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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与客家人在台湾的互动——从所谓“福佬客”谈起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3 月 8 日 17 时 30 分 27 秒　
来源: 福建侨联网黎淑慧（台湾） 2004-5-31 11:42:00

一、前言
　　当今制约台湾政治运作的社会分歧主要在族群性，一般习惯把台湾的住民分为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及福佬人四大族群，而在可能出现的各种族群互动的关系中，以原／汉、客／福佬、及本省／外省三大轴线为要。台湾目前想做的是如何把境内的多元族群统合在同一个族群之下，使大家愿意同心戮力发展，即进行民族的塑造。本文从福佬客族群此特别名词论客家人与福佬客族群之间之关系，从中给我们一些启示，即族群一定要融合，一定要和谐，社会才有发展。
二、福佬客族群
　　 “福佬客”一词最先由前“台湾省文建会主任委员”林衡道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广义泛指在历史演变中被福佬人同化的客家人，过去民间也曾以此词汇狭义指称云林县二、背等一代的“诏安客”，甚至谑称“幺客”（意指不纯的客家人）。
　　随着族群认同运动，诏安客多认同其为诏安客家人，再加上陈水扁、游锡都公开承认祖籍福建诏安，云林诏安客受到鼓舞，多不再接受福佬客的称呼。
　　早期移民台湾的汉人主要来自漳、泉、嘉应、潮、惠、汀等六州府，其中泉州府为纯福佬区，嘉应州和汀州府为纯客家区，其他彰、潮、惠则福佬、客家兼有。学者指出，台湾在１８世纪爆发多次族群分类械斗，当时原籍认同胜过族群认同，因此，漳州客可能与漳州福佬合作对抗广东客属，乃至以后落地生根在同一村落，弱势文化为求自保、避祸，也自然同化于强势文化，产生“福佬客”或“客福佬”现象。
　　全台各地存在诸多福佬客现象，包括现今北桃园的漳州客、兰阳平原客家地区、彰化平原等地。其中福佬客人数最多也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属彰化平原和云林县，也就是彰化县南部、云林县北部的浊水溪南北岸。①
　　 “福佬客”对多数人是陌生的名词，却是展现台湾族群变迁的具体实证。福佬客是既存文化现象，台湾社会应走向多元族群认同。
　　 “客委会”②指出，清代台湾移民虽然主要来自福建、广东两省，但并非所有客家人都来自广东省，福建省移民也有客家人。来台移民经过族群分类械斗与文化融合的历史，产生“福佬客”的特殊融合现象，即福佬化的客家人，这种现象在台湾各地都有，云林县与彰化县更是福佬客大本营。
　　学者发现这群福佬客历经同化与历史变迁，不仅忘掉自己的身份与语言，部分福佬客甚至不承认曾经是“客底”的身份，成为隐性一族。研究福佬客建筑，赖志彰③说他家族是广东饶平的客家人，但迄今多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甚至亲族尚有反对嫁娶客家人的观念。他强调，“福佬客”只是学术研究名词，许多人都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甚至提到客家血统都会翻脸。
　　福佬客虽然隐藏在台湾底层，以福佬人自居，但学者研究发现无论在语言使用、建筑空间或宗教信仰等方面仍可见客家文化的残迹，④不少号称福佬地区仍出现客家信仰的“三山国王庙”或“义民庙”。⑤赖志彰说，在客家习俗中，天公炉都被放置在屋外，彰化福佬客地区的家屋也沿袭此传统，建筑设计也展现客家人的空间概念。客家文史研究者吴中杰也说，福佬客在亲属称谓、数字念法与骂人语中仍隐藏客家语言的色彩。
　　 “福佬客”文化现象展现台湾多元族群融合的历史痕迹，我们愿呼吁台湾社会学习摒弃一元中心论的族群认同，藉由多元文化认同，才能展现族群融合。
　　 “客委会”参事杨长镇说，“客委会”在云林、彰化地区举办一系列福佬客文化节，并非存心客家扩张主义，借机将福佬客族群从福佬版图挖到客家族群，而是希望提倡开放性的多元认同观念，福佬客不是客家，也不是福佬，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族群。
三、客家人与福佬族群的互动
　　客家族群人口大约３００到４００万左右，约占台湾总人数的１５％。其人数之所以不确定，在于向来人口普查与户籍登记只区分本省籍与外省籍，并未再细分客家与福佬族群。由于客家族群有地理上的“故地”，即桃、竹、苗、屏，因此文化与族群认同较易保持完整。相较来说，我们认为客、福佬关系并无立即的紧张，主因在客家族群的政治地位并无明显的被抑制，他们的焦虑多表现在文化保存与族群认同的消失。如果说客、福佬二族在心头上仍有芥蒂，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端：一为“台湾人认同”的困扰，二为语言使用的问题，而两者密不可分。
