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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浆造纸及配套产业林业产业综述

纸业专家刘焕彬

客家经济网 2012 年 2 月 8 日 15 时 29 分 36 秒　
来源: 大洋网 2008-3-31 15:31:50

（画外音）
    他，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他的任期正是华工腾飞的八年。
刘焕彬：到我退的时候2003年，我们的科研经费是2.4亿多了，9倍多，发展是非常快。
（画外音）
    他，面慈儒雅，酷爱品茶。
刘焕彬：多喝茶没有错了，不要喝酒，不要抽烟。多喝茶。
（画外音）
    刘焕彬，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轻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造纸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
    刘焕彬：我非常热爱这个专业。因为造纸，它除了是我们四大发明以外，现在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产业，是我们广东九大支柱产业之一。它叫做是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原材料，除了印报纸、印书以外，它还是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现在我们这个航天飞机，我们的火箭，包括我们现在国防工业里面的，很多很多方面都要用到纸，所以它是一个机械传统产业，又是一个高技术的产业。
（画外音）
    平日里，刘院士除了研究课题以外，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术人才培养上。
    刘焕彬：因为我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正常来说，我应该退休了我66岁多了，1942年出生的。因为现在国家需要，我们还要继续做点事。我就想我们主要还是培养一批年轻人，能够为国家的建设，在思想方法上，在技术上，都比较强的年轻人，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责和任务。同时要培养也要有科研的项目，带着他们做，通过在实践中把他们培养出来，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任务。
（画外音）
    如果说一个勤奋而又有建树的科学家，是令人羡慕的，那么不断成功的同时，注重家庭的刘焕彬院士，则更加令人敬重。
    刘焕彬，1942年出生在广东兴宁，一个普通的客家农民家庭。当时的小学入学年龄是9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8岁的刘焕彬硬是报称自己9岁进了学堂。
刘焕彬母亲：还未解放，他就报名读书，那时候很穷。他说，妈妈，我去报名读书。我说你9岁才可以报名读书，8岁还不可以报名读书。他说我到了学校里，就说自己已经9岁了，就报到名了。
刘焕彬：我们客家地方，就是一个过去叫做出读书人的地方，就是读书的风气比较好，叫做比较重教育的地方，有点风气。就是一个村里面，反正就是大的带着小的去上学，我从小就爱学习。另外我爸妈也经常跟我讲，没有文化的辛苦。我爸妈是文盲，他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是他们的经历，没有文化不行，所以你们要多读点书。一个令我印象很深的故事就是，我的祖父祖母很早从乡下到广州来做工，我爸爸是广州出生的。后来在广州打工赚了钱以后，就是想回去把田地收回来。他出来的时候家里很穷，所以把田地典当给人家，十多年以后想把它们赎回来。那个地主把地契拿出来，就把那个地契，原本是20年就能赎回来了，他就加成了30年。我祖父母也没有文化，这个10年也就赎不回来，20年赎不回。30年才行。结果他们又出来打工，我的祖父母就在广州死了。
（画外音）
    由于在契约上做了手脚，20年租期就变成了30年，刘焕彬的父亲，常常在暗淡的灯下谈起那件契约的事，于是在刘焕彬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深深地感受到没有文化的痛苦。
    今天的刘焕彬，也许只需要用微笑来解释童年的努力。然而，他更愿意把此时成就归功于自己的母亲。刘焕彬的母亲没有读过一天书，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会了刘焕彬终身受用的做人道理。
刘焕彬：我从小看到父母，叫做耳濡目染，他们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很大。我的妈妈现在96岁了，跟我住在一起，身体还健康。我妈妈是一个很典型的客家妇女，她是带有传奇性的人物，她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就是六十年代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又是全国少年儿童先进工作者，多次得到毛主席的接见，上过天安门城楼，也住在中南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这是有点传奇性的，我在她身上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主要有两项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就是豁达和善良的这种品德，就是说话比较开阔，心很善良，乐于助人，乐于为大家办事，这个对我影响（很大）。第二就是勤劳刻苦，这样的一种作风，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对我影响很深。
（画外音）
