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由于所选掌计都很能干，所以，“岁会剖析数岁之赢增置一部，迭更数岁，又复迭增。”[23] 典铺不断增多。明代徽州商人李大鸿经营盐业，看到有的盐商奢侈无度，公垂首戒诸掌计曰：“闻贾由积纤而巨者，未闻委约趋侈而不反丧故有也。诸掌计奉命惟谨。”[24] 看来他聘请的掌计不止一人，可见其经营规模很大。
    为了充分调动所用之人的积极性，徽商也形成了内部的激励机制。当然首先得益的是宗族成员，虽然我们不清楚其内部的分配制度，但他们受益则是肯定的。如前述程金吾经商兴旺，“诸程鱼贯从之”，结果“人人起富”。明清之际的徽人金声也曾说过：“夫两邑(此指歙、休宁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者亦数十家数家。”[25] 显然就充分调动了这些“与共事”的“亲戚知交”积极性。即使是僮奴，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久之，积有资，即不与家僮共执贱役。其子弟读书进取，或纳资入官，主不之禁。惟既以卖身，例从主姓。及显达，即不称主仆，而呼主为叔矣。”[26]僮奴干得好，还能“显达”，这种机制自然能调动其积极性。至于掌计，由于作用重要，收入要高于其他人，所以也容易积累资金。徽商中很多人起初都是为人掌计，后才独立经商的。如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废书，长而自求识字，旋晓文义”，后去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策，累赀巨万。”[27] 看来，只要坚持“忠信”，干得出色，“赤手”也能致富，可见徽商内部的激励机制是颇为成功的。
    晋商的经营机制不同于徽商，而另具特色。由于中原多乱，宗族势力受到极大冲击，宗族制度日益削弱，在晋商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清代中期以后，晋商经营机制越来越灵活，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山西票号和一些大的商号中。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票号所有者经过严格考察和考核，重金聘用经理，并将资本全权委托经理经营。经理不是同宗之人，甚至晋商有意“避亲用乡”，明确规定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经理拥有人事大权，东家决不插手票号事务，也不过问日常盈亏，逢到账期(三、五年不等)经理向财东报告盈亏。这样所有权和经营权完全分离，经理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经理的报酬视经营业绩而定。这种机制能充分调动经理的积极性，在当时确是比较先进的[9] (P152)。二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凡在票号中的掌柜、伙计、甚至经理，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总经理的身股由财东决定，一般可顶一股(即10厘)，票号内的其他人员由总经理根据各人的能力和效率来决定，从一二厘到七八厘不等，这种机制把票号内的所有人员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激励他们努力为票号工作，确是显示出它的进步性。三是管理监督机制。一个豪商巨贾，其下属商号、票号很多，总号下有分号，分号下有支号，支号下有小号，经营的商品种类也是林林总总。对他们如何进行管理监督？晋商发明了联号制，即实行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一层对一层负责。为了加强监督，晋商还创造了钦差制，即由东家委托、总号派遣，号称钦差，代表财东定期不定期到各商号巡视，清查各商号经营状况，考察各掌柜是否称职，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罢免掌柜，但钦差一般不能直接干预商号的经营活动。这种机制确能防止商号尾大不掉，促进各商号自我约束。晋商创造的这一系列经营管理机制即便在今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9] (P154)。
四、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
    徽商与晋商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价值取向的不同。
    徽商显著的特点是“贾而好儒”，他们中不少人是“弃儒从贾”的，“从贾”之前，就熟读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虽置身阛阓之中，仍诗书相伴，孜孜不倦。正如戴震所说，徽州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28]。他们的价值取向是读书仕进。所以徽商一旦致富后，便重教兴学，延聘名师，教育子弟，扶持他们走读书仕进之路。在徽商看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有读书仕进，才能“大吾门”、“亢吾宗”，否则，即使腰缠万贯，也自惭形秽。盐商汪才生告诫儿子发愤业儒，“毋效贾竖子为也。”[29] 一个商人竟然在自己的儿子面前自贬为“贾竖子”，可见他儒贵贾贱的思想倾向何等强烈！这种思想在徽商中具有普遍性。
    徽商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他们积极捐资，广建书院。据道光《徽州府志》载：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在清朝，徽州书院多达89所，大多为徽商所建。在外地徽商比较集中的地方，他们也捐金建立书院，为子弟习儒读书提供方便。他们对子弟业儒无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有的干脆弃去贾业，专意课督诸子。诸子“所业进，则加一饭；所业退，则减一饭。”这种殷切的期望在徽商中并不少见。
