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

   

    惊闻袁庚先生仙逝，心中万分悲痛。作为招商银行的创始人和首任董事长，袁老先生不仅是我的老前辈、老领导，更是我的精神导师。正是他缔造的蛇口精神，影响、推动着招商银行和我个人的成长。在任职招行行长的近15年间，我心中时刻未敢或忘老先生的谆谆嘱咐：“要解放思想，把招行办好。”

    改革开放马前卒缔造蛇口精神

    袁老被称为“改革开放马前卒”，他是蛇口这个“特区中的特区”实际运作的第一人，也因此成为蛇口精神的缔造者和代言人。他点燃特区建设的“开山炮”，探寻中国驶向市场经济的新航道。他将蛇口工业区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大胆进行干部体制、引进外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

    解放思想，敢做敢为，正是蛇口精神的精髓，也是袁老一生披荆斩棘、锐意改革的真实写照。遥想当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依然硝烟弥漫、“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等思潮仍然甚嚣尘上的年代，如果没有袁庚和中央从在蛇口掀起思想解放、体制改革的试验，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横空出世、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80年代中深圳断然不会长出招行、平安、华为、万科、中集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和企业家。可以说，正是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勇于打破一切陈腐观念的蛇口精神，推动着中国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的蓝海，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招商银行出生就携带着蛇口基因

    招商银行是袁老的孩子。它的诞生，是老先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结晶。1986年之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的金融体制，银行业由工、农、中、建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一统天下。推动金融改革，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特点相符的金融体系成为当务之急。面对重重的改革阻力，袁庚破天荒地提出从体制外成立一家商业银行的办法推动金融改革。在30年前的中国，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而异想天开的事，却在袁庚的多方奔走和亲自推动下，变成了现实。袁老曾多次跟我讲过1985年12月11日的那个夜晚，他和一个下属提前很多时间，来到蛇口南海酒店会议厅，等待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的接见。就是在那个晚上，设立招行的方案开始在国家层面得以酝酿并实施。在招行之后，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也相继进入筹备，中国银行业第一轮对内改革开放正式启动。

    做“第一”总是不容易的，因为后面往往连着一长串开创性的工作。这不仅需要巨大的勇气，还需要超人的智慧。幸甚，袁老兼而有之。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招商银行从建行筹备开始，就注意按照国际惯例创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积极借鉴国外企业和香港银行业的通行做法，组建了董事会和监事会，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这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但在当时，这么做是有争议、有风险的，甚至会被人“戴帽子”。这种明晰的产权关系，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在相互分离的同时相互制衡，进而为招行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规则运作提供了体制保障。后来他又亲自推动完成了第一次扩股增资，使招行从独资公司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真正由企业法人持股的商业银行。用袁老自己的话说：“招行不能办成招商局自己的银行，而要办成为社会服务的银行。”正是这样的胸怀，让招商银行在成立之初就具备了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

    诞生之初打下的市场化烙印，伴随着招行一路砥砺前行。与同期成立的其他几家股份制银行相比，招行出身“寒门”，背后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市场的风吹雨打，锻造了招行坚忍不拔、创新求变的商业性格，使招行更早地显示出市场化基因的体制优越性，帮助招行成长为深圳的名片和中国银行业的典范。

    走出蛇口，走向全国，拥抱世界

    招行虽然由招商局独资创办，但袁老从未想过把梦想局限在蛇口一隅。他一再强调招行要“走出蛇口，先行先试，为中国金融改革趟出一条新路。”为此，他亲自向中央领导汇报，向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做工作，谋求招行更大的发展。努力终见成效。1987年12月开始，招行辽宁代表处、深圳罗湖区营业部和北京代表处相继获批成立。同时，人民银行要求招商银行从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趋势和招商银行的实际出发，逐渐扩大业务，发展机构。1988年9月，招行在袁老的推动下研究制订了《十年发展设想》，提出了建设全国性银行的战略构想。1992年成立了香港办事处，之后又陆续成立了香港分行，美国、伦敦、台北代表处和若干海外分行，正式登上国际金融的大舞台。这一切都与开创者的远见卓识分不开。我至今仍记得在2004年9月探望袁老时，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招行要加快步伐，走向国际。”