　　到底谁是“台湾人”？客家人是不是“台湾人”？⑥这是客族运动者最感痛心的一个问题。⑦其实，“台湾人”、“台湾话”的内涵与用法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作演变的；而“客家人”与“客家话”这些名词的产生，也是客族惯用的自称。我们可以根据指涉范围以及历史阶段的不同归纳出几种“台湾人”与“台湾话”的涵意。最狭义的用法是指福佬台湾人。追溯其原因，可能是该族群大规模移民来台垦殖较早，自然有利于产生对这块土地的认同；而客家人集体来台稍晚，传统上容易怀有残余的“中原意识”，或许导致现代台湾人意识的形成较晚。这是一般猜测，实际情况还有待学者作深入普遍的调查来衡量。⑧这个狭义的“台湾人”身份争议，实肇因于无法跟上时代而改变其内涵之约定俗成的名称。今天不只福佬人习于自称台湾人，连客家人有时亦不自觉的使用这种过时的用法。
　　事实上，最迟在上世纪末时，客福佬两族都相继“土著化”，死心塌地以台湾为家。我们只要以下淡水溪流域“六堆”保卫乡土的精神做指标，即可看出客族台湾意识早已具体形成，只是尚未结晶成“台湾人意识”的概念而已。在考察对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参与，客族人士比比皆是，⑨更可见客家族群所显露的台湾人意识已不下于福佬族群。
　　另一个困扰客家精英的是公共场合的语言使用。以前民进党两位当局领导人之初选人，就因为演讲语言而引起支持者的冲突，今客家人觉得福佬人太霸道。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还负有保存族群文化的重责，在民族运动中，语言甚至是凝聚民族意识的利器。⑩
　　然而，在当前大家对于共通语言尚无共识的情况下，如何决定公开场合的语言呢？体贴的政治人物，应该会考虑使用当地多数人的语言，或至少也要有翻译人员相陪，而议场则可学习联合国或国际会议上的同步翻译。长期看来，未来义务教育，除了应以母语教学外，应该强迫学习至少一种其他族群的语言，否则，除非有强烈的诱因，比如联考，成人不会自动学习新的语言。
　　我们认为客家族群对于台湾人认同与语言使用的焦虑，反映的其实是所谓的“义民心结”。⑾客族作家黄森松（１９８７年）便直言指出，客福佬两族群中所存在最大的问题首在于彼此缺乏互信：一方面客族担心福佬族再逼他们当义民，另一方面福佬族也恐怕客族真会再变成义民。黄森松对于这种误解的观察，大体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种误解的形成乃导源于早年两族在垦殖台湾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法律制度来排解纷争，面对有限资源的竞争，难免诉诸族群意识，进行部落主义式（tribalism）的集体对抗。特别是由于彼此语言的不同，更加深了彼此的猜忌，复加上清朝的“以夷制夷”策略推波助澜，终导致两族群在１８世纪中的尖锐对立与分类械斗。
　　然而，两族已经透过共同对抗外来的日本的过程，逐渐培养出共同的记忆与台湾人的集体认同。福佬客两族的恩怨在抵抗日本侵略时并肩作战，大多已消失无踪。尤其在１９４７年的“二二八”事件时，两族群又一次携手合作，对抗当局。二二八虽然功败垂成，但这种水乳交融的经验，早已铲除了上一代的敌对情结，甚而跨越了语音的鸿沟。我们从战后的台湾文学运动与反对运动来看，客族扮演的角色不下于福佬人，前者有吴浊流、钟肇政等，我们若检视源自海外的人物，客族的捐输参与并不落后于福佬之后。而客族的许信良也能取得福佬人的支持，两度选上民进党主席；同样地客族的邱连辉也能获得人口居多数的福佬人支持，赢得前屏东“县长”选举。而新竹“市长”选举，林政则当选，代表客家人能在竹市福佬人居多的县市当选，非常不易。
　　历史恩怨是无法经由改写历史而消弭的，为由透过双方的开诚布公才有可能化解。既然义民是满清时代以夷制夷的产物，我们就不必再计较当时何方的立场何者为“义”？因为只要一边为“义”，就隐约暗示另一边为“不义”。站在双方的各自立场来看，不管是“反清复明”或“捍卫家园”都有其正当性。福佬族人不妨把义民看为和三山国王、妈祖、阿立祖或关公一样，都是不同族群在信仰传统上的神，毋需再联想当年的分类械斗。客族友人在缅怀先祖之际，或可避免看待林爽文等为匪盗贼人。
