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武汉市长江边的一间雅室里，有两个人正在兴致勃勃的聊一种“补分哲学”。主角是丝宝集团董事长梁亮胜。
    记者：一年前，您的《梅花与剑》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书中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脉络就是“补分哲学”。您是从那句名言“既然世界上有100分，99分也包含失败”中得到启发，由此提出，丝宝哲学就是要善于在99分上补上那最后的一分——在国企的先进经验上再补上现代企业文化的一分——是么？
    儒雅和英气交融一身的梁亮胜说：很多人称我是实业家、企业家、商人，但我并不是仅仅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人说，人生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无论是财富、权势、精神，其最终影响都体现在对时空占有的多少——空间是横向的地域，是现实，是有生之年，时间是纵向的历史，是明天与未来。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应当通过种种途径把自己的精神复制在时空里，这种复制越广阔、长久，价值就越大。所谓伟人，就是能永远以其精神复制给后人的人。一个人的能力，说到底，就是复制的能力。有人重视权势的复制，有人重视财富的复制，但是我以为，最根本最可贵的复制能力还是思想、观念、方法——精神的复制。我的“补分哲学”就是一种对可贵精神的复制。
    记者：这听起来很新鲜，“复制说”与“补分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梁亮胜：“复制说”是“补分哲学”的理论基础。因为人人都需要“被复制”所以人人都需要不断“补分”——向别人学习，向社会学习；因为人人都需要永远“补分”，所以人人都要力争提高复制能力——只有能够帮助别人“补分”的人，才可能更好地为自己“补分”。
    “补分哲学”对一切事物都不是持全面否定态度，而是在肯定其相对合理部分的基础上找到其不足处进行补充。中国20年来的改革，最根本的进步，就是以改革的方式对原有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补分”，而在这种“补分”中，大胆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思维与文化方式，这也就比全盘否定西方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的两种偏激思维要客观科学——其实这些年来有很多人都在实践“补分哲学”，只是不自觉而已。
    记者：现在的人们不习惯于接受太抽象的东西，你能讲一些有关“补分哲学”的故事吗？
    我的“补分”是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的
    有人得知梁亮胜是广东梅州人，1982年迁居香港后，才开始创办实业，就断定，梁亮胜的“补分哲学”，主要是指用西方思想补充自己。梁亮胜听后大笑，诚恳地说，我的“补分”，最早是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的。
    虽然梁亮胜的祖父祖母都是印尼华侨，但父母却都是生活在新中国，都是国营企业的基层干部。从小，梁亮胜首先补充的就是社会主义思想。
    上小学时，妈妈就告诫儿子：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要争气。梁亮胜认准妈妈的话，当上了班学习委员，年年成为优秀学生干部，这使梁亮胜早早补上了与“主流”协调的一分。
    记者：您迁居香港之前，在国内有些什么难忘的故事？
    梁亮胜：如果要总结，可以说，我的家庭背景，特别是我的母亲，培养了我比较好强的上进心，老想做得比人家更好，我要给妈妈争气。记得小时候吃大锅饭，每天都是我妈妈去食堂拿饭回来，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我去拿饭，有一帮人说了我妈妈的坏话，而且笑我，我马上拿着盆子不打饭就跑回家了。我妈妈称赞我有志气，那时候我很小，已经就有一种感觉，长大了不能给人欺负。这件事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后来做事就希望做得最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做作业，我就下决心要把字写得最工整，就连上一题的“＋”字要和这一题的“＋”字都要对得直直的，上一题的“答”字和下一题的“答”字，我也要对齐它的，而且最后收尾的字也是要对齐它的，读书的时候我就是这种追求，尽管那时我很小，已经补上了永不满足的进取心，我永远追求我所做出的东西就要比其他人好，比其他人做得要漂亮。就是从生活习惯上看，比如说出差，我箱子里面的东西肯定整整齐齐的，绝对不会乱的。每次离开宾馆，我都把房里整理得和刚入住时一样。
