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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个地域商帮之比较

客家经济网 2011 年 12 月 16 日 17 时 7 分 10 秒　
来源: 粤商网 2010-10-9 17:12:24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程宇宏  史丽华  】   所谓“商帮”，根据辜胜阻先生的说法，就是指称雄逐鹿于商界的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对区域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商人群体。[1]有学者将明清以来中国形成的商帮归纳为“十大商帮”，其中以徽商和晋商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前后叱咤风云几百年，代表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情境中商帮的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粤商和浙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粤商”、“新浙商”的异军突起，这两支远离政治中心的商人队伍，具有明显的近代海洋文明的特征，从而也从一方面决定了它们与旧的商帮形态不同的命运。另外，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和台商投资大陆热潮的涌起，对台商的研究也越来越为重要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此，本文选择徽商、晋商、浙商、粤商和台商这五个商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主要经营领域、关键成功要素（KSF）、胜任能力特征（competency）、地域文化背景这四个维度来对比分析，探索这五个商帮的特质，希望对现代企业有所启示。

一、主要经营领域（支柱产业及其规模）
1．徽商：盐、典、木、茶
    史称徽商“其货无所不居”，经营范围极广。唐宋时期，徽商以经营竹、木、漆、茶和“文房四宝”等为主要行业；明清时期，则以经营盐、木、茶和典当最为显著。
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中载：“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徽商与盐业有着不解之缘。盐业经营上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盐业专营一向是中国封建政府的主要政策，盐商也自然需要获得封建朝廷的“特许经营”资格。明代实行“开中制”以来，首先是山西商人凭借“极临边镇”的地理位置，抓住这一契机，捷足先登，一度控制了北边的盐业经营特权。明朝成化年间，徽商相继进入盐业领域，将逐步将原本以贩盐为主业的山西、陕西商人击败，盛极一时。当时经营盐业的多为歙县人。歙县盐商主要以两淮为基地，以扬州为经营中心。据清代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乾隆年间，在扬州业盐的名客商约80人，徽商占60名，而其中绝大部分均为歙县人。
    此外，典、茶、木三个行业也是徽商重点经营领域。其中典当业以休宁县汪姓和吴姓最为著称。明万历年间，徽商当铺遍及大江南北，仅河南一地就有213家，其中大部分为休宁典当商。当时休宁本地典当行业极为兴旺，民国前期，就有万洪、成吉、万泰、万源、同兴、和济等当铺。
安徽西南多山地、丘陵，大别山脉横亘其境，气候温润，盛产茶叶、竹木。徽商得其便利，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徽州茶商以婺源人和绩溪人居多。木业经营方面则以婺源商人为多，故有“婺源木商”之称。  徽商的足迹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可见一斑。不过其营销方向主要是国内市场，在这四大宗中，仅茶叶一项作为出口外销品种，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以来，茶叶外销必须通过广州“行商”转手，销往欧美。
2、晋商：典当、票号、贸易
    晋商经营项目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有趣的是，与盐业经营的“先晋后徽”相反，在明清两代典当业上先由徽商占据，后来晋商逐步将徽商的典当势力逐出江北中原，形成“南徽北晋”的局面。晋商从徽商手中争夺典当业市场是一着具有战略意义的好棋，由此开始，晋商顺势步入金融资本经营市场，开拓了帐局、票号等新的金融行业，拓宽了其发展之路。[1]  “票号”的创立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晋商因而一度执掌中国金融业之牛耳，并赢得了道光皇帝“汇通天下”的嘉奖。在19世纪中后期的半个世纪里,晋中三个小县城太谷、祁县、平遥组成的金三角，无可争议地占据着当时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尤其是平遥城内西大街，可以说是中国的“华尔街”，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日升昌票号就在这里；中国最具规模的金融连锁集团——“蔚字五联号”也在这里；晋商票号还一度在日本等设立分号，开创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当时商界公认，山西票商是“第一商人”。[2]
    此外，晋商还精于长途贩运。正当徽商以沿口、沿河、东南城镇为主要活动领域之际，晋商却另辟蹊径，默默开拓着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西至阿拉伯国家，东到日本，北到莫斯科，南至香港、加尔各答，都有晋商的足迹。
    正所谓“凡是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与徽商一样，晋商与明清政府的关系千丝万缕、互相纠结，二者都过于依赖、以至于无法摆脱封建经济制度的母体，从而对其近代化的历程、即从依附于农业经济形态的封建商人向工业文明中具备现代职业意识的企业家之提升，不可避免地带来障碍。