    父母的教育熏陶，再加上刘焕彬自己的刻苦努力，1960年刘焕彬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华南工学院工程理化系绝密专业。当时世界格局两极对立，中国急需自行研制原子弹以巩固国际地位，全国只有清华大学和华南工学院两所大学有这个绝密专业，然而出于国防等各种政治因素的考虑，1963年华南工学院停办绝密专业，这个专业的学生被迫分配至其它各专业，刘焕彬则被分到制浆造纸专业学习。
    刘焕彬：不了解，一点都不懂。因为造纸也没有看任何书，后来就跟着上课，就是慢慢了解，但是基础课是一样的，当然心里面也有想法。从一个国防比较重要的行业，转到一个传统产业，造纸是个传统产业，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当时很单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年轻人就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这样的口号。就是党的安排，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很简单的一种想法，这就去了。
（画外音）
    由于品学兼优，又是学生干部，并且还把学校的宣传工作，搞得特别活跃，1965年在他考上本专业的研究生后，学校老师便动员他放弃读研究生以留校任教。从此刘焕彬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然而好景不长，刘焕彬从事教师事业一年后，1966年“文革”开始了。刘焕彬觉得当时的环境非常难以理解，但是他的脑子里，至少还有一条简单的信念，那就是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于是只要有一些复课的迹象，他都积极地参与。
    刘焕彬：因为是文化大革命，我总是觉得一些做法上有一些看法。我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什么派，也不反对逍遥派。我当时就组织了一批老教师，我们就来学习。也有学生通缉，说我们不革命也是有，但是对我们也没有太大冲击，还好。
（画外音）
    “文革”结束后，他继续任教。l986年刘焕彬作为访问学者赴美，美国有几家有名的大公司邀请加盟，但他期满后选择回到祖国。在他看来，回到祖国发展才是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骄傲。刘焕彬说他至今都不后悔当年的选择。
    刘焕彬：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就看得很远，就是说要决定派留学生出去，并且要派一批出去，那要考，非常难考，那我是考上了。那时我已经是系里面的副主任，当时学校也不太想我出去，但是我跟学校领导讲，现在很难得有这个机会，看看外边的情况，后来学校同意我去了。我到的那所学校，有一百多个留学生在，那个学校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学校，（美国）爱达荷大学。八十年代，有一百多个留学生。我去了三个月，就有一个发明，叫做发现吧。就是我们美国那边的老师，做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那个老师非常高兴，那个老师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气的教授，得了美国很多奖项的一个教授，很高兴，结果他就推荐大学的校长说，中国学者刘焕彬挺能干。三个月，爱达荷大学校长就给了个聘书，就是客座教授。当时中国学者，特别是自然科学界的学者，要在美国大学里面拿到客座教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它总是觉得，中国的科技还比较落后，人文科学还是有一些，中国人文科学有特点。就是很少人能够拿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能够拿到美国大学里面的客座教授。我快要走的时候，加拿大有一个高技术公司，请我去工作了一两个月，我也给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也很高深，走的时候就是大学，还有一家公司都希望我是不是可以留下来，跟他们继续一起搞研究。我说不行，我要回来。我不愿留下，有两个原因。一个我是国家培养的，我应该回来为国家服务，从大的方面来讲。从个人来讲，我想我留下来，我只能够为你做点事，我只能够为你打工，就是我觉得划不来。因为我的根基在中国，我应该回来国家，会做更多的事情。
（画外音）
    刘焕彬院士在高等学校工作40多年，主要从事制浆造纸工程、过程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清洁生产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和高等学校管理工作。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20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项目，带领和组织老中青学术骨干在制浆造纸过程、清洁生产和污染控制研究、软测量和智能控制技术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95年，刘焕彬开始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的校长。当时《中国教育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了“211工程”的构想。刘焕彬认为，只有一流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出一流的科研成果。而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秀和学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是学校能否尽早进入“211工程”，成为著名大学的关键所在。