    1968年，我作为“老三届”中学生，在梅州山区“上山下乡”，三年的“广阔天地”生活，我在煤油灯下自学了一些大学课程，自己补上了文化基础的一分。1970年7月招工到了广东的一个国营矿山，每天下井采矿。那矿山不是正规的矿山，是由一个劳改矿山改造接管过来的。那时我是矿山里面的无名矿工，一个小青年，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第一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任何背景，不可能有任何照顾；其次我的身体没有人家壮，力气没有人家大，可工作是强体力劳动，一天到晚腰都直不起来，很苦很苦。那是个硫铁矿，用来提炼硫磺的，硫是发热的，很热很热，一进到矿井必须把衣服全部剥光，就穿着个裤叉子，穿双水鞋。一个班做下来，鞋里装满了汗水，一走路水鞋鼓唧鼓唧直响。但我从不叫苦，天天抢重活干，我想这是我补了艰苦劳动的一分。
    结果，我在矿井干了3个月，就加入了共青团，4个月后团支部改选，我又当选团支部书记；接下来矿团委改选，我成了矿山的团委委员，我们那个矿有几千人，有机修的、有下井的……一年以后，我当上了矿团委副书记。这时，因为工作需要，我离开矿工岗位，成为专职团干部。那时候没有打字机，宣传材料都是刻钢板，我的钢板字刻得比较好，人家最多套印红黑二色，我却独出心裁想法套印红蓝黄黑四色彩版，很受大家欢迎。
    以后工会又要我去。工会的工作面要比共青团大。到了工会，我首先把工人的业余文化生活抓起来，先向矿里申请买电影放映机，我来学放电影，那时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放了电影以后，又觉得可以加放幻灯，把矿里的好人好事扩大宣传。那时候的幻灯一般是写和画，我就想，用幻灯来放我拍的新闻照片不就行了吗？于是我就自学摄影，拍出来的是负片，我又把它转成正片，自制黑白幻灯成功以后，我又想，为什么不学彩色摄影而搞彩色幻灯片呢。那时国内还不会冲彩色正片，当时《广东画报》的彩色正片都要拿到香港冲，可我自己找了一家化工厂，把所有的药找齐，自己搞个小暗房，自己冲彩色的正片、负片，放大也是自己做的。这样，我的彩色幻灯片获得轰动，工人和领导都很高兴。
    记者：那时候能够自己冲彩色照片那真是不容易——你这一时期的“补分”是以主动接受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复制为主导？。
    梁亮胜：也许是这样。后来《梅江报》、《广东画报》把我借去。因为我那时候拍新闻照片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经常给报社投稿，到报社去不久，文化局又调我去搞摄影，给各个县的文化站培训摄影人员，那些过程很有意思。
    记者：由于你不断地动脑筋，要把事情做到最佳、最好，你就从一名井下矿工变为一名摄影师——从一个井下矿工补分为一个懂新闻摄影的文化人了。
    梁亮胜：我的确一直在努力补分，在国营矿山，我补上与人沟通，做思想工作的一分。原湖北省政协主席回良玉先生曾问我：你的丝宝集团为什么能发展得那么好？我说，最关键的是运用了国企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我认为，无论怎么改革开放，对国营企业也不能够彻底否定它，因为它里边确实有很多好的东西，只是我们没有很好地系统总结，做得不到位，比方，“政治思想工作”，就可能以“沟通”的新方式在民企、外资企业里去发展完善它，为非国有制经济的发展服务。
    香港故事
    记者：说到底，您的发展基础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国企体制培养起来的；但是到香港以后，您又有些什么新的补分？
    梁亮胜：1982年，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使我和太太迁居去了香港，三年时间里，我扎扎实实在香港补了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分。
    当时我们一家在香港只住四、五平方，是一间不到30平方的房子住三家人，除去公用厨房、洗手间、走道，房间之小今天难以想象。我两口子是住厅，另两家人各租了一间房，因为别人白天上班时要走厅，就从厅里拉一块塑料布，留一个过道，我们夫妻两个人只能挤睡沙发。就这样过了几年。
    记者：这比在国内的时候差多了吧？