　　客家菁英所展现的集体焦虑，可以解释为担心客家族群在文化认同上的逐渐衰退，随着前往都会区谋生的客家人越来越多，他们面对多数族群的无形文化压力，往往不得不屈从，让自己成为隐形人。具体来说，在国语政策之下，客语与福佬语都沦为弱势语言，年轻的客家子弟会说客语的越来越少，尤其是客家人口远少于福佬，在都会区被当作日常沟通工具的机会几乎没有。尤有甚之，近年在“本土化”的过程里，媒体上福佬化节目日增，客语节目因为在商业价值的考量之下未特别获得青睐，更使客族忧心忡忡，惟恐客家文化将不保，因此有“还有客语”运动。
　　其实在这些顾虑背后，亟待解决的是族群的认同问题，也就是到底如何判断“谁是客家人”？“谁有资格当客家人”？在过去，我们习惯以血缘或是其他文化特征来决定一个人的认同，尤其是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客家人数会逐年下降，甚至变成第三大族群，比如说，我们可以确定的“第三届立委”有７名是客家人，但是到底有多少客家“立委”，并无法立刻取得答案。⑿
四、族群融合
　　目前在台湾的族群概况，大家皆知有客家人、外省族群、原住民、福佬人，其实原住民又分１１族，过去一直被称为“山胞”或“山地人”，１９８４年之后，透过“原权会”的努力，其后各党派逐渐开始改为“原住民”的称呼，并且现在已明订在１９９４年，正式规定：对于自由地区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参与应予保障，对其教育文化、社会福利及经济事业应予扶助促其发展。此对改善族群关系而言算是一大猛进。
　　（一）族群融合的涵义及变数
　　族群融合（ethnicassimilation）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团体在相遇时所产生的团体界线降低的过程。族群融合到最高程度时，人们再也无法区辨在原先不同的族群团体。融合政策是外国少数民族政策之一。因此有学者提出在族群融合的过程中有三种不同的形式进行：
　　１熔炉式的同化
　　２教化式的同化
　　３结构式多元主义
　　至前两种型式皆寓“同化”一词义。为“融合”与“同化”仍有差异。“同化”系指强势文化吸收了弱势文化，成为其一部分。但“融合”是两个以上的族群互相接触之后，文化涵化所形成的一个新族群，它较能为边疆各族群所接受。
　　族群融合其实也面临一些变数，不外：
　　１血统混合：通婚是促进融合重要变数。
　　２文化融合：包括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
　　３国家认同：教育是促进心理认同重要变数。
　　４国土整合：经济发展与交通建设是影响国土整合间接影响族群融合的变数。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族群融合会面临一些挑战，包括：其一，多元主义之下，不承认单一的目标与最后价值，放弃寻求统一与一致。其二，民族自决，它的发展是每一民族都去独立建国，显已违背“融合”政策。
　　（二）多元融合的族群关系
　　如以多元民族如中国的融合过程为例，它是靠地缘、血缘、文化三种特性融合成中华民族，这当中内涵以一图（图１）表示：
　　在像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融合”之下的族群关系，可再从以下方面去观察：
　　１历史关系
　　一部中国的建国史其实就是“民族融合史”，在融合的过程当中“王道”多于“霸道”，凝聚的力量自然会强大。
　　２文化程序
　　高的文化是否包含性大，对彼此相互融汇的过程影响甚大。
　　３种族差异
　　尽管有语言、宗教……差异，但大部分同属黄色人，因此未形成融合的妨碍。
　　其实，中国的民族关系有一股强大的融合力，它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愈来愈密切的接触逐渐累积而成的，尽管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各族群间有友好，也有兵戎相见。但长久以往都能经由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一个多民族国家。但毕竟多族群庞杂，彼此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上……或多或少皆有差异，所以各族不能说百分之百融合，不过和谐多于冲突倒是不争的事实。而愈高度的融合正足以促进健康的族群关系。反之从族群关系的现况与发展，亦可考验检视“族群融合”的程度。兹以图２图示如后：

图１：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取自林恩显，１９９４：１６２）

图３：群族关系之正常与症状解（资料来源：谢登旺，〈族群关系与族群融合〉）

五、结论
　　基于以上讨论后，本人尝试归纳族群关系可有：正常解与症状解，兹绘图（图３）表示并略说明如后：