    “养在窗台上，梦想着海洋。”现代著名诗人艾青在《仙人掌》中的诗句，正是袁老推动招行发展的生动描绘。但他心中所愿，决非仅仅是机构设置的跨洋出海，而是经营管理向国际水平的靠拢。在他执掌招行期间，招行积极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大胆进行运行机制的创新探索，特别是“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六能”机制，在业内产生了轰动。同时，大力支持业务创新，除了开办存、贷、汇等传统业务外，先后开办了离岸业务、证券业务、信托投资业务，业务范围逐步向综合性、多功能拓展。

    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之时，招行在国际化进程中迈出了两大坚实的步伐。一是设立纽约分行，成为美国自1991年实施《加强外国银行监管法》以来批准中资银行成立的第一家分行，开创了中资银行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二是并购了具有75年历史、在香港本地银行中位列第四的永隆银行，被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为“不具备可复制性的案例”。当我向袁老报告好消息时，他点头说：“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做的是以广阔的胸怀去接纳信息，善于接受一切有用的外来事物，不以片面意识自我束缚。”

    当年，他把“拿来主义”与创新相结合，让招行实现了异军突起。《经济日报》以“招银模式”为主题作了报道，引起了全国金融业的热烈讨论，并得到《人民日报》《新华内参》的宣传。也正是从那时起，招行开始树立起差异化、特色化的市场形象。

    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

    1993年，袁老因年事已高，退出了董事长职务。虽然没有了袁老的直接指导，但招行仍然一如继往地飞速发展。有人说这是惯性使然，但根子上，我认为还是内因决定的。由于没有政府的厚爱，招行只有做出来的产品比别人好、比别人新，服务比别人更周到、更贴心，才能赢得客户，站稳市场。袁老在招行骨子里植入的创新基因，成为招行列车高速前进最大的驱动力。

    我来招行后，每年都会找时间专门向袁老汇报、请教。而每一次他都问我，你们最近有什么新东西？他对所有的新事物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和强烈的好奇心。对招行的网上银行、财富管理、信用卡、私人银行，他都十分关心。事实上，招行零售业务做得好，是与袁董在创业期的引导分不开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国内银行尚普遍处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时候，招行在营业网点摆放了鲜花、牛奶，实施了站立服务、微笑服务、上门服务，很快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和信赖，树立了优质服务的良好形象。同时，还创新提供上门服务，星期日储蓄全天营业，率先开发了电脑储蓄和电脑会计记账程序，在深圳第一个开办流动渔民信贷和房产抵押贷款，受到蛇口工业区广大群众的欢迎。在袁老的影响下，我开始深入研究国际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这才有了招行后面的零售战略，以及一网通、信用卡、金葵花理财、私人银行、移动金融等一系列特色产品。

    从1987年4月成立，到现在不满29年，招行从一个偏居深圳一隅，只有1亿元资本金、1个营业网点和30余名员工的小银行，发展成为了资本净额超过3700亿元、资产总额突破5.2万亿元、机构网点超过1500家、员工超过7.5万人，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的全国第6大、全球第28大商业银行及世界500强企业，并获得国际权威媒体和机构授予的“中国最佳银行”“中国最佳零售银行”“中国最佳私人银行”等多项殊荣，成为中国境内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商业银行之一。从内因来看，关键就在于创新。未来，招行能够走多远，关键仍然在于创新。用袁老朴素的话来说，“不创新就没有活路。”

    当下的深圳和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时代呼唤企业家精神。在这个时候重温蛇口精神，不仅是向袁庚等第一代改革者致敬，更是从前辈的付出与执着中获得勇气和智慧，寻找改革动力，实现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梦。

    尽管先生斯人已去，但他的风范永存。将蛇口精神薪火相传，当是对袁老最深沉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