    梁亮胜：是的。但即使这样艰苦，我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去上学，因为我来香港的目的是想来做生意，想来发展，不是来香港打工的，来香港打工还不如留在国内，国内不知道有多轻松，所以我必须重新学习，每天晚上都上夜校。
    记者：您在夜校主要学什么东西呢？
    梁亮胜：那个时候学得很系统的，学了航运，学英语、学国际贸易，还要学经济管理。
    那时候香港正好是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因为其时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在和邓小平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香港人不知道前景怎么样，人心惶惶。所以我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抓住了一个发展的机会。
    记者：越是低谷时期，越是有发展机会。
    梁亮胜：我通过那两三年的学习，对现代贸易、对国际金融，有了新的认识，加上我以前在国内懂得的政治，就能够结合起来考虑个人的发展机遇。当时我通过“广交会”知道了国内急需檀香木材。我就和国内商家联系，结果一下子作成了几笔大生意，赚了一大笔美金。
    选择武汉
    记者：从哪一年您开始萌发搞化妆品这种想法？
    梁亮胜：1986年。我用了两年的时间，第一是做市场调查，第二是找合作者，因为我对化妆品一点都不懂啊，完全是外行，我必须寻找能够提供技术给我的公司做后盾，不然我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用了两年时间，几乎找遍了东南亚的几个国家，最后在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帮助下，一家日本公司愿意和我们合作。
    记者：这就是说，发展初期，丝宝集团的技术是来源于日本？
    梁亮胜：对。正式在香港注册丝宝公司是1989年3月，然后就开始考虑在大陆投资登陆。可是，这时大陆风云激荡，学潮来了，一直搞到6月份，那段时间是我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间，投资大陆还是就在香港？大陆还开放不开放？中国将向何处去？
    记者：那时很多人担心。
    梁亮胜：非常担心，很多朋友都从大陆往海外搬啊，跑了好多，但是我因为有在大陆国企的多年补分基础，我想，大陆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我觉得还是应该投资大陆，不仅是在大陆沿海，而且还可以深入内地。
    记者：所以你在那时，选择武汉来创建丝宝——人家当时连深圳、广州也信不过。当时您选择武汉投资到底经过了些什么样的论证？
    梁亮胜：我当时分析，日用品国营批发是主渠道。当时不像现在有超市和大商场，那时全部是国营百货公司，你不可能把产品直接给商场，必须通过一级批发站、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而当时在国内辐射力比较强，而且辐射比较远的，是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它是一个很好的集散点，周围几个省都靠它批发出去、辐射出去。
    我学过的经济学使我很看重地理环境和商业辐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业者必须慎重考虑的。
    记者：丝宝“定都”武汉，运输成本就要节约很多了。
    梁亮胜：节约很多。广东当时的批发量，在全国来说不算很大的，而武汉这边当时属于大批发，所以我们就直接和国营批发站合作。而且走的一种模式是其他人没有走的模式，别人的模式是我把商品给了你批发站，你批发站去批发；我们是货给了批发站去批发，但是市场我帮你去做，我去搞宣传，我帮你卖。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丝宝每年以翻番的速度飞跃发展，除了天时、人和，与武汉这个地利也分不开，还与我们首创的这种国营批发加私营终端促销的特殊营销方式分不开。
    记者：有人说，武汉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容易实现“人和”的地方，因为武汉由于夏天暴热，冬天酷冷，武汉人天性特别急躁，不易相处。可你的丝宝的骨干人员，居然大多是武汉人，而且还是来自国企的武汉人，这些人进丝宝后，又一个个焕然一新，德才兼备，你的诀窍何在？