3、浙商：“八仙过海式”的经营活动
    在历史上，浙江商人与晋商、徽商的商业经营内容，在许多方面是重合的，在经济活动路径、职业技能等方面也具有因袭性。比如，明清时期宁波商帮的经营内容中，也有绸布业、烟业、粮食业等。龙游商帮的经营内容中，则有盐、木材、烟叶、竹笋纸、甘蔗、茶叶等。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经营内容方面，最能体现传统浙商特色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是“八仙过海”：如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等工商活动。
    浙商做生意往往从小处着手，不涓细流，以小搏大，可以在服装、皮衣、皮件、建材、陶瓷、灯具、印刷、电器甚至汽车、房地产等几乎任何行业中发现“商机”，抓住不放，逐步扩张，渐成燎原之势。如今以宁波、义务、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其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皮鞋、服装、化纤、轻纺、通用设备、低压电器等轻工产品制造业占有重要地位。例如，万向集团美国公司是这个国度的三大汽车配件供应商之一；纽约的曼哈顿也活跃着温州人的身影；在上海滩，有5万家浙江企业在此发展，平均每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之巨，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20亿元。而在创造财富的质量上，历年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序、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以及各类慈善纳税榜中，浙商以及他们领导的企业都在全国前列。[1]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浙商集团已经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第一创富集团。
4、粤商：从转手贸易走向产业集群塑造
    明清以降，晋商、徽商、广州十三行商人，几乎同时称雄于中国大地。由于实行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使其成为了内地产品与外国商品、洋货与土特产的集散中心。粤商内部的“海商”、“牙商”和“内地长途贩运批发商”三大类型无不是与海外贸易相关联或为目的。由此可见粤商发家的秘诀是“转手贸易”。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造就了广州十三行的辉煌时代。从清宫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后通商后，经十三行完成的贸易额迅速增长。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十九世纪中期，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使广东地方财政收入的60%、清政府年关税收入的40%。洋船增多，洋行亦有添设，1757年的洋行数目创下历史最高，达到26家。十三行商人经常被认为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之一，而在这些豪商巨贾中，以潘、卢、伍、四大家族为最。其中伍家资产在1834年大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的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1]
    但是随着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晋商、徽商、十三行商人势微，以“行商”为代表的旧粤商群体逐步衰落。改革开放以来，新粤商利用其地理优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经济，从来料加工、组装仿制入手，逐步将制造业发展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逐步培育出大量产业集群，如顺德的家电；乐从的家具、钢材；佛山的陶瓷、铝型材；中山古镇的灯饰；东莞的化工、电子；以及新兴的花都汽车制造，等。
5、台商：电子、科技产品制造业
    台湾自然资源匮乏，而人口密度又相对过高。因此，大力拓展对外贸易成为台湾生存发展的最佳选择。台湾企业以民营为主，企业规模以中小型为主，易于筹集人力、财力，外向度较灵活，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层次较低，管理较易。不过，目前，台商投资产业格局向高科技电子产业、石化产业与服务业集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近年来，台商投资的主要产业是电子电器制造、基本技术制造、非金属制造、化学品制造与塑胶制品制造等，较之前的纺织、家具等传统产业有很大变化。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投资大陆成为台商近年来发展的一大重点。1988年以前台资项目仅为437项，2002年时已经发展到4853项。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2]截至2003年年中，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已达68115家，累计合同金额1295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逼近800亿美元。[3]从食品到汽车、从洗发水、香皂再到电脑……台商已经渗透到大陆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以IT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是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重心。
三、各商帮的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KSF）分析
