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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耀:开启百事可乐中国纪元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1 月 29 日 12 时 39 分 53 秒  
来源: 梅州乡情网   2009-1-10

 

 

    何耀,梅州大埔人,1930年生,曾参加敌后武工队,打游击,在广东多个地区做过团委和团校的工作;1958年调到深圳,先后任宝安工业局局长,布吉区委副书记,布吉公社书记,宝安县团委书记,深圳中学、深圳二中、宝安师范学校校长;1979年任深圳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之后任深圳轻工局副局长、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饮料汽水厂董事长等职,1994年离休。
 
    1981年,百事可乐进入中国,在深圳建立起了第一家百事可乐饮料厂(厂名叫深圳市饮乐汽水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百事可乐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品牌。但是说起百事可乐的创始人简道尔,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再说到百事在中国的第一任厂长,那就更加知之甚少了。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百事可乐可乐在中国的第一任舵手——何耀的家里,听他讲述百事可乐进入中国的故事,体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步伐。 
    1978年,中国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在当时的环境下,西方投资者对于投资中国还是有所顾虑。当时《纽约时报》记者的观察是:“迄今为止,美国和欧洲的大投资商还在回避这些经济特区。工人未受过训练,不按期交货,不按期启运,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缺乏,在合法权利问题上变化无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路有限等等,使欧美的大投资商不敢贸然行事。”即使如此,也还是有好些跨国公司对10亿人口的中国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百事可乐就是其中一员。
    1981年,时任百事国际集团中国部经理的李文富找到了时任深圳市对外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何耀,商讨百事与深圳在中国建厂的合作事宜,百事在中国的辉煌之路启程了。
     “合作企业”而不是“合资企业”
    按照中国当时的政策,所有合资企业,中方投资必须占51%以上。百事可乐这个项目,按照外方的投资计划,中方必须一下子拿出近千万元,然而根据当时的环境,深圳根本无法为此筹集那么多资金。于是谈判出现僵局,后来何耀等人就想出了一种变通的方式,成立合作企业。这种企业是契约性的,双方商量各自提供什么,收益怎么分等等。通过多轮谈判,最后得出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合作方案,即由中方提供土地、人工、水电、厂房,百事可乐方面出资金、生产设备和技术;收益上前5年中方占55%,美方45%;第6年以后中,中方逐渐增加受益比例,15年后,所有的厂房、设备归中方所有。
    即使中方有如此多利益,但方案报上去的时候,中央还是一片质疑声,说何耀“离经叛道”、“标新立异”。尽管他力陈这一方式的优越性,还是有人不赞成,理由是以前的有关文件上没这种做法。文件上没有前例没关系,何耀还是将这种方式写进了双方合作的协议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合作企业”也列入了中国利用外资的法律条文。
    冒着坐牢的危险与百事谈判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任何改革都得小心翼翼,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投入监狱。何耀想起当初还甚是感慨,“当时上级规定,跟外商谈判、打电话,不能单独进行,一定得有其他人在旁。”“我是冒着坐牢的危险和百事公司谈判的,因为当时美国正在进行总统竞选,里根是总统候选人,百事公司是支持里根的,而里根是反华的,这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有人说‘你把百事可乐引进来,你不要命啦!’”何耀跟中央解释,百事支持谁当总统是他们国内的政治问题,现在我们要发展经济,应该放开各种不适应的规定限制来引进外资。
    还有一个细节,当时与百事的合作事宜商讨得差不多的时候,上级通知何耀,说中央有文件下来,不能与百事合作,其中有一条是中央领导人批示不能生产百事可乐这种饮料。领导人批示不能生产这道题着实难倒了何耀等人。后来何耀找人了解到,原来领导并没有批示不能在国内生产,而是国务院给中国粮油总公司的批示,意思是国外品牌生产的饮料只能少部分在特定的地区销售,其他则必须外销,而国内其他地方一概不能销售。
    最后经过种种曲折,百事可乐在中国的第一家厂房终于在深圳建起来了,名字就叫做深圳是饮乐汽水厂,由何耀任第一任厂长,从此拉开了百事在中国发展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有关的政策部门对引进的饮料有政策性的限制,深圳百事产量的80%规定要出口,在外销80%的前提下,再允许20%的产量在深圳特区里面销售。百事可乐一推出就受到了市场上极大的欢迎,大家都趋之若鹜,那时候,如果送礼能够送一箱百事可乐,是非常体面的。
    弹指一挥间,差不多三十年就过去了,当年雄心万丈的何耀,白发早已爬上那颗充满智慧的脑袋。身体仍然硬朗的他,回忆起往事,眼神里仍然流露出豪气,但是也多了一分感慨,“过去的事情说起来太长了!做好一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是啊,改革之初,举步维艰,有大智慧、大勇气之人方能开创一番事业。今日社会,跟三十年前相比,用天渊之别来形容并不为过。虽然我们走过了最初的改革期,但是,社会需要前进,就必须改革,因此,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时代,我们都担负着改革的重任。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前人改革的步伐,不仅仅是为了缅怀、纪念曾经的风云事迹,更希望能够从中感受一番改革的艰辛,学习一些改革中所需的胆魄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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