    梁亮胜：谈不上什么诀窍，只有一点经验：全力抓好人的思想沟通，抓好队伍建设。这是我在国企里补分学到的。有些香港朋友、海外的朋友在大陆办企业，常常说很困难，因为他们完全搬用了外国的那种管理模式，失去了中国的特色，不懂中国毕竟有一种中国文化背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性格，如果全部照搬外边的东西，缺少中国人所要的那种民族性、人性的传统，如中国人讲朋友、讲感情、讲义气之类的东西，就会格格不入。而国企里的思想工作传统，是含有许多中国文化传统的。只有在承认这一点上补充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才可能在中国大陆办好企业。
    三个丝宝人看梁先生                         
    记者和丝宝集团执行总裁郑明强先生进行了单刀直入的访谈。
    记者：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跟着梁先生创办丝宝这么多年，为什么始终甘居第二把手的位置？您没有想过要树大分丫？
    郑明强：我来丝宝之前，只是武汉市一家国营音像公司的营销员，是在梁先生的帮助下，我才一步步掌握市场终端营销理论，由一名普通丝宝员工成长为执行总裁，充分实现了自我。梁先生常常批评我，但是他的批评是真诚的，是帮助我，所以我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如果背叛他，离开他，可能我以后能嫌到很多钱，但是我的良心会永远不安。因为他对我的关心，超越了家人。我的心脏有点毛病，梁先生定期强迫我去医院检查，没有余地。我休息一天，就会积压许多事务，这会影响公司的经营，梁先生毫不计较，他一向以员工的健康为第一。再比如我的父母在香港，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在大陆，不能护理她。我一直想在深圳买一套房子，让我妈妈来深圳，我姐姐可以照顾她。梁先生知道以后，放下手中的工作，冒雨陪我来深圳选房。我妈妈一再叮嘱我：要好好做工作，要对得起丝宝，对得起梁先生。
    我对自己有一个正确评价，我是一个助手型的人才，我若去作一个老板，不一定是个好老板。接近梁先生后，最知道做一个老板所需要的综合素质。
    记者接连跟丝宝集团一经营总公司总经理吴勇男、丝宝集团办公室主任张义常进行了详谈，张义常把吴勇男来不及仔细表述的感想很好地表达了出来。
    张义常：原来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性要体现得多一点，我是以独立性格、独立的立场来观察社会，但是到了丝宝后，我又是一个企业人，就必须想到：我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应该保持，但是你同时也不能忘记自己已是一个企业人，要维护所在企业的利益。应该说知识分子要做，企业人要做，这是有双重身份的人，那么我在思维的时候，要兼顾两者，把两者融合在一起。这个新观念就是我在丝宝最重要的补分。梁先生经常说一句话：一个人是有想法还是没有想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有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梁先生考核干部，首先第一句就是他这个人有没有想法。
    记者；听说你到丝宝不到五年，就任总经理级干部，为什么进步这么快？
    张义常：要说我自己，可能比较认真利用一切时间主动补企业人这个分，补经营理论这一分。很多东西你只有想到别人的前面去，你才有可能走到别人的前面去。你连想都想不到，怎么能够做呢？我经常谈一个观点：所谓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堵漏洞。如果我这一块管理制度到位，能够严格一点，那么一年可能省一千万到二千万，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堵漏洞也是一种补分。
    武汉丝宝工业园是丝宝三大现代化生产基地之一，占地360亩，豪华的科研大楼和别墅似的员工宿舍把厂区点缀成人情依依的乐园。丝宝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秦杏甫的办公室就在一栋车间的二楼，所有的办公室都设立在生产车间里，是丝宝工业园的鲜明个性。
    记者：听说你在兰州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员工，却有效地监督了违法上级——一个首席代表，这种监督意识，你在国营企业的日子，是否也有？
    秦杏甫：对。1994年我管西北市场，有一个姓方的首席，当时在搞腐化，我一去就发现了问题，后来我给他一点穿，他受到了公司的处理，把钱都退了。我的反腐败意识，主要是在丝宝集团养成的。按梁先生的话说，我在丝宝补了反腐败的一分。我原来在国企里，一般是不会监督谁的，但在丝宝这样一个外资私营企业里面，我为什么变得敢说话呢？我觉得在私营企业里面，我不是要对哪个首席负责任，而是要对最高层老板负责，因为私营企业人格化的代表就是老板。我到这里来图发展，下面人有不正当行为，搞垮了企业，就伤害了我的利益。那我肯定要监督。而且这种监督负作用较小，风险较小，老板不会不理睬，不会转到被举报者手中。