    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key  success  factors），由哈佛大学教授William  Zani于1970年提出。关键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KSF），又称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CSF)  ，指的是对企业成功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它是企业结合自身的特殊能力，对应环境中重要的要求条件，以获得良好的绩效。在探讨产业特征与企业战略之间关系时，经常使用这一概念。下面将从这一视角对各商帮的关键成功因素展开分析。
1、徽商
①“徽骆驼”精神与儒商风度[1]
    由于徽州环境的影响，徽商富于进取拼搏精神，因而又有“徽骆驼”之称。同时，徽商大多业儒出身，因而具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商业素质一般较高。在经商活动中，丰富的知识有助于快速筹算，洞察和把握商机。而且由于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徽商在构建“学习型企业”上可谓是卓有成效。此外，由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徽商经营中讲求义利之道，坚持以诚信为商贾的道德规范是徽商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
②攀援权势，以为靠山
    在中国封建社会，商人占据四民之末，权力主宰一切。所谓“朝中有人好为商”，徽商深知与权势结合的好处，因而攀援权势是徽商经营的重点之重，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各种手段投靠官僚权贵，或以学识相交；或以联姻攀附；或以报效相交，[2]借资贵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结交左宗棠。左宗棠本不喜欢与商人打交道，胡雪岩知此并不直接与其交涉，而是借捐军款和赈灾款来博取欢心，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左宗棠后频频为胡雪岩美言嘉奖，胡雪岩也因而得官，平步青云，成为中国头号官商。二是跻身仕林。这可以说是徽商梦寐以求之事。一方面他们以富求贵，拿钱买官。同时培养弟子步入仕途，利用其政治地位，来保护商业利益。官商之间的结交总是互利的，“官以商为利薮”，“商以官为护符”，而商之“豢”官，既是为了创造政治势力，也是借以得到经济实惠。[3]徽商能够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牛耳的著名商帮，这是关键因素之一。
③依靠宗族，作为后盾[4]
    徽商宗族观念很强，内部凝聚力非常之强。首先，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在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其经商大多为宗族（家族）经营，原始资本的筹集大多与宗族有关，雇佣的伙计也大多为族人。其次，徽商的进一步发展更是离不开宗族势力这个强大的后盾。在管理上，徽商是以宗族制度为蓝本，使商业组织附属于宗族统治，从而便于管理。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借助宗族势力，依赖家族网络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运作，其一，联合宗族势力，建立徽商会馆，通过“四方诸族”来同其他商帮进行商业竞争。其二，徽商以宗族关系为基础投靠封建政权，追求官商相济。其三，徽商凭借宗族势力采取一致行动，实行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商业垄断。宗族势力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徽商致富之后又会不惜钱财，反过来强化宗族势力，以永保其强大的经商后盾。
2、晋商
①审时度势，创立票号
    余秋雨在《报愧山西》一文中说:“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番话是对晋商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一种肯定。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开始主要承揽汇兑业务，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还为清政府汇解军饷和军协各饷，收存中央和各省官款，俨然成为清政府的“财政部”。山西票号注重信息的捕捉与反馈，并视之为成功的关键。山西人能够首创票号固然有其自身的资本优势和经营需要的原因，但是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经商天赋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先人一步看出金融对商业活动的必要性，在帐局、钱庄的基础上于道光初年首创山西票号，并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山西票号堪称现代金融业的雏形。
②重商褒贾、以义制利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观念重儒轻商，但是山西地区历来经商之风甚厚。晋商以商和士农工为同等重要的事业。他们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一点不同于徽商，因为徽商追求的是“商而优则儒”，仕途才是其最终追求的。晋商则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这是晋商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1]在实际经营中，晋商信奉关公，讲究以义制利，义利结合，这是晋商价值观的核心。而晋商所逐步探索完善的掌柜制度，合理公正地界定东家与掌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红与责任，并利用行会之权威培育从业者的诚信荣誉感，可谓最富中国特色的“委托－代理”制度，其所蕴涵的中国传统智慧，对当下的民营企业的组织管理，仍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③创新有效的管理制度
