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违建20年风起云涌，拆迁造就亿万富翁

违建根治难题，横亘在每任主政者面前。深圳曾两度试图通过“合法化”收编解决违建问题，反而引起抢建高潮。今年5月，深圳市出台文件开始第三轮“收编”，但“违建叫板市委书记”的新闻标题，昭示着新一轮博弈并不轻松。
 

                       隐藏巨大利益“拆违”注定是漫长的拉锯战。本报记者霍健斌摄
罗春响半天没消停下来。这位上任不足半年的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查违办副主任，忙于应对响个不停的办公电话、手机。
终于坐了下来。他掏出手机：“这已经是打坏的第二部了”。又亮起鞋底：“已经穿坏了两双”。掏出钥匙开车带记者出门：“拆楼得罪人太多，说不定哪天就给人砸了”。
违章建筑在国内并不新鲜，但没有哪个城市如深圳惊人：总数超过40万栋，占住房总量近一半。更惊人的是背后的利益，仅在岗厦村，500栋违建一拆，原住民中造就出十多位亿万富翁。
违建根治难题，横亘在每任主政者面前。深圳曾两度试图通过“合法化”收编解决违建问题，反而引起抢建高潮。今年5月，深圳市出台文件开始第三轮“收编”，但“违建叫板市委书记”的新闻标题，昭示着新一轮博弈并不轻松。
12月2日，深圳结束对违建的普查登记，一年的普查期结束之后，它们最终将面临“确权、临时使用、拆除、没收”四种不同命运。
村子拆出十余亿万富翁
10月26日上午，岗厦村，49岁的文先生悠闲地坐在自建楼房前，和几个尚未搬迁的人喝茶闲聊。
他一点都不像想象中的本地土著，整洁的衬衫西裤，镶钻的金戒指，指间夹着“芙蓉王”牌香烟。
他的视野不远处，是深圳地价最贵的城市CBD，写字楼鳞次栉比，玻璃幕墙泛着蓝光，坐在写字楼里，可以看到对面市长办公地———市民中心。
文先生身后是他家在上世纪90年代建起的3栋6层农民房，极像他们的出身———粗壮而结实。租金是主要收入，但周围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子显示，“包租公”的日子行将逝去。岗厦已被金地大百汇和广东五叶神两家公司相中，全部改造用于商业开发。
按公布的岗厦改造拆迁补偿方案，如果选择货币补偿，住宅公寓每平方米1.28万元，集中商业每平方米2.38万元。村中农民自建楼约500栋，按此标准，这里将诞生超10个亿万富翁，全村人几乎无人不成千万富翁。
在杂乱的工地上，一名拆迁人员手指一栋栋空楼说：“窗子拆掉的是已经签字的，没拆的是还在谈。”何时能拆完？他心里也没底。“要是没签你去强行打，人家还不跟你拼命啊。”
这些楼多在7层以上，多则达10层，按照此前政府相关文件，一块宅基地上建房不能超过480平方米，也即不能超过4层。换句话说，令原住民们一夜暴富的农民房，是在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上建成的违章建筑。
3栋6层楼，此前月租金最高可达1.5万至两万元，若拆迁，可获2700多万元补偿，但文先生并未签下一纸协议，他不愿失去原住民的“命根子”———土地。
盖楼与“打楼”拉锯
如今深圳“二线关”内，违建已既成事实，而关外则成为新土壤，违建多已“长”到10层开外。
龙岗区坂田街道，因一栋近20层高的违建被媒体冠以“最牛农民房”而广受关注。街道一名官员无奈地对记者抱怨：“哪里发展快，哪里就有违建，坂田现在进入快速发展期，违建高潮也轮到我们头上了。”