    记者：这就是说，在国企里，职员最终对谁负责不太清楚。很多人只对顶头上司感恩戴德。不到闹矛盾时，是绝不去监督上级的。
    秦杏甫：国营企业的职工监督权肯定没有丝宝有力度。不知你看了《生死抉择》没有？国企里的有些人就没有监督权力。它可分为几种：一种是平民百姓，说话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不说；还有一种人他自己本身也是腐化者，他当然不会说；除了那个一身正气的李市长，他说了又有用。但是，这种人实在太少了。
    丝宝的性格　　
    记者：很平庸，没水平、没性格的人，不可能进到丝宝来，更不可能变成一个领导干部，这是个前提，既然你承认了这个前提，那么每个人的性格你就只能在承认它的前提下去协调它，补充它。这也是一种性格补分吧？
    梁亮胜：我不希望任何人改变他原有的性格，只盼他兼容新的个性。如果使丝宝的万名员工都只有一个性格，这将是悲剧。我们丝宝高层管理者每次开会没有不激烈争论的，不激烈辩论就没有创新思维，所以我允许他们吵，往往在吵的过程之中，可以碰撞出火花来，这火花就是灵感，就是创新。吵完了，我来总结，现场总结说出的话，可能伤害了一些人，一些人会显得得意洋洋，一些人会垂头丧气。我往往会这样说：散会。会后，我就分别做工作，我把这叫做沟通。以前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时带一种强迫性，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而现在我们丝宝的“沟通工作”是一种平等交流，心灵倾诉，使人心服，心灵感动，这样的沟通，才能建设队伍。
    记者：丝宝在发扬国企这一经验时，有些什么补分？
    梁亮胜：我们设立了“队伍建设办”，它相当于大型国企的组织部，我亲自任主任。“队伍建设办”的第一任务是加强思想工作，我一直强调要与全体员工密切沟通，沟通工作就是思想工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加入了现代行为科学，这也许是我们对“思想工作”的补分。我们创办的对开4版的“丝宝风”，每刊成为员工心灵沟通的一个固定园地。
    记者也曾经厌烦过传统国企的那些“思想政治工作”与组织程序，但现在不能不尊重事实：丝宝从12年前一家靠租地办公的二十几人的小企业，发展到今天年销售额过20亿人民币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它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方法是成功的。而丝宝所改良的全新的丝宝人更说明这种经济模式对人性进化的独特疗效。
    1999年8月17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欣然祝贺《梅花与剑》问世，用毛笔亲笔题词道：“成功的企业家必定是掌握现代企业文化的高手。”于老从哲学方法的高度创造丝宝企业文化的梁亮胜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梅花与剑》一书，汇集了他十几年来深刻阐述的19个名词与命题：拼搏、规矩、意识、提高、挑战、创业、树人、进取、尽责、落实、发展、开拓、沟通、气魄、台阶、跨越、创新、开源、领导。贯穿这些名词的一根红线就是“补分”、“补分”、再“补分”。
    梁亮胜在“进取”篇中说：“大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很难发生的。而在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一些小事情，如果我们每天都无怨言地、积极地去做一些小事情，一件一件的小事情积累起来，就会积累成大的事情。这种积累比做一件大事还要难，还要重要。”
    由是观之，我们也许真的应该重新审视近年被有些人完全彻底否定的那一套国企工作方法或社会主义思想——它们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还缺少一点最后的关键。这就警示人们：并非传统的东西皆不正确，而是传统的方法尚未用好，尚未补上它所欠缺的不足。正如我们曾经批判过的孔孟之道，今天已证明它们的一些主旨并非谬误，其基本理念其实是永存的，它们的弊端是还存在不足，只是99分，需要我们根据新时代的发展去补充那尚欠的一分。
    这是一种哲学的逻辑。
    我们对什么都不要轻易否定拒绝，对什么也不要轻易固步自封。

  《大地》 (2001年第二十四期)