    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对于经理之聘用讲究“唯才是举”，甚至有意“避亲”。但一旦聘用，股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给经理负责，对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能充分调动经理的积极性，在当时确是比较先进的。二是人身顶股制。这也是山西票号首创的激励机制。凡在票号中的掌柜、伙计、甚至经理，虽无资本顶银股，却可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即资本股)一起参与分红。[1]
    从而把票号内的所有人员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劳动工作积极性。三是管理监督机制。晋商一方面发明了联号制即大号管小号的层级管理方式以加强自我约束，同时还创造了钦差制，即由东家委托、总号派遣，号称钦差，代表财东定期不定期到各商号巡视，清查各商号经营状况，考察各掌柜是否称职，甚至可以在特殊情况下罢免掌柜。这些管理制度有效地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
3、浙商
①务实功利、以小搏大
    在浙商看来，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主要的。历史上宁波帮成功的最关键要素就在于务实功利。由于务实功利，首先他们不受限于血缘、地域的联系，经营方式上也更加灵活，善于模仿与仿制（温州“蜂群”的“拿来主义”便是典型的例证[2]），适时拓展经营范围，开发新兴产业，做到与时俱进。而这一要素的缺乏恰恰是徽商和晋商衰落的关键原因。
    其次，由于务实功利，浙商不以利小而不为，他们在最初创业时往往从小处着手，占据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领域，填补全国小商品市场的空白点，并挖掘其内在的商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生意，走“小商品、大市场”的道路。从小处着手，以小搏大，这是浙商的拿手好戏，也是其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
    再次，他们一般注重埋头苦干，不重形式技巧，不务实功利，不怕碰壁、不怕不给好脸色，四个字“赚你的钱”。[1]
②依托产业集群，抱团但不封闭
    目前浙商中最声名煊赫的当属温州商帮，所谓“温州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产业集群。主要表现在小商品大市场、小配件大配套、小产品大行业、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聚集等方面。这种集群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有助于整合资源，形成群体规模、技术和资金等生产要素以及品牌的集群优势，这种优势最终的体现是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2]如今，浙商越来越重视规模化经营、联合式开发，走合纵化发展之路，各企业之间通过专业分工，依托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抱团”优势，力争做到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本运作三位一体。浙商最普遍的创业模式本为“家族创业”，有时是夫妻店、兄弟店、父子店、姐妹店，这样凝聚力很强，[3]但它并不封闭，能够及时更新换代，吐故纳新，滚雪球式地扩张成相关产业集群——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协作配套业，形成相关产业链和“共生圈”。
4、粤商
①敢为天下先
    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远离政治中心，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有人评价说，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甚至是打政策的擦边球，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4]，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曾流传有关广东人的“红绿灯”理论：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没有灯时摸着走，讲的就是广东人善于利用政策发展经济，善于创造条件变着法子经营，决不等待，决不观望，敢为天下先。敢为天下先，其精义在于敢和先二字。敢即大胆，别人不敢干的事我敢干；先是先行一步，争取第一，只有先了才有意义，才能主动，喜欢“头啖汤”。
②顺势而为、灵活变通
    粤商的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快制胜。粤商头脑灵活，商机敏捷，出击迅速。有人把粤商比作为猫，鼠就是市场机会。“红绿灯”理论实际上也反映了粤商善于把握市场机遇，先人一步，快速发展起来。此外，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根据市场变化以及政策因素等各种条件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方式，所谓“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保持高度警觉状态，随时准备应对市场变化。
③巧用借术