　　（一）正常解系指治本之道，一劳永逸解决族群问题，使关系正常，同化与融合其实为方法之一，但此得从各方面总体考量全方位进行。
　　（二）症状群乃指治标之方法，一时解决问题，满足了个别族群的需求，但其实未使族群关系更臻完善，如倡多元主义、自决、自治、平等、独立看似不错，然而无助益族群关系促进。
　　　　　　

图２：多元融合的族群关系，笔者整理

　　其次族群融合亦可容易找出成长与抑制因素，正反面影响显而易见，故要使族群融合发展得好，应该的做法是：
　　（一）别让抑制因素平衡了成长因素。
　　（二）对成长因素更用心倡导。
　　（三）使抑制因素努力消除。
　　总而言之，本人相信福佬族群与客家族群，或福佬客族群或客福佬族群之产生，皆是族群融合最佳的表征。最后愿以与江炳伦访谈的段落，作为结语。
　　漳州有１０个县，例如：诏安、平和（朱高正即是平和县人）。平和县有客家人，也有闽南人。江炳伦言，看其祖先族谱，在江西省北边都昌县，于宋末时，元兵入侵，因此祖先跳河自杀。江先生祖先的两个弟弟往南迁，与文天祥一起反抗元朝，一部分人就至福建永定，现在那儿有一村，其中最大的房子即是姓江的入住，江西人变成客家人；有些人则至通安，再至厦门，今日在那的一族即是福佬人，因此，客家人与福佬人不分。
　　而政大公行系一位江明修教授是苗栗人，他的祖先于明朝万历年间，曾有进士，至江教授是第２５代，而江炳伦则是第２０代，江教授祖先是永定转至梅县的人，而江炳伦的祖先却转至厦门，因此，前者是客家人，后者是福佬人。因此，在江西省南边，为了对抗元朝，一部分迁至福建，另一部分人留在当地。造成今日客家人，福佬人之分，但祖先却来自同一个地方。⒀
作者系台湾明新科技大学讲师
注释：
　　 ①《福佬客：被福佬同化的客家人》，《中国时报》，２００２年７月３１日，第十四版。
　　 ②台湾的“客家事务委员会”，目前“主任委员”是叶菊兰女士。
　　 ③赖志彰是辅大应用美术系副教授，自己也是福佬客。
　　 ④高有智：《福佬客文化研讨会》，《中国时报》，２００２年７月３１日，第十四版。
　　 ⑤义民庙是客家族群的精神圣地。它是为了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事件中协助官兵平乱而殉难的客家忠民所建，乾隆皇帝并颁“褒忠”御笔赐旨，所以义民庙又称褒忠亭。见《竹县县政特刊》，２００２年，第６９页。
　　 ⑥钟肇政：《新客家人》，收录于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编，《新客家人》，台原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⑦客籍小说家黄娟（１９８８年）曾藉著小说中的主人翁这样地抱怨：“福佬人自称为台湾人，自己的语言为台湾话，到底是不是把我们当做台湾人，我们可不清楚呢！”李乔（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６—３７页）也愤懑的指出福佬人自大而“目无余族”，指着别人是“客家人”，讲“客家话”，令其他族群“难以忍受”。
　　 ⑧施正锋：《族群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法政学报》第七期，１９９７年１月，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第２７页。
　　 ⑨如魏廷朝、许信良、邱连辉等。
　　 ⑩施正锋：《语言的政治关联性》，收录于施正锋编《语言政治与政策》，前卫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⑾并非客家族群的“义民情结”或“义民意识”。
　　 ⑿比如讲诏安客语的李应元算是客家人吗？他是否也关心客家文化？同时，有客家血统的李登辉，算不算客家人？
　　 ⒀此为江炳伦，于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１日晚上，从作者与其电话访谈中所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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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闽南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62－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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