“打楼”，是坂田街道查违办副主任罗春响最常挂在嘴边的词。自今年5月政府颁布“收编”文件后，为控制新增违建，他们自6月1日起组织“夏季攻势”专项整治，要求“日日有行动，天天有拆除”。
隐藏巨大利益，盖楼与“打楼”注定是漫长的拉锯战。如今的坂田，气氛紧张，街道办公楼一楼，挂着一幅幅反映“打楼战绩”的图片。而对面，耸立着一栋正在拆除的违建，比办公楼还高。
罗春响带记者去违建拆除现场，车开到半路，发现两辆混凝土搅拌车在等红绿灯，他赶紧拿起电话：“要把它们截下来，不能送到违建现场去，这就叫‘断粮行动’。”
9月13日下午两点，在罗的指挥下，钻机的长臂对准一栋建了两层的违建突突地钻开了。围观的人群中，一个年轻人喃喃有声：“拜托，手下留情啊。”“这是区政府督办的，必须得拆”，罗拿着一叠文件说。
这样的场面，自1982年深圳市政府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叫停乱建和私建房屋以来，从未间断。历次“斗争”，政府方偶能取得局部胜利，但从未取得过全面胜利。
“种房子”收益
深圳违建“茁壮成长”的催化剂，是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带来的巨大住房需求。
违建林立的岗厦村，30年前是一望无边的农田。上世纪80年代，随着特区的开发，文先生家族的农田被征，3个家庭各分得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1984年，在当时政策允许下，他们各建起两层半的小洋楼。
1989年，很多香港老板蹚过深圳河投资建厂，房屋出租渐趋火爆，文家将两层半的楼房拆了，建起了4层，自己住1层，其他对外出租。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租到1000元。
很多村人亦如是操作，租赁生意越火，房子越长越高。
而“长高”的动力至今仍在。深圳市查违办常务副主任刘文早列出数字：以坂田为例，有10万多商务人士及30多万产业工人集居，仅一个华为，厂区有30万人口。虽然与违建“较劲”多年，但刘文早亦认为其贡献不可忽视：其一，帮助政府解决1000万外来工居住问题，其二，19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深圳是中国唯一由二元变一元的城市，但无一起征地上访发生，皆因百姓建房收租后衣食无忧。
深圳土地的升值，伴随着违建的繁荣。
1987年“惊世第一拍”，一块8588平方米的土地被拍出525万元，到今年9月一块“地王”的楼面地价拍出18874.64元/平方米，20多年间，地价涨了30倍。
在历经20多年的发展后，深圳的土地“难以为继”，被迫放弃了数个重要项目，近年来大规模的企业外迁亦皆因无地。不到30岁的特区，只能启动“旧城改造”，以期从原住民手上换回土地；这也让原住民意识到，比做“包租公”，土地上“种房子”有了更高的收益方式———拆迁补偿。
这种巨大的收益造就了“深圳最牛钉子户”———罗湖蔡屋围的蔡珠祥夫妇，他们拥有一栋779.81平方米的违建，在与开发商的被称作“蚂蚁与大象”的博弈中，却笑到了最后，获得超过千万元的天价赔偿。
蔡氏夫妇“成功”案例，成为不少原住民的借鉴对象。
根据2005年官方数据统计显示，深圳特区内共有行政村房屋4.23万栋，以每栋480平方米的法定宅基地建筑面积计算，特区内的违章建筑至少有108.46万平方米。
如果全部以按房价补偿，按照国土资源和房产管理局2006年上半年商品房9373.73元每平方米的价格计算，则需要动用101.66亿元巨资才能拆除这些违章建筑。这占深圳2006年财政收入的1/5. 