    刘焕彬：对教育我终究还是非常喜欢，并且也有些研究。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走访了很多大学，对于教育该怎么弄也有些思考，所以我当校长以后，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当时我们华工，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在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时候，实在比较困难。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的工资都在涨，物价在涨，而学校里边的工资一点涨不了，所以教师都想往外跑。教师流失，是属于这样一种状况。我当校长的时候，我想要把学校弄好的话，首先要理清华南理工大学的办学思路、发展方向，最重要的华南理工大学要往哪里走。在我通过对华南理工大学历史、现状、差距各方面的分析，我当时就提出了几个思路，一是华南理工大学，应该是办成一个研究性的大学。当时的华南理工大学还是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以教学性为主的大学，在九十年代初，还不是一个研究性的大学。
（画外音）
    他主张实施“开放式管理”，即在动态流动中整体优化队伍，广招人才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引导人才合理流动，采取多种渠道补充教师，积极引进和吸收各种优秀人才。
刘焕彬：我们当时提出人才培养模式就是重人品、厚基础、强能力、宽实力。我们的学术水平的重心要上移，服务重心要下移，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具体做法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以教学为中心、科研为重点，提出这样的一个办学思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后来通过大讨论，大家觉得应该这样做，统一了这个思想。那么科研后来十多年来（得到发展），我做校长的时候1995年，全校的科研经费才两千七百万，那时国内好点的学校已经一个亿两个亿了，这是当时我们在重点大学里面差距很明显。到我退的时候（校长离任）2003年，我们的科研经费是2.4亿多了，九倍多，发展是非常快的。当时的二点几亿在全国就能够挤到叫做研究性大学的那种范畴里面去了。
（画外音）
    在刘焕彬任校长期间，华南理工大学顺利地进入了“211工程”重点建设的大学行列。2000年，刘焕彬当选为俄罗斯圣彼得堡工程院外籍院士；2001年，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2004年，荣获俄罗斯国家工程学突出贡献伊万古列宾勋章。
    更多的荣誉，都只是他贡献在造纸事业中的缩影，如今他更关心的是传统工业以及环境的污染问题。
    刘焕彬：现在实际上我们国家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国力坚强，现在应该说中国是一个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没有三十年经济发展那不可能，我们老百姓也实惠，我们的生活改善，到处有汽车、高楼大厦，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但是这样一个取得的成绩是花了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一个就是资源消耗很大，第二，环境污染很严重。现在就是我们要继续发展，要建设全面的小康，要建设中国的现代化，还要翻两番，再这样发展下去，中国国土上不能住人了，污染太厉害，所以现在对我们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既要社会经济要发展，经济要翻两番，以后还要翻，又有足够的原材料来维持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环境又要比较好，叫做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怎么来做到？这就是现在国家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都应该认真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实际上，发展到现在，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喝不上干净的水。我们广州2004年自来水的水源合格率，我指水源合格率只有25％。到了2007年，这几年抓得比较好，广州搞环境保护，成绩很大，大概合格率也只有60％左右。水，那下面就更是了，喝不上干净的水，呼吸不上新鲜的空气。现在我们广州的灰霾是一年120天，三分之一的天气都是灰霾的天。我天天就呼吸这样的污染空气，农村还有点新鲜空气，城市基本上没什么新鲜空气。吃不上安全的食品，十分不安全。现在我们珠三角的土地，大概受重金属污染百分之四十几，这百分之四十几的地方种的菜都污染了，但是我们还要照吃啊，不吃菜不行啊。在这几个情况下不解决的话呢，主要是生长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但是你的生活素质下降了，你的身体健康受影响了。没有意思啊，你发展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幸福指数，寿命长一点，生活愉快一点，单有钱有什么用。现在国家，抓节能、减排，又提出要建设生态工业，要建设生态文明，非常非常有必要。
（画外音）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到一名教授、校长、院士，一次次的努力攀登中，留下的并不仅仅是坚韧不拔的汗水，而我们可以窥见的是一个人对于知识的执著。
    刘焕彬：要还老婆的债，为什么呢？我一辈子来说，其实欠家里面太多了。因为一直工作比较忙，都是双肩挑，既搞业务，也有行政，家里面事情管得比较少。很多家里面的事情，都是太太老婆在做。我想我退休以后应该是还债，就是多陪一下家人，跟她们多出去外面走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