     粤商的起步不高，文化水平往往不高，自有资金不多，技术力量也不雄厚，然而他们却能经营起朝阳一般的企业，并迅速富了起来，原因之一就在于借。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粤商善于借钱发挥，用天下人的钱，赚自己的钱；善于借才发挥，用借来之才来弥补自己经商中遇到的不足。而粤商“借术”能够行的通，原因有三：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国家政策优势；二是粤商文化“开放包容不排外”的价值取向；三是在利益分配上，粤商“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的心态。
5、台商
①适时而动，提高竞争力
    台商追求固定的经营模式，而是强调顺势应时，随内外环境而变，因企业历史和现状而异，这是台商企业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是台商成功的关键因素。[1]随着全球化大潮的发展，台商国际化越来越高，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在企业管理上，也是不断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为自己所用。
②奉行打拼（勤）、节俭（俭）精神
    台商十分勤奋，骨子里有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使得他们必须勤劳奋斗，“爱拼才会赢”，打拼成为台湾人现代精神的原点。同时，台商崇尚节俭，注重抠门式经营，致力艰苦创业。“抠门”起源于几十年前的“谢聪敏时代”的“客厅即工厂”经营理念。这种节俭有助于企业控制成本，实现效用最大化。经营之神王永庆把这种节俭作风应用于企业成本控制，发明了鱼骨理论，从而把生产成本做到了最低，用最廉价的产品打开了台塑企业的成功之门。
③乐群贵和的企业文化
    台商以儒家文化来处理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和”、“群”。在他们看来，惟有乐群贵和才能形成合力，惟有形成合力才能形成竞争力。台商的企业文化的重心都向资方如何对劳方倾斜，将企业文化由内部扩展为向下与向外的管理运作沟通，用于承担社会责任，赞助公益活动，在利于义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是台湾中小企业成功达成的共识。[1]
④现代化家族企业管理体制
    在台湾，家族企业占主导地位。在企业管理上，家族式经营占绝对主导地位。[2]实行经营权和管理权合一的管理体制，强调差序格局。严格的等级制度有利于中小企业的集权管理，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发展的初期和对成熟时期，有利于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台湾中小企业正是利用了儒家中森严的等级秩序，建立了权力责任集中的企业组织，促成了企业的诞生。
    不过，台商将用于家庭的儒家“和为贵”与“亲亲”思想，推广应用到公司治理上，在企业中创造和培育一种家庭式的氛围，使员工产生一种归属感和成就感，这有助于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3]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制约关系，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同时，台商又逐步引入美日等的管理观念，并把它融入本土环境之中，创造一种现代企业制度与家族企业相结合的模式。
四、各商帮人才“胜任能力”（competency）的比较
    商业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用人当否，直接关系到商业的成败。如何识别人才、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用好人才，各商帮都有自己的不传之秘，他们在选才时一般的原则是德才兼备，注重人才的个人道德也十分讲究“能力”，但往往各有侧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克米兰（David  McClelland）于1973年首次提出“胜任能力”（competency）概念，由此发展出来的“胜任能力特征分析法”为我们解读各商帮的用人秘诀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和有利工具。
1、徽商
    徽商选人，在德、才两方面，首先注重的是德。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商在经营中非常注重质量，杜绝伪劣；注重商业道德，重信用、讲义气，以孔孟儒家所宣扬的“诚、信、礼、义”等伦理道德信条来经商，“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认为只有品德高尚、忠厚诚信的人，才能在经营中“铢两不私”，才能与人坦诚相处，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才能上下同心，配合默契。
此外，徽商利用宗族制度，大量使用宗族人员。因为徽州是个宗族制度非常发达的地方，所谓“千年之冢，不动一掊，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1]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宗族意识极强，因而宗族内部成员的凝聚力、向心力也就极强，任用宗族人员非常可靠，而且易于管理。徽商用人，大多采取放手使用，各尽其才的原则。例如。副手是管理层次的核心，但商人与副手之间在管理层面上的约束大多比较松散，实际经营权、所有权属于商人自己，商人对各级人员的管理一般通过宗法制度来实现，带有浓厚的宗族色彩。
2、晋商
    晋商在用人的特点是任人唯贤、以才取人，能够不分门户，不附裙带，不徇私情，不嫉贤能，主要表现在财东对掌柜及其他人员的任用上。由于晋商实行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政策，财东聘用掌柜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因而本领超群，有真才实干者，施以重金聘用，并在商号中顶身股一股；无才者，即使有头面人物保举，也弃之不用。财东一旦聘用掌柜，便把整个票号委托掌柜经营，大胆放手使用，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晋商用人基本上均为山西同乡，但商号用人绝不聘用本族同亲，晋商的用人原则是“回避亲戚，不避同乡”，即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他们也讲究仁义礼智信、忠诚和孝悌，但更注重以“义气”来维系。晋商的关公崇拜鲜明的体现了这一点。