两度“收编”失败
深圳早就试图对违章建筑“合法化收编”，但均以失败告终。
1999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坚决查处违法建筑的决定》于3月5日颁布实施。2003年10月31日，深圳启动了宝安、龙岗两区的加快城市化工作，均引发抢建风潮。2004年，深圳市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化为国有土地，被原住民当做“最后的晚餐”，抢建潮再次汹涌。
文先生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至2003年几年间，岗厦村到处都在建房，资金足的拆了重建，资金不足的原地加建，而文家，则在1999年花了数十万元，把房子加建至6层。
村民摸清政府的底线，法不责众的心理更让他们有恃无恐。1993年以后，建到4层480平方米被允许，1995-1999年，5层城管也基本不查，到了1999-2000年，尺度又退到最多6层。
即使是查，现场的对抗，政府反而容易变成弱势。部分被拆者让家中老弱妇孺死守房屋，甚至花钱“租”人。“90多岁的老太太不停地说，给条活路吧，你能怎样？”罗春响摇摇头。
数据显示，就在1999年、2003年政策出台前后几年间，深圳全市增加了约10余万栋新的违法私房及大量的违法厂房，违建总量增加了近一倍，如今总数超过40万栋。
“深圳的土地不够，农民也意识到了，可以藉此向政府‘敲竹杠’，两边的觉悟同时醒，但政府应对措施没有跟上，吼了一嗓子，把打盹的也吼醒了，于是那几年间，每年增加3万栋违建。”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如此剖析。
谁是违建保护伞？
宋丁还认为，政府应该像重庆打黑一样，敢于揭开“违建”下的黑幕———违建勃兴的背后，一直不乏公权“保护伞”的存在。
这种力量自有违建之初就已显现。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市长梁湘三令五申不准居民乱建，但是有令不止，其中症结在于干部也参与抢建。资料显示，当时参与抢建的大小干部有1200多名。一位局级干部因此被调离特区，一名公安局副局长被处理。
2003年，深圳市成立“查违办”以加大查违力度，但有些基层竟成违建者的保护伞。
去年底，因为收受包工头和村领导的“好处费”等32万元，为违建“保驾护航”，龙岗区坂田街道执法队原副队长兼查违办公室主任卢斐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此前的庭审中，卢却表示，“查违办”不能一味地查违，还要协调当地的关系，要考虑当地经济的发展。
而多位街道查违官员都对记者诉苦：违建太多，查违人员太少，只能被动地选择性执法。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仅难以令被清查的当事人信服，也给寻租以空间。
更令深圳方面担心的是，以往违建以村民和村股份公司为主，如今已有外来资金盯上这块“肥肉”，通过给村或村民注资的方式，支撑违建的扩张，令情况雪上加霜。对于“最牛农民房”，政府后来公布调查称，有外资介入的嫌疑。
胡萝卜和大棒
今年5月21日，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闭幕，《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过表决正式生效。
就在大范围的清查之时，却先后曝出“史上最牛农民房”、违建“叫板市委书记”等新闻。
新一轮的收编，与前两轮的“收编”一样，同样是以合法化为基础。
深圳市查违办常务副主任刘文早认为，此前“收编”之所以失败，在于当时没有把商业类、综合楼纳入违建范围，导致村民以其他名义兴建，这次则把所有的违建装进一个笼里，一揽子解决。
深圳市人大常委、原深圳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富海表示，此前败因在于，政府给了原住民很大一根“胡萝卜”，但“棒子”没有准备好，执法力度不够；另外对政策所引起的巨大反作用缺乏预料，以至于出现抢建潮时完全束手无策。
新一轮的“招安”，胡萝卜和棒子都备齐了吗？罗春响介绍说，《决定》出台后，部分群众“怕老实人吃亏”，担心12月2日后难以建房，，所以一窝蜂试图抢在这个非常时期动工抢建。
“现在政府要做的，就是扼制住抢建，实现‘零增量’。以前情有可原，后面的绝对不行！”刘文早语气严厉。
而谁来抡这根“大棒”，却又成为了新问题。今年9月8日，深圳启动大部制改革，原来的查违功能并入国土资源委员会，查违的主体发生变化。
根据深圳市政府相关文件，11月1日查违执法权已移交国土委，在过渡期，深圳市领导批示，街道查违职能暂时不变。但这些街道执法队却显出了“被动等待”的犹豫，查吧，单独行动已是越权；不查吧，前面辛苦几个月，一松手就会违建成风。
即使可控制住势头，原来的数十万栋“历史遗留”又如何应对？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中心主任宋丁认为，对存量不能简单“既往不咎”，应分类处理，该处罚处罚，该补交补交，也要“给点活头”，但大部分只能给“使用证”，不能随便进入市场，否则对开发商对市民都有失公允；对少部分占用公共空间，则要如“重庆打黑”一般坚决打击。
已进入冬天的深圳没有寒意，继“夏季攻势”之后，坂田的秋冬查违的口号变为“猎虎行动”，街道副主任黄瑞数解释说，就是要抓典型的“虎”。
11月5日，伴随着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坂田“最牛农民房”旁边的一只“虎”———一栋6层高违建被爆破拆除。在龙岗的另一街道横岗，同样的炮声摧毁了另一栋违建。黄瑞数说，采取爆炸的方式，就是要显示政府的决心，对违建起到震慑作用。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