    对儒业的崇慕，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再加上父兄的全力支持，使得徽州学子在科场中大显身手。据统计，明代徽州有进士392名，举人298名，生员则更多。清代单是歙县一地(包括寄籍)就有进士296人，举人近千人。徽州能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果没有对读书仕进的强烈追求，没有徽商对子弟的全力支持，是不能想象的。
    与徽商不同，晋商的价值取向是经商谋利，他们对习儒仕进毫无兴趣。日升昌票号经理程大佩说过，中进士当官后，正常收入抵不上山西商号一个普通掌柜的收入。当官的要发财，就要靠贪污勒索百姓，而商人是靠辛苦赚钱。所以山西商人一般不让自己聪明的儿子去习儒，他们的第一选择是经商。“家中有个票号郎，胜过七品空堂皇”。程大佩就让自己的儿子经商，后来子继父业。尤为甚者，当年渠氏家族的当家人渠源桢因不满其子渠本翘追逐功名，竟然父子反目，将渠本翘逐出家门[13] (P83)。这与徽商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
    晋商也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但其目的与徽商完全不同，不是为了仕进，而是为了经商，所以教育内容不是应试的“科程法式”，而是经商的基本知识。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晋商子弟中，商场上的精英代有人出，科场中的胜者却寥若晨星。据统计，顺治时山西每科中进士33人，康熙时16人，乾嘉时每科不足12人，咸同时每科不足10人，光绪时每科10人[13] (P97)。其中商人子弟更少。此与徽州“连科三殿撰(状元)，十里四翰林”[30]、“五里一翰林，一门三进士”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由于徽商“贾而好儒”，所以他们也就钟情其他文化事业，给予大力支持，譬如刻书、绘画、医学、学术、戏剧等等，从而新安画派、新安医学、新安学术独树一帜，徽州刻书、徽剧也风靡一时。所谓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形象地说出了徽商对文化的促进作用。
    说起晋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值得称道的仅是促进了山西梆子戏的发展。山西富商为了消闲自娱或者酬宾待客，经常请戏班演出。在外地的晋商有的不惜重金从家乡请戏班前来演出，甚至自己出资举办戏班。这些不仅为梆子戏班提供了较大的文化市场，而且为梆子戏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从而使梆子戏成为一个较有影响的地方剧种。除此而外，我们很少看到晋商对其他文化事业的支持。
    为什么徽商和晋商价值取向这样不同？我以为关键在于两地有不同的文化传统。
　徽州是一个移民社会，各大族，“半皆由此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西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当然也有做官于此，爱其山水而定居下来的。这些移民，除百姓外，或为世家大族，或为缙绅冠带，或为硕学鸿儒，他们首先带来了中原儒风。徽州又是“程朱厥里”，特别是朱熹的影响非常大，人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十家之村，不废诵读”，所以这里“儒风独茂”，号称“东南邹鲁”。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州商人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贾而好儒”也就不奇怪了，读书仕进也就成了人们的第一追求。当生活难以为继时，人们不得不去经商，而一旦致富后，就会扶持子弟向学。正如明代徽州人汪道昆所说：“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31]
    “好儒”，就必然支持与儒相关的文化事业，社学、书院、刻书、绘画、学术、医学、戏剧等等无不因为得到徽商的资助而发展起来，从而构成了徽学这一大宝库。
    而山西的文化传统迥然不同。雍正二年(1724年)，刘於义在论及山西风俗时曾在一封奏折中写道：“但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后续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32]。刘於义时任山西巡抚，对辖地的风俗应是比较了解的，更何况这是给皇帝的奏疏，更应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决不敢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因此他所说的“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已是“山右积习”的话应是可信的。而对于刘於义的观点，雍正完全赞同，并硃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32] 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对那些寒窗苦读的学子，认为是误入歧途。所以社会上流传的谚语是：“秀才进字号——改邪归正”、“家中有个店，赛过一知县”[13] (P96)。这些都反映了一种社会传统、社会风气，生活在这种“重利之念甚于重名”的“积习”之中，晋商对科举，对有关文化事业不感兴趣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传统一旦形成，对人们的影响真是太大了。
    不同的价值取向，也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徽商衰落了，他们支持的文化事业——学术、医学、印刷、绘画、戏剧等等却成了我们今天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尤其是他们培养的一代代文化精英及其所创造的精英文化，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33]。晋商衰落了，除了梆子戏和本身创造的商业经验外，其他文化事业上的空白，只能留下无穷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