    此外，晋商号规极严，无论掌柜、伙计、学徒均要遵守。正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在人员管理上严格遵循这些号规、行规，具有鲜明的契约精神。
3、浙商
    浙商创业初期往往是一个人打天下，家里人辅佐，往往只用家里人，不用外人；即使用了，只使用不重用。但随着企业的壮大和社会的发展，浙商充分意识到吸收外来人才的重要性，主张开放用人。由于深受永嘉功利之学的影响，浙商很务实，在用人方面亦是如此，实干精神最为看重。
    有人评价浙商具有冒险精神。许多中国商人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唯恐失去，因而将资本投向风险小而收益稳妥的行业，甚至退出经营领域。浙商则不然，在获得一定资本积累之后，不是想着如何守成，而是继续投入或投资高风险的行当，谋取高收益。我们认为，浙商的敢于冒险，并非基于盲目的赌徒心态，而恰恰源于绝对理性的精细算计，往往在外人看来非常冒险的举措，浙商事实上早已通过仔细的权衡，胸有成竹。因此浙商用人，也注重考察有勇有谋、谋定而后敢为的人才。
    此外，浙商的创业实践使他们意识到集体的力量，形成抱团打天下的特征，因而他们在为人处事上，坚持“人脉即财脉”的观点，强调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做人要有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在具体的用人机制上，浙商能够做到充分授权，用人之长，容人之短。
4、粤商
    广东文化中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厚。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粤商，以令全国人称道的气魄，吸引了大批人才入粤，一时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才流动最为壮观的景观，它创造了洗脚上田的农民领导着一群博士硕士的“羊统领着狮虎群”的奇迹。
可以说，粤商经营的不单单是产品，还包括人才。有人评价说，粤商一方面不遗余力吸纳人才，一方面又处处设限设防，用人具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天用你，恨不得明天你就能为企业挣钱，挣不到便炒鱿鱼，没有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1]
    这一评价，虽未必贴切，但从某种意义上接近真相。我们认为，粤商使用人才的基本原则，就是“实用主义”，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用人、而不为人所用”的老板意识，粤商使用人才基本上是“为我所用”的心态，缺乏“合作”的观念；第二、不追求人才的最优化，而注重与企业发展目标、职位需求以及企业基础条件的匹配，不盲目引进无法立即发挥作用的人才；第三、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注重“可控性”，对预期风险较大的人力资源投资，倾向于回避，即上文中所说的“没有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实用主义人才观，其基本假定是：人才市场上各类人才供应充足，企业可以轻易找到急需的适用人才，为我所用。
5、台商
    台湾商人普遍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崇尚艰苦奋斗，遵循的是一种“白手起家”的原则。在实务操作上，注重亲历亲为，但也知道吸收外来人才的重要性。台商企业一般标榜能力主义，讲究知人善任、任人惟能。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台商企业注重关怀员工，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又要求上级善待下级。但由于家族气息较浓，凡事着重树立企业的形象和权威，缺乏民主氛围，而且片面注重家族统治，也压抑了人才。
    台商强调人才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台企比较关注员工服从企业的目标，强调对企业的奉献，因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情况一度是台企的普遍现象。例如王永庆一向鼓励超时工作，主张对员工保持一定的压力和危机感。他曾说：“恶劣的企业经营环境虽然会导致经营上的诸多困难，但是在此环境中却能激发企业同仁为了谋求生存、发展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发努力，凭此终能克服困难.获得高度的成就。”因此，具有危机意识、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才，尤为台商所重视。
五、文化背景的比较
    行为表现的背后是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往往取决于文化传统的长期积淀。从某种意义上说，各商帮的差异，归根到底源于其所植根的区域文化背景的差异。最后试对上述各商帮的传统文化背景进行比较：
1、徽商：朱子理学
    古来徽州既是“商贾之乡”，又被誉为“东南邹鲁”，并由此而孕育出颇具特色的“新安文明”或者说“徽州文化”。徽州是两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被视之为“道学渊源”之所在。徽州人大多“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对朱熹几乎是顶礼膜拜。朱熹理学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深入徽州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徽商）的观念，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被徽州宗族奉为神圣教义，朱熹更是被视为偶像，并设在全国各地的徽商会馆和公所加以祭祀。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左儒右贾”的重要特色。
