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易纲文章中的一些段落——

　　环境保护问题

　　1、大城市堵车。北京的交通拥堵还是不争的事实。真的堵起来，北京的环路上和许多主要街道上简直成了大停车场。我们知道堵车汽车的排放量比正常行驶要大得多。（注：书中收录了易纲组织研究的课题，《征收城区交通拥堵费是缓解北京交通拥堵的一种可选方案》）

　　2、电子垃圾。中国现在到了电子设备更新换代的时候了，无穷大的生产能力，将来就意味着无穷大的电子垃圾。

　　3、办公居住用户浪费。中国人多地少，节约土地才能可持续发展。但近来各大城市的房子越盖越多、越盖越大，浪费惊人。我因工作关系去过许多世界顶尖的大型金融机构的总部，但我还是没有见过现在这样的奢华、浪费、粗糙与不舒服。我们去看看新建的机关办公楼，各大公司总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面积之大超过正常人的想象。办公室里带卫生间、会客间、午休间。我去过几个重要国家政府部长的办公室，很少见到有这样配套齐全的。再看看各地新建的招待所、会议中心，动辄100、200、300平米的大套间，少数是大而奢华，多数是大而粗糙，所有的细节都不对。我统计过，有近一半卫生间的冷热水龙头装反了。宾馆房间太大，要把所有的灯都关上，对一个聪明人需要花五分钟。中国人地关系紧张，但是中国的人均住宅面积相对于其他资源紧张的国家却相对较高。（注：书中有《<中国物业税研究：理论、政策与可行性>前言》一文，物业税就是不动产税或房产税）

　　4、国土荒漠化。你在中国上空坐飞机旅行有时是件让人焦虑的事，因为在飞机窗外看到的是大片的荒沙秃山，当把中国和欧洲大陆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相对比时，其反差更加鲜明。（易纲说自己退休后最想做的事就是“设计一个激励相容的可持续的机制，配有一定的财政金融资源，专门用于治沙”）

　　如何提高国民素质

　　一个国家最终的实力、财富、货币、形象是由其国民素质决定的；高楼大厦、金银财宝、巨大的生产能力，甚至强大的军队都可能成为过眼烟云。而国民素质是由历史、文化、教育和制度决定的。

　　北京的房地产过去为什么不值钱？因为产权不清，无法交易或交易成本太高。为什么现在北京的房地产这么值钱？是因为产权保护，房主拥有房产证，可以比较自由地买卖，交易受法律保护。过去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计划经济，因此就不值钱，现在北京房地产价值的坐标系是市场经济，因此就值很多钱。现在要问如何使北京的房地产成为越来越好的资产？我的回答是提高国民素质，人民币的走势也是一个道理。

　　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个方面亟待提高。

　　1、缺乏公共意识。

    我国在历史上公共意识一直就比较弱，加上“文革”搞极左，以公共名义干了许多坏事，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公共意识基本上摧毁了。所以我们公共意识相对较差，这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从车里向车外随手抛垃圾；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嗑瓜子，将瓜子皮丢到不容易清扫的角落……

　　2、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通过以上的段落，不难看出，易纲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且非常善于思考。

　　从研究大国经济到参与大国金融

　　易纲今年60岁。今年3月9日，他随周小川一起出席全国两会的记者会，在回答问题时，不经意间尽显专业本色。

　　记者会的第一个问题是路透社记者提的，他说2017年中国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非金融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47个百分点，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会不会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意思就是如果增长放缓，央行会不会放松银根。

　　周小川行长回答说，整个中国经济体系里的广义货币的总量已经相当大，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的更有效率，如果更有效率了，也不见得资金就紧张。这时易纲补充说，去年底我们监测到贷款利率是上升了0.4个百分点，但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两者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易纲从实际利率的角度给了市场一个信号，目前资金供给总体平衡，不要指望“放水”。

　　从专业素养上而言，易纲的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方面。易纲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0年，易纲独立署名的文章《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发表，他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1992-1993年，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他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据悉，这项研究他持续了十年，到2003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货币化进程》。

　　在学术圈也有一种说法，研究经济当研究大国经济，而研究大国经济就应当到那个经济体中去。易纲回国后，于1994年8月初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成为创办“六君子”之一，担任副主任。

　　1997年易纲正式进入央行工作，历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等职。2009年7月，易纲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9年开始，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美元资产配比过重（尤其是美国债券）、回报率不足。恰好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去美元”的呼声在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对于中国而言，外汇储备多元化成了一个长期趋势。

　　在2011年的“两会”期间，易纲表示，“我们的外汇储备增长得比较快，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官方外汇储备。我们的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从多元化上讲，一是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我们都有。同时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我们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记者朋友也提到了关于美国国债、黄金和其他大商品储备的建议，我觉得这些在储备多元化一揽子考虑资产配置的时候，都会考虑，但是限于市场的容量，我们投资的考虑应当是比较慎重的。”

　　对于中国央行和易纲而言，近年的一个大事无疑是人民币进入了IMF的SDR（特别提款权），这标志着人民币向国际储备货币更进了一步，也标志着汇改“开弓没有回头箭”。尽管资本账户开放不是进入SDR的前提，但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央行逐步退出干预则是一个必然的要求。

　　与伯南克的那场“辩论”

　　不少财经媒体认识到易纲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是2016年4月的一场全英语讨论会，他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

易纲对话伯南克易纲对话伯南克

    对早年就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的易纲而言，与同样兼具学者和央行官员角色的伯南克对阵可谓“旗鼓相当”。当时，人民币汇率和中国改革的走向是西方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伯南克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则认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具体而言，易纲解释称，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200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为8.28，此后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REER）和名义汇率（NEER）都升值了30%~40%。人民币其实是浮动的，这种汇率变化基本上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这有助于经济发展。”

　　不过，伯南克当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权衡防止货币贬值和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他建议，中国需要更为关注财政政策，用财政政策来实现需求端的目标，这也不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如货币政策那样的负面影响。

　　易纲回应称，与欧美日等过于依赖货币政策的模式不同，中国的确在加大财政效力。“2016年中国提高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至3%，相当于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赤字，去年只有2.3%。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仍十分重要。”

　　如同易纲所说的，“我的工作是做一个最优结合”，他几十年的历程，就是知识、实践、理想之间的最佳配置。人们期待着他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对外开放的新征程中，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