    在价值取向上，徽商儒贾并重，以义为利，这就是徽商的特色。一直以来，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的商业集团，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明代著名学者、徽州人汪道昆就曾指出：“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主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1]这就是说，做生意是为了牟取巨额利润，读书则是为了求取功名。读书搏不到功名，就应当下海。赚了一笔钱后，为了子孙后代考虑，就应当让他们读书，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因而徽商经营中比较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
    由于他们是亦商亦文之辈，素有儒商的美称。是徽商将儒家的精神融入到经营管理之中，并形成儒商精神。为了让更多的子弟习儒就学，他们积极捐资，广建书院。对儒业的崇羡形成了巨大的动力，加上父兄的支持，徽州学子在科场中大显身手。以商养文，以文传家，形成了儒贾之间的良好循环。“贾而好儒，亦贾亦儒”是对徽商的经典概括。儒商从徽商开始，这其中有理学大师朱熹为徽人好儒打下的坚实的文化基础。徽商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与推进文化、培育人才并举，既提高了商人的素质和层次，又制造了一个官僚集团，从“贾而好儒”进入“官商互济”，使得徽商能够叱咤于历史舞台三百年。
2、晋商：关公精神
    徽商由于追求“贾而好儒”，因而以朱子为偶像、信奉朱子理学；晋商则不同，在三晋大地上，流行的是关公崇拜。首先，与徽商不同，晋商的价值取向是经商谋利，他们对习儒仕进、考取功名毫无兴趣。山西自古以来商贾之风甚厚，普遍存在着重商贱儒、求富逐利的社会风气，所谓“家中有个票号郎，胜过七品空堂皇”正是这种反映。“学而优则贾”一直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山右大约商贾居者，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2]山西人跳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观念下形成的“商人卑贱”情结，由此山西“县县皆商，人人皆贾”。但由于封建时代商人虽拥有大量财富，但并不享受政治上的保护，而是受到压制和剥夺，因而生意顺遂和吉祥幸福成为商人渴望的一种稀缺品。[3]而关公，不仅是刀马出众的勇将，被封为武圣人；后被民间道教更封为发财致富、招财进宝的保护神——财神爷，而且是武财神（商业保护神）。晋商要经商求利，也要在心灵上寻找慰藉，在精神上寻找寄托，武财神关公刚好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提供保护。
    其次，关公是“忠义”的化身。即使作为财神，关公也不是以精明强干、获利丰厚为特征，而是以守信忠义著称。信仰关公也是以关公的信义来规范商业行为。在实际的经营中晋商讲究“义以生利”、“以义制利”，追求“义利合一”。晋商以关公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并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祗，日夜监督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和商业交往活动，同时从关圣身上吸取无穷的正气力量，以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和防卫能力，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使商业活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晋商对于这位家乡的先祖——关公推崇备至，每到一地经商，一经发展，先修关帝庙。经晋商的推介，关公大帝作为职能神和保护神的角色，至清代已在整个中国大地普及开来。
3、浙商：永嘉学派和实学思潮
    浙商号称商坛后起劲旅，之所以能够左右着当今商脉，应该注意到其深层次的文化的熏陶。以南宋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开创了贴近社会实际的功利学派（又称事功之学）。首先，他们以“务实”为他们的主要思想内容，认为“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叶适《水心文集补遗》之《历代名臣奏议?九七》），反对道学家的空谈性理。在他们看来，这无益于改变现状，应该立足于现实来思考对策。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中评价的“永嘉之学  ，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其次，立足于现实，永嘉学派强调经世致用，关心人民疾苦，主张发展商品经济，重视功利。在他们看来，“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永嘉学派立论不离儒学经典和礼仪制度，但其要旨指向事功。其实，由治经来明功利，正是叶适的一大特色。钱穆先生认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1]由创通经义而提倡革新政令，亦即由治经而明功利，从而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
    由此出发，永嘉学派反对“抑末”政策，提倡“扶持商贾”，重视和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以功利统一仁义，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反映了当时自由商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贴近民间，讲究经济，最切实用。永嘉学派“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肯定了商人逐财言利的正当性，浙商由此走向健康发展道路，认为经商也是经世之大业，是堂堂正正的职业。
    永嘉学派磨练了浙江人的务实精神，在他们看来，行业本身无贵贱之分，能否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身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事业心尤为突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就是浙商生动写照。他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天马行空夸夸其谈，而是集腋成裘、积少成多，精心自己的产业。
    永嘉学派也为实学的活跃和发展开辟道路。明清之际，以东林学派为重要代表的实学思潮把儒学的“经世”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救亡图存而务实革新。东林人士赵南星在黄宗羲“工商皆本”之前就提出了“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赵忠毅公文集》卷四《寿仰西寓翁七十卒》）的见解，这无疑是对“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的一大突破，反映了地主革新派和商人、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自由发展经济的要求，顺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客观趋势。无论是永嘉学派还是实学思潮，这种“经世致用”的传统指导着浙商不断前行。
4、粤商：白沙之学
    与中原正统文化相比，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的岭南，因而接受正统思想的束缚也较少，具有更多的自由性。明清时期，官学化的程朱理学越来越独断僵化，对社会个体的压抑也越来越严重，此时以陈白沙、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崛起，打破了传统儒学的樊笼，尤其是陈白沙及其凸显主观自我意识的江门心学的出现，是岭南文化走向成熟自信、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始展现自身个性、勇于标新立异的重要标志。
    陈白沙创立的白沙之学以“自然”为宗旨，以“自得”为归依，其价值取向是把反对外在的权威束缚，强调自主自由的思考和体悟。“虚明静一者谓之主………此心学法门也。”[1]  “虚明静一”就是以心为主，这既是陈白沙心学的法门，也是他确立自我价值的起点。白沙心学价值观是对当时权威——程朱理学价值观的背离，这种背离突出的表现在反对外在化、工具化“天理”的束缚和压抑，提倡个性自由，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无拘无束地生活。[2]他认为“为学当求诸心得”[3]强调主体的自我选择性和心灵的自由。“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4]在白沙心学中，自我和本心处于主导地位。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自然、自得”的境界，指一种无任何功利得失负累的精神境界，在此指的是“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反对一切外物的约束，“咸率乎自然”（《与顺德吴明府》，《陈宪章集》卷二），颇有道家气质。例如白沙诗中所讲的“超越尘外心，浩矣周八极。”(经鱷洲)  “说到鸢飞鱼跃处，绝无人力有天机。”（《赠周成》
    白沙之学对于塑造与弘扬岭南文化品格特质，功莫大焉。粤商受这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主体精神和自由精神非常突出。他们不注重权威，也不会去争什么“正统”，一切顺“自然”行事。他们无视权威，敢于怀疑，例如在全国还在争论到底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一般没有定论之前，谁也不会轻举妄动，都在等待一个权威答案的公布，粤商却已经在做了，在他们看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老猫，不会拘泥于既有的权威和范式，敢于突破外在的束缚。对于一些外来新思潮和新事物也易于吸收和接受，这种精神就是白沙学的精神。
5、台商：中西日文化多元并存
    台湾是一个由大陆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社会。大陆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福建移民占据绝大多数，其中又以祖籍泉州、漳州居多。因此，闽南语成为台湾民间的主要语言，被称为“台语”。而台湾最通用的语言是大陆传过来的普通话，台湾人称为“国语”。但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台湾文化又呈现出中、西、日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也吸纳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如荷兰统治时期传入的近代西方海权文化、日本占领时代传入的日本文化以及现代欧美文化，都被接纳到台湾文化之中。由于历史上与日本、美国和大陆的关系，台湾文化一直处在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前沿地带，并逐渐形成多元共存的格局。

六、小结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人的评价。中国商人起源的准确年代，今已无从考证，但是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地域特色，古有十大商帮，各商帮的经营项目、经营风格、成功要素、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并不完全一样。比较这些地域商帮的差异，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对于当前的新徽商、新晋商、新浙商、新